我目不转睛地瞅着那条船。它亮着耀眼的灯光，停泊在塔霍河[2]上。我来到里斯本虽然已经有一个星期，可是对它那种无忧无虑的灯火通明还不太习惯。在我离开的那几个国家里，一到夜晚，个个城市都像煤矿一样漆黑，昏暗中的一盏提灯，简直比中世纪的瘟疫还要叫人害怕。我来自二十世纪的欧洲。
那条船是一艘客轮，这会儿正在往船上装货。我知道明天下午它就要出航了。在裸露的灯泡那刺目的光芒里，一箱箱的肉、鱼、罐头、面包，还有蔬菜正在被装进下面的货舱里；甲板上，搬运工人正在搬运行李，他们把一只只箱子和一个个捆包悄没声息地扛起来，仿佛它们一点儿重量也没有。那条船正在为出航做准备——如同洪水时代的方舟[3]一样。它确实是一艘方舟。在1942年的那几个月里，每一艘离开欧洲的船都是方舟。亚拉腊山[4]乃是美国，而洪水还在一天天上涨。很久以前，洪水就已经席卷吞没了德国和奥地利，现在波兰和布拉格也被淹没，而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哥本哈根、奥斯陆和巴黎也都沉在水下了，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已经闻到了一股渗水的味道，而西班牙也不再安全了。葡萄牙的海岸成了流亡者的最后希望。对他们来说，正义、自由和容忍远比家园和生计更有意义。这是通往美国的大门。要是到不了那边，那你就倒霉了，你就会注定要在领事馆、警察局、政府机关的丛莽之中奔走得精疲力尽，那里既不给你签证，也不让你得到工作和居留许可，那是一个拘留营、官僚习气、凄凉寂寞、怀乡病以及无处不在、叫人萎顿的冷漠的丛莽。在战争、恐惧和苦恼的时日，这变得稀松平常：作为个体的人不再存在了，只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一份有效的护照。
那天下午，我到埃斯图里尔[5]赌场去赌钱。我还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们便让我进去了。这是向命运讹诈的孤注一掷。我们那张葡萄牙的居留许可，再过几天就要到期，而露特和我都没有别的签证了。我们在法国曾经考虑过一些计划，草拟过一张可能去纽约的船期表。眼下停泊在塔霍河上的这条船，是我们的船期表上的最后一艘。可是早在几个月前，船票都已经卖光了。我们没有美国签证，连船费都还短缺三百多美元。我至少得试一试筹集这笔款子，用作为身在里斯本的一个外国人唯一还可以采用的办法——赌博。这是个荒谬的念头，因为即使我把钱赢到手，要让我们搭上那条船也还得出现一个奇迹。但是，在危急和绝望的时候，你会相信奇迹；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你也就完蛋了。我们还剩下六十二美元，结果我输掉了五十六美元。
夜已经很深了，码头区差不多没有什么人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发觉有个人就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最初，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随后他停下来，也开始朝那条船盯着看。又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流亡者，我想，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直到我发觉他正在看着我。流亡者对警察的恐惧是怎么也不会消失的，即使在睡着的时候，或者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时候——因此我就装出一副无动于衷又充满厌烦的神气，转过身子，挪步离开码头，走得慢悠悠的，如同一个毫无理由感到害怕的人。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我继续往前走，可并没有加快脚步，心里思忖，万一我被捕了，怎么才能让露特知道。码头尽头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如同一羽羽蝴蝶在黑夜里沉睡着，离得还太远，我没办法奔到那里消失在一条条湫隘街道的迷阵中间。
这会儿，那个人已经走到我身边了。他个头比我稍微矮些。“你是德国人吗？”他用德语问我。
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着。
“是奥地利人？”
我没有回答。我望着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觉得它们挨近得实在太慢了。我知道有些葡萄牙警察德语讲得很流利。
“我不是警察。”那个人说。
我不相信他的话。他穿的是便衣，可是在欧洲，我被这种穿便衣的人逮捕就已经有六次了。我有证件，还挺像模像样，是在巴黎由一位从布拉格来的数学教授给我做的，可是也经不起仔细的检验。
“我看见你在盯着那条船，”那个人说，“所以我很好奇……”
我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样子，他的确不像是一个警察，可是上次在波尔多[6]把我抓去的那个穿便衣的人，一副可怜样子，简直像是在坟墓里待了三天的拉撒路[7]，其实却是个最最残酷的家伙。他明明知道第二天德国人就要开进波尔多，却还把我关了进去，若不是几小时之后有个好心肠的典狱长将我释放出来，我可早就完蛋了。
“你要去纽约吗？”那个人问。
我没有搭理。只消再走二十米就行了。到那时，万一有必要，我可以把他击倒，自己撒腿就逃。
“这儿，”那个人说，把手伸进衣袋，“是搭乘那条船的两张船票。”
我看见那两张票子。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不清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不过我们走的路已经够多了。现在停下来也不会出什么事。
“这都是怎么回事？”我用葡萄牙话问他。我学了几句葡萄牙语。
“这船票你不妨拿去，”那个人说，“我不需要它们了。”
“你不需要它们？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再需要它们了。”我瞪着他看。我理解不了。他的确不像一个警察。如果他真要逮捕我的话，那也用不着搞这种异想天开的诡计。可是如果这两张船票是好用的，那他自己又为什么不用呢？而他又为什么要给我呢？有种什么东西开始在我心里颤动了。
“这船票我买不起，”我最后用德语说，“那要花一大笔钱咧。在里斯本，有钱的流亡者有的是，你要多少，他们能给你多少。你找错了人啦。我是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我不是要卖钱。”那个人说。
我又转过眼去望望那两张船票。“那是真的船票吗？”
他把船票递给我，没说一句话。它们在我手指中间窸窣作响。是真的船票。把它们拿到手，是关乎毁灭与得救的大事。没有美国签证，这两张船票我还不能使用，可我凭着它们毕竟还可以在第二天早晨再试一试——或者，至少我还能把它们卖掉。那就意味着可以多维持六个月的生活。
“我不明白。”我说。
“你不妨拿去，”他答道，“不要你一分钱。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里斯本。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的胳膊耷拉了下来。我知道这件事情太美妙了，简直不像是真的。“什么条件？”我问。
“今天夜里，我不愿意一个人待着。”
“你是要我跟你待在一起吗？”
“是的。一直到明天早晨。”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吗？”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没有别的条件了吗？”
“没有别的条件了。”
我难以置信地瞅着他。我知道，当然啦，像我们这种处境的人是会支持不住的，而孤独，有时候是会叫人难以承受。我知道这种对空虚的害怕心情，它袭击着那些世界已成为虚空的人。而我也知道，哪怕有一个完全素不相识的人来作伴，也会把一个人从自杀中挽救出来。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人们互相帮助原是理所当然的事，本来无需给什么报酬，更别说是这样一种报酬！“你住在哪儿？”我问。
他做出一个否定的手势。“我不愿意到那儿去。这个时候还有酒吧开着吗？”
“总该会有的。”
“没有供难民就餐的地方吗？像巴黎的玫瑰咖啡馆那样的？”
我知道那家玫瑰咖啡馆。露特和我在那边睡了两个星期。只消一杯咖啡的代价，老板便让你待在那儿，你爱待多久就待多久。你把几张报纸一铺，就可以睡在地板上。我从来不睡桌子；睡地板你怎么也不会摔下来。
“我一个地方也不认识。”我答道。这不是实话，可是你总不会把一个想要把两张船票送掉的人带到那么一个地方去嘛，在那个地方经常进出的人，为了要搞到那两张船票，会把灵魂都出卖掉。
“我只知道一个地方，”那个人说，“我们不妨去试一试。说不定那儿还开着。”
他向一辆孤孤单单停在那儿的出租汽车打了个手势，一面朝我看了一眼。
“好吧。”我说。
我们坐进汽车，他给了司机一个地址。我一心想让露特知道，那天夜里我不回去了。可是，我一坐进这辆黑乎乎的、有股臭烘烘味道的出租汽车，一种非常强烈、非常惊人的希望便向我猛袭过来，弄得我的头脑差一点发晕。说不定这一切确确实实都是真的，说不定我们的生命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正在发生，说不定我们就要得救了。这个念头一闯进我的脑海，我就生怕这个陌路人闪出我的视野，哪怕只有一秒钟的瞬间。
我们绕着剧院模样的商业广场[8]走着，过了一会儿，来到一条条坡形的小巷和梯级的迷阵中间，里斯本的这一带我并不熟悉。和往常一样，我熟悉的主要是教堂和博物馆——倒不是由于我多么敬爱上帝或者喜爱艺术，而只是因为在教堂和博物馆里，没有人来查看你的证件。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和艺术大师面前，你仍然是一个人——而不是什么带着可疑证件的个体。
我们走下出租汽车，继续往上攀登梯级和弯曲的街道。有一股鱼腥、大蒜、暗夜的花朵、消逝的阳光和睡眠的味道。初升的月亮底下，圣若热城堡[9]在黑夜中矗立在一边，月光如同瀑布一般泻落在梯级上。我转过身子，俯视着港口。下面是那条河，河是自由和生命，河流进海洋，而海洋就是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