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来，我眼前的这座城市看上去仿佛就像在另一个星球上。它与我相距仅有几公里，中间那条隔开我们的海峡窄得我几乎可以游过去，尽管如此，它对我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犹如有成群的坦克拱卫着它。保护着它的是二十世纪最坚固的堡垒：由各种有关证件、签证的清规戒律和官僚主义那冷漠而非人道的法律条文构成的壁垒。我置身在埃利斯岛[1]，时值1944年夏，眼前的城市是纽约。
埃利斯岛是我经历过的最温和的拘留营，人们在这里既不挨打也不受刑，不会因做苦工被折磨死，也不会被用毒气杀害。这里的伙食甚至也不错，还免费，也有能让人睡觉的床铺。虽然到处设有岗哨，但站岗的人几乎都很友好。移民美国的人但凡身份证件可疑或是不合格，都要先被扣留在埃利斯岛。光有美国驻欧洲使领馆的入境签证还不够，入境前还要经过纽约移民局的再次验证和确认，此后才有资格入境。倘若经检查不合格，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就得坐下趟轮船被遣返。然而遣返已经早就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欧洲在打仗，美国也参战了，德国潜水艇在大西洋围追堵截，现在已鲜有客轮驶往欧洲港口了。对遭到拒绝的移民来说，这也可能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样一来这些数年来到处漂泊、居无定所的人就有希望能在埃利斯岛多逗留一段时间。但这种安慰却被许多其他传言削弱了，如传说中的载满了绝望的犹太人的幽灵船，数月来这些船在洋面上到处游弋，无论它们想在何处靠岸，都遭到了拒绝。有些移民在古巴和南美港口亲眼看见了那些绝望者的面孔，他们在破败的轮船栏杆旁挤作一团、在关闭的港口前喊叫着祈求怜悯，他们是一群无望的现代的“漂泊的荷兰人”[2]，他们希冀躲过的是潜水艇和人类的无情，他们是一群虽生犹死的人和受到诅咒的灵魂，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生成了人并且想活下去。
拘留营中，精神崩溃已是屡见不鲜。奇怪的是，在埃利斯岛上，这种情况要比法国拘留营面临德国部队和盖世太保大兵压境时严重得多。这大概与法国当时严峻的死亡威胁有关，这种威胁如此之大，以致它能阻止精神崩溃的发生。相反，当已经近在咫尺的获救突然又变成海市蜃楼时，人们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精神崩溃者的数量继而剧增。然而在这里不像在法国有那么多自杀的，因为尽管有绝望相伴，希望还是足够大的。但是，哪怕是一位和善的核审员的审问都可以导致精神崩溃——流亡年代养成的不信任和警觉只要在瞬间稍有松懈，就会立即引起审问者的怀疑，这时被审问者就会为自己的疏忽而恐慌。而发生精神崩溃的人当中，男性总是多于女性。
这座近在咫尺而又难以企及的城市变为一种酷刑，它折磨人、引诱人，许诺而又食言。有时它仅仅是个面目不清的怪物，四周云雾缭绕，到处喧嚣着轮船的噪音，轮船就像是一群钢铁的鱼龙目古兽。夜深时，它又变换成一片惨白的月光笼罩之地拒人于千里之外，那成百上千的塔楼令它成为一座如幽灵般的巴别塔。然而，当万家灯火在傍晚相继点燃时，它又变为一块悬挂在地平线上闪烁的地毯，与欧洲那一片漆黑的战夜相比，令人感到异样和错愕。这时，休息室中常有流亡者起身离床，他们是被睡眠者的抽噎、呼噜和叫喊吵醒的，后者在梦中仍被盖世太保、宪兵和党卫军的杀手们追捕着。醒来的人三五成群聚在窗口，他们或喃喃自语，或一言不发地凝视着美国这片应许之地[3]那光怪陆离的灯光全景。此刻，他们那灼热的目光中所流露出的兄弟情谊和共同感受只能源自痛苦，而绝不可能出于幸福。
我有一本德国护照，有效期还有四个月。护照上的名字是路德维希·佐默，护照几乎可以说是真的。它是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来的，两年前那位朋友死于波尔多。因为我们俩的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都恰巧相符，从前的数学教授、现在在马赛[4]从事伪造护照工作的鲍尔劝我不要把护照上的名字改成我的。尽管流亡者中不乏出色的平版印刷工人，他们能为没有身份证的难民制作可用的证件，我还是听从了鲍尔的建议，放弃了自己本来的姓名。我的本名反正也快不能用了，它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废弃它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我的护照几乎是真的，只是我本人和照片中的并非一人。这方面的专家鲍尔给我讲过这样做的好处：一本改动太大的护照，即使做得天衣无缝，也只能经得住粗略的检查。任何设备稍好的警方实验室都能查出这类护照的破绽，而一旦露出马脚，等待我的只有监狱、驱逐或是更可怕的事。相反，一本真护照，即使拥有者是冒名顶替的，要想弄清真相也要花费数倍的调查时间。首先得与出具护照的机构联系、查明事实，但开战以来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所有与德国的联系都中断了。自那时起，专家们普遍建议最好改变身份，在印章上做手脚要比在名字上容易得多。我护照中唯一较大的差别是宗教信仰，佐默是犹太人，而我不是。鲍尔认为这不碍事。
“要是被德国人抓住了，您就把护照扔了，”他解释说，“因为您没割过包皮，[5]也许找个借口就能蒙混过关，而不必被用毒气杀害。而反过来，犹太人的身份在逃亡的路上对您又会有益处。至于不懂相关习俗，您可以解释说您父亲和您一向就是无神论者。”
三个月后鲍尔被捕了。持有西班牙领事身份证件的罗伯特·希尔施曾试图营救他出狱，但他晚到了一步，头天晚上鲍尔已被押往德国了。
在埃利斯岛，我遇到两位流亡者，以前我们见过几次面，都是在“苦路”[6]上。这条苦路是流亡者逃避希特勒政权的路程，它经由荷兰、比利时、法国北部至巴黎，在那儿，苦路就分了岔，一条经里昂到地中海沿岸，另一条经波尔多、马赛、比利牛斯山前往西班牙、葡萄牙，最后到达里斯本的港口。苦路的名字是那些走过这条路的德国流亡者起的。他们不仅要躲避希特勒的盖世太保，还不能让所到国家的宪兵抓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无有效证件，也没签证。要是被宪兵抓住，等待他们的就是关押、监禁和驱逐。许多国家至少还足够人道，不把他们遣返回德国境内，在德国，他们肯定会死在集中营里。只有少数逃亡者持有效护照，剩下的许多人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疲于奔命。没有证件他们也无法正大光明地工作，大多数人都要忍受饥饿、痛苦和孤独，所以他们把这条逃亡之路叫苦路。他们驻足的地方往往是城里的邮局和公路旁的白墙，他们希望在邮局里得到亲友在那里留给他们的信件[7]，公路旁的墙壁和房舍成了他们的报纸，上面有彼此失散的人用粉笔和煤块写下的寻人启事，还有警告、提示以及身处这一冷漠而惨无人道的时代的无助呐喊。战争即将接踵而至，而在战争中盖世太保与宪兵常常狼狈为奸。
埃利斯岛上那两位流亡者中的一位，是我当年在瑞士边境结识的，那里的海关人员一夜之内四次把我们赶往法国境内，而法国的边境人员又把我们赶了回来。天气很冷，最后拉比诺维茨和我终于说服瑞士人把我们关进监狱。瑞士监狱中有暖气，那简直就是天堂，我们真希望整个冬天都能在狱中度过。但瑞士人却如现实一样的冷酷，不久之后他们就从提契诺州[8]把我们赶到了意大利，在那儿我们俩分了手。这两位流亡者在美国有亲戚，亲戚替他们出了经济担保，所以几天后他们就被释放，离开了埃利斯岛。告别时拉比诺维茨向我保证，会在纽约寻找苦路上认识的其他熟人替我想办法。对此我不抱任何希望，这不过是一种惯常的许诺，一旦他自由了就会把这种许诺忘得一干二净。
我并不感到不幸。几年前我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博物馆学会了打坐，可以毫不惊慌一连几小时静坐在那里。那时，我能够控制自己以进入无意识状态，这几乎与自我暗示类似。我以这种方式进入一种倦怠的忘我境界，这种境界令漫长而紧张的等待变得可以忍受了一些，因为在一种特别荒谬的幻想中，这种等待最终似乎确实与我不再相关了。这样，我才没有被漆黑斗室中的孤寂压垮，我在那里躲藏了数月。当盖世太保对布鲁塞尔进行地毯式排查来搜捕流亡者时，那家博物馆的馆长把我藏在了馆中。我只有早晚能见他片刻，他给我带来些许食物，晚上闭馆后他放我出来。白天那间斗室上着锁，只有馆长才有钥匙。每逢有人走过走廊时，我不能咳嗽、打喷嚏或是弄出别的响动。做到这些并不难，但一旦危险真的临近时，恐惧引起的精神焦虑从一开始就很容易令人惊慌失措。所以我防患于未然，练静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锻炼出足够的精神力量以抵抗震惊的冲击。有一段时间，我开始不再看手表，以致我有时辨不出白天黑夜，特别是星期天馆长不来博物馆的时候。但不久之后，我又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我这样太容易失去仅有的一点心理平衡而陷入自暴自弃的泥沼了。我反正一直离自暴自弃不远，没有走这一步，不是因为对生活尚存信心，而是期盼着复仇。
一周后，一位干瘦而羸弱的男子与我搭讪。他拎着一只绿色的鳄鱼皮公文包，看上去像个律师，那些穿梭于拘留营活动大厅的律师活像一群振翅飞翔的乌鸦。
“您是路德维希·佐默吗？”
我充满疑惑地望着他，他说的是德语。“问这干吗？”我反问道。
“您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路德维希·佐默吗？”那男子爆发出沙哑的笑声，满是褶子的灰脸上一嘴不同寻常的大白牙格外扎眼。
这时，我想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这我当然知道，”我回答说，“可您为什么要打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