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夏天，我的邻居科尔曼·西尔克——他直到退休前两年在附近的雅典娜学院担任了二十多年的古典文学教授，并兼任负责教务的院长超过十六年之久——悄悄对我说，他七十一岁，正和学院里一个三十四岁的清洁女工私通。她还一周两次给乡村邮政局打扫卫生。那是个灰色的小板屋，就像远在30年代为那些来自大沙窝的流动农业工人家庭遮挡沙尘暴而搭盖的窝棚，孤独凄凉地蜷缩在加油站和百货店对面。门前悬挂美国国旗的地方是两条马路的交叉口，那两条马路标志着这座山区小镇的商业中心。
科尔曼第一次见到这女人时，她正在邮局拖地板，那天他很晚才过去取信，只差几分钟就要打烊了。她是个瘦高、棱角分明的女人，发灰的黄头发被使劲拽到脑后，扎成一个马尾辫，五官如同刀削般严厉，属于那种传统观念中严守教规、勤俭持家、在新英格兰严苛的早期吃尽苦头却忍辱负重、从不越轨的殖民时代的铁娘子。她名叫福妮雅·法利，无论心中有着多少悲苦，她都将一切隐藏在一张毫无表情、同时又毫无保留地倾诉着无限孤独的皮包骨的面孔后。福妮雅租住在当地牛奶场的一间屋子里，以帮忙挤奶支付房租。她受过两年中学教育。
科尔曼向我吐露有关福妮雅·法利以及他们之间秘密的那个夏天，无独有偶，正是比尔·克林顿的秘密（包括它最后一个令人羞辱的细节）浮出水面的夏天——从头到尾每一个活生生的细节，一切的鲜活味儿，犹如坏疽，都被辛辣、详尽的数据揭发出来。自从有人在过期的《阁楼》杂志的封面上偶然看到新任的美国小姐的裸照以来——那些她优雅地跪着和躺着的，致使这位蒙羞的小姐放弃桂冠、最终成为大红大紫流行歌星的照片——我们还不曾有过一个像那样的夏天。1998年的夏天，在新英格兰应该是酷暑加骄阳，而在棒球场上，则该是一个白色本垒打战神和一个褐色本垒打战神之间所进行的神话般的比拼，然而那个夏天席卷全美的却是虔诚与贞洁的大狂欢，因为突然，恐怖主义被口交所代替：一位精力旺盛、面相年轻的中年总统和一个举止轻狂、使人神魂颠倒的二十一岁雇员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像两个十来岁孩子在停车场上调情似的。这使得美国最古老的公众再次燃起了激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许是它最为不可靠、最具颠覆性的快感：伪君子的狂喜。国会里、报纸上、网络中，随处可见满腔正义、哗众取宠、渴望指责、哀叹和惩罚的小爬虫四出游说、唇枪舌剑、大肆说教：全都处于霍桑（19世纪60年代他住在离我家门口没有几英里远的地方）早在建国初期就认为是“迫害精神”的处心积虑的狂热之中；全都热衷于颁布严峻的净身仪式，以抑制官员们的勃起，因而使利伯曼参议员十岁的女儿能够重新舒适安全地和她窘迫的爸爸一道观赏电视。不，如果你没有经历过1998，你是不会明白什么叫做伪道德的。联合保守派报纸专栏作家威廉·F.巴克利写道：“当阿贝拉尔那么干的时候，阻止它再次发生是有可能的。”他暗指总统的恶行——巴克利在别处称之为克林顿的“失禁的肉欲”——是诸如弹劾那样温和的手段难以治愈的，不如对他施以20世纪的严惩，如同仁富尔伯教士挥舞着大刀去惩戒阿贝拉尔那样，因为阿贝拉尔教士犯了秘密引诱富尔伯的侄女处女海洛伊丝并与她结婚的罪行。不像霍梅尼处死萨曼·拉什迪的追杀令，巴克利对惩治性腐刑的垂涎并不带有任何对预期行凶者金钱的悬赏。然而，其动机比之于精神领袖的动机在精神上却是毫不逊色的苛刻，并且代表着同样崇高的理想。
这便是那个美国的夏天，令人作呕的场面再次出现，插科打诨无了无休，揣测、推理、夸张没完没了，对孩子解说成年生活的道义废止了，宁可让他们保留对成年生活的一切幻想，人性的渺小简直不堪负荷，某种恶魔在这个国家被释放了出来，双方都惊愕不已：“我们怎么会如此疯狂?”而无论男女，早上一觉醒来却统统发现，夜里，在一种超越忌恨的睡眠状态下，他们都梦到比尔·克林顿的厚颜无耻。我自己则梦到一面大旗，仿佛是一幅基督画像，以达达派手法，将白宫从东到西包裹起来，上面撰写着如下铭文：这里住着的是一个人。这就是那个夏天，即使破烂摊、残害他人肢体罪或大杂烩都被十亿次地证明比这个人的思想或那个人的道德更为精妙。就是在那个夏天，人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位总统的阳具，而他的生活，以其所有无耻的污秽，又一次使得美国不知所措。
有时星期六科尔曼会给我拨个电话，请我在晚饭后从我住的山的另一侧开车过去听音乐或玩牌，一点赢一美分，或喝点杜松子朗姆酒，或在他的起居室里闲坐一两小时，啜饮科涅克白兰地，帮他度过这总是他一星期里最难熬的夜晚。到1998年的夏天，他已经在这儿独居——一个人待在这幢他和妻子艾丽斯共同养育了四个孩子的又大又老的白色木板房里——将近两年了。艾丽斯突发中风死去的那个晚上，他本人正为班上两名学生指控他犯有种族歧视罪而日日夜夜与校方争战不休。
科尔曼那时已在雅典娜度过他整个的学术生涯，他是一个直率、机智、稳健儒雅，颇具大城市风度的男子，魅力十足，既是一名斗士，又善于实际操作，很难和迂腐的拉丁或希腊文教授的原型相吻合（他身为一名年轻助教时，便不拘一格，创立了希腊、拉丁口语俱乐部，此乃见证）。他受人推崇的古希腊文学（译文）概论课——名叫GHM，这三个字母分别代表上帝、英雄和神话——广受学生好评，因为他的言谈举止无一不直截了当，以诚相见，同时又在学术层面上极具说服力。“你知道欧洲文学是怎么开始的吗?”他在第一堂课点过名后发问。“以一场争吵开始。全部的欧洲文学起源于一场争斗。”然后，他拿起他的那本《伊利亚特》对全班朗读头几行，“‘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喀琉斯招灾的愤怒……从他们，阿伽门农王和伟大的阿喀琉斯，第一次争吵开始。’那么，他们为了什么而争吵呢，这两个狂暴威武的汉子?就跟一场酒吧里的骂架同样原始。他们为一个女人而争吵，事实上还仍是一个女孩——一个从他父亲家里偷出来的女孩，一个在战争中被劫持的女孩。Mia kouri——诗文中是这样描写她的。Mia，在现代希腊文里，是不定冠词‘a’；kouri，或女孩，在现代希腊语中演变成kori，意思是女儿。此刻，阿伽门农一定是不再喜欢他的妻子克鲁泰奈丝特拉，而喜欢上了这个姑娘。‘我喜欢她胜似克鲁泰奈丝特拉，’他说，‘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这就足以说明他为什么不愿放弃她，对吧?当阿喀琉斯要求阿伽门农把女孩交还她父亲以平息阿波罗的怒气时——阿波罗神对劫持她的种种手段已怒不可遏——阿伽门农断然拒绝：他只有在阿喀琉斯把自己的女俘拱手相让的条件下，才会答应，以此凌驾于阿喀琉斯之上。亢奋的阿喀琉斯是自古作家所津津乐道的爆炸性的野人中最具易燃性的一个，特别是当事态关系到他的威望和他的胃口时，他是战争史上最神经过敏的杀戮机器。众口交赞的阿喀琉斯由于名誉受到怠慢，顿时翻脸不认人。伟大、英勇的阿喀琉斯，面对侮辱——得不到女俘的侮辱——一气之下，索性置身度外，悍然将自己置于集体之外，而他却是此集体光荣的捍卫者，一刻都不可或缺的。那么，一场争吵，一场野蛮的为夺得一个年轻的姑娘，为受用她青春的身体，为满足贪婪的性欲而爆发的争吵，无论如何，损伤了一名如同能源库般的武士王子的生殖器权利，而这场有关男性生殖器尊严的官司，便是伟大而富有想象力的欧洲文学的起源，同样也是为什么近三千年后，我们今天还要从这儿开始……”
科尔曼在被录用时，是雅典娜学院屈指可数的犹太人之一，也许还是美国最早被允许在古典文学系授课的犹太人之一。几年前，在雅典娜，这位孤独的犹太人还曾经是一部几乎已被遗忘了的短篇小说的作者，当时我自己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四处碰壁，渴望寻求一位师长的提携，曾上这儿来进行过一次值得纪念的参拜。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科尔曼都是第一位，而且是唯一一位在雅典娜担任院长的犹太人；到了1995年，为了将自己的事业在课堂里画上圆满的句号而辞去院长职务后，他重新开始在由德芬妮·鲁斯主持制定的语言和文学联合大纲的庇荫下，教授他曾使得古典文学系为之倾倒的两门课。科尔曼在担任院长期间，获得一位雄心勃勃的新校长的全力支持，他接管的是一个遭冷落、死气沉沉、犹如“沉睡谷”的学院，但他促使它——并不排斥高压手段——告别了绅士田庄的形象。他大胆激励教职员中的老朽提前退休，同时招募雄心勃勃的年轻副教授，并彻底改革了课程设置。毋庸置疑，在他退休之后，顺理成章地，自然而然地，将会为他出纪念文集，建立科尔曼讲课系列研讨学会，以他的名义设立古典文学席位，而且，也许由于他对这地方在20世纪中的复兴所起的重要作用，文科楼，甚而至于北大楼，学院的标志性建筑，将会在他死后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在这小小的、他度过大半生的学术世界里，他将早已不再遭人怨恨，不再引起争议，甚或都不再令人畏惧，而是永远享受着正式的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