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给了共产党人

艾拉·林戈尔德的哥哥默里是我高中的第一位英文老师，我就是通过他结识艾拉的。1946年默里刚退伍，楔入战役[1]中他在第17空降师服役；1945年的3月，他参加了那次著名的标示欧洲战役开始收尾的空降，降落到莱茵河对岸。那些日子里，默里粗犷不逊，秃头，个头不像艾拉那样高，但四肢颀长，体格强健，他看守着我们，总是一副清醒的神态。他举止态度方面完全自然大方，不过言谈上却是用词洋洋洒洒，几乎给人一种智力上的逼迫感。他最喜好释义明理，让我们理解事物，我们谈及的每一个话题，他都细细分解，到达根本，其精细不亚于他在黑板上用图解法分析句子。他的专长在于使对知识的求索生动起来，即便是在严谨的求证分析中，在以他那明了的方式朗声分析我们的所读所写时，也充满着叙事魅力。

林戈尔德先生将他的强健体格和出色的活跃思维带进课堂，使教室里洋溢着自发与开放的气氛，这对一帮将要被教训得听话懂礼的孩子来说，真是一种启迪。他们尚未懂得遵守老师订下的行为规范与智力发育并无关联。你题答得不对，一个黑板擦就朝你掷过来，他这可爱的癖好，要比他自己或曾设想过的还有意义。或许也并无这般重要。也许林戈尔德先生非常清楚，像我这样的孩子要学会的不仅在于如何准确地表达自己，培养对语言的敏锐触觉，也应学会如何做到不驯而不失之愚鲁，如何不会城府太深，不过于循规蹈矩，学会如何将阳刚的生命力自对聪明孩子威慑最深的体制规矩中解放出来。

在默里·林戈尔德这样一位男性高中教师身上，令人感受到那种有性别色彩的力量，没有被对信仰的虔诚所更改的男性威力；在默里·林戈尔德这样一位男性高中教师身上，令人看到他职业的神圣使命，他不曾迷失于美国式漫无边际飞黄腾达的梦想，他与学校里那些女教师不一样，他可以随便干些别的什么，他却选择做了我们的老师，以此为终生的职业。他整日孜孜以求的，就是和他能影响的年轻人在一起打交道，并由他们的回应中获得一生最大的乐趣。

他大胆的课堂风格对我的自由观留下的印记，在那个时期并不明显。一个孩子尚不会那般去看待学校、教师以及自己。但是刚萌芽的对于社会意义上独立自主的渴望，应该多少是由于默里的榜样而滋生。我把这点对默里讲了。那是在1997年7月，自1950年高中毕业后第一次碰到默里。他九十岁了，却显然仍是那位既无自嘲亦不做作地在学生面前代表着格言“管他的”的老师，他教给学生，若要逾越规矩，不必非得作艾尔·科朋，你只须思考即可。“人类社会里，”林戈尔德先生教我们，“思维是最伟大的逾越。”“批——判式的思——维，”林戈尔德先生说着，将每个音以指节在桌面上叩击出来，“是终极的颠覆。”我告诉默里，从很早起就从他这样一个丈夫气的人那里听到这点，并看到他将此演绎出来，这给我的成长提供了最可珍贵的提示。我这样一个来自外省的高中生，向来在庇护之下，而心性颇高，渴求理性，向往着有所作为又不失自由，那时对此虽似懂非懂，却紧紧握住不放。

默里则把我少年时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他弟弟的个人生活全都讲给我听，那是巨大的不幸，闹剧充斥其间。如今艾拉死去有三十多年了，可默里仍不时为此陷入沉思。“那些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毁了，为了信仰，毁于政治，毁于历史。”默里说，“但我不记得有谁是像艾拉那样被击垮的。不是倒在他本应该自己挑选的伟大的美国战场上。或许，不论意识形态，政治和历史的因素，真正的灾难，其本质总是一个人的不幸吧。生活在将人降低压小方面的作为可不容你有任何怀疑。生活剥去人的意义令人的尊严丧失的手段可真是数不清，你真得为此向它致敬。”

当我问起时，默里也告诉我他是如何被剥去了他的意义。我知道故事的大概，但对细节所知甚少。因为我在1954年大学毕业以后也开始服兵役，有多年不在纽瓦克，而默里所受的政治迫害到1955年5月才开始。开头，我们聊的是默里的故事。直到下午将尽，我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共进晚餐，此时，他才仿佛与我有了一种共识，认为我们的关系更亲近了一层，若接下来坦率地谈谈他的弟弟也无什么不妥。

我住的新英格兰西部附近，有一所叫做雅典娜的小型院校，为老年人开设为期一周的系列暑假课程。九十岁的默里报名作学生，上一门名为“莎士比亚在千禧年”的课程。我就是这样在他抵达的星期日那天在镇上碰到了他，我没认出他，幸好他把我认出来了。就这样，我们一起度过了六个夜晚。就这样，过往此次重现，寄身于一位老人身上，他的才干即是在于从不为自己的不幸盘桓多想一分一秒，并且除了正经的话题，仍不愿将时间虚掷在空谈上面。无论时光将他昔日运动员般的体格吞噬得如何一干二净，他的个性却仍因了一股鲜明的执拗劲而保持着饱满。看着默里用他那无遮无拦认真严谨的语调谈着，我想，这就是了——人类的生命。这就是持久的生命力了。

1955年，自收音机上播出将艾拉列入共产分子黑名单后大约四年，默里被教育委员会从教职上辞退下来，理由是他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经过纽瓦克作四天听证时拒绝合作。后来他复职了，但是历经了六年的诉讼，终以州最高法院五对四的裁决获得复职，归还欠薪，扣去六年来他做吸尘器推销员养家的收入。

“不知道还能干什么，”默里说，微笑着，“就卖吸尘器吧。挨家挨户。把满满一缸烟灰倒在地毯上，然后再给他们收拾干净。给他们收拾整所房子。就这么把东西卖掉的。我那时候把新泽西大半的房子清扫过了。内森，有不少人对我不错的。我有妻子，她常常要花钱治病，我们还有个孩子，可是我得到了颇多的生意，把吸尘器卖给很多人。多丽丝也不管她脊椎有毛病又去工作了。回到医院的实验室。干验血的工作。最后管理实验室。那时候技术工作和医学研究还不分家，多丽丝全都干：抽血，做抹片。用显微镜，很有耐心，很仔细。受过专门的训练，观察力敏锐，做事精确，知识丰富。她常从我们街对面的贝思·伊思雷尔医院穿过马路回到家，穿着实验服做晚饭。据我所知，从来只有我们家是把色拉酱盛在实验室用的烧瓶里。爱伦美氏瓶。我们用移液管拌咖啡。家里所有的玻璃用具都来自实验室。我们穷困潦倒的时候，是多丽丝在撑着。我们一起对付过来了。”

“他们找上你是因为你是艾拉的哥哥吧?”我问他。“我一直这么以为。”

“我也说不准。艾拉是这么想的。或许他们找上我，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从来都没有个教师该有的样子吧。或许即便没有艾拉，他们也会找上我。起初我可是个狂热分子，内森。满腔热情，要树立职业的尊严。那可能是最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我开始教书的时候，作为教师得受到何等的轻侮，你无法相信。给当成孩子一样。上级告诉你什么，什么就是法律，不容置疑。得这个钟点到，要按时签到。在学校里待极长时间。下午和晚上还随时有差事，虽然合同里不包括这个。各式各样不值一提的那一套。你感到被贬低了。

“我投入到组织工会的活动里，很快升到委员会的领导圈，是董事会任职。我做事直来直去，我得承认，有时候并不多加思索。我以为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致力的是让教师获得尊重——为了他们的劳动，获得尊重和合理的报酬。诸如此类的事情。教师的薪水，工作条件，福利都大有问题……

“教育厅长不是我的朋友。我在反对提他做厅长的运动里头很卖力。我支持另一个人，那人输了。我从不讳言与这混蛋的对立，因此他对我恨透了。1955年，解聘的时候到了，我被叫到市里头的联邦大厦，参加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会议。去作证。主席是个叫沃特的议员。同来的还有两名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三个从华盛顿来，带着律师。调查共产主义在纽瓦克市各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还是调查他们所说的在劳工和教育界的‘党派的渗透’。那时这股听证风席卷全国，不管是底特律、还是芝加哥。我们知道要到这里的。无可避免。他们在一天里头对付了我们教师，最后一天，5月的一个星期四。

“我作证时间五分钟。‘你现在是不是或者曾经是……?’我拒绝回答。哦，为什么不回答呢?他们说。你没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不证明自己清白呢?我们就要些检举揭发而已。我们到这里来就为了这个。我们是立法机构，不是刑罚机构。如此这般。但是据我对人权法案的理解，我的政治信仰与他们无关，我就这么对他们说的——‘与你们无关’。

“那周前几天，他们找过电业工人联合会，艾拉在芝加哥时候的老工会。周一的早晨，一千名联合会成员租了车自纽约来到调查委员会成员住的罗伯特酒店，包围酒店抗议示威。《星条报》这样描述示威者，‘敌对势力反对国会调查，发起入侵’。不是由宪法赋予权利的合法示威，而是入侵，如同希特勒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一般。委员会里一位国会议员对新闻界指出——对他的言论里隐含的非美国成分没有丝毫的惭愧——很多示威者在用西班牙语喊叫，在他看来，这证明他们对打着的牌子有何意义并不明白，他们只是无知做了共产党的‘傀儡’。而纽瓦克警局‘反颠覆科’将他们监控起来了，对此他深感宽慰。车队回纽约的途中在经过了哈得孙镇后，据报道那边的某警察称，‘如果我知道他们是赤色分子，早就把他们一伙人全关起来了。’到我在星期四里头第一个被传讯时，当地的气氛就是这样的，新闻媒体里也是这样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