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生一副亲娘老子给的炮筒子脾气,一点即着。就为这个,打念小学那会儿起,没少吃过亏。
念小学那会儿,我从学校的二楼跳下去过,结果一整个礼拜直不起腰来。或许有人要问了,干吗这么不要命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那天我在新盖的二楼上探头探脑地张望,有一个同学撩拨我说:“你威风什么?再威风,也不敢跳下去吧!”紧接着,别人就开始“胆小鬼!胆小鬼”地瞎起哄。一见如此,我就一咬牙一跺脚,跳了一个。
校工背我回家时,我老爸瞪大了眼睛呵斥道:
“跳个二楼就直不起腰来啦?没出息的东西!”
我立马顶了他一句:“你等着,我下回跳个直得起腰的给你看!”
有一回,一个亲戚送了我一把西洋造的小刀。我对着阳光给伙伴们看那漂亮的刃口。有个小子偏要跟我抬杠,说:
“看着倒是光亮亮的,可中看不中用,切不了东西。”
我一听就火了,说:
“怎么就切不了东西了?什么都能切!”
“那切你的手指头试试。”
那小子存心挤对我。
“怎么着?不就是切个手指吗?瞧好了!”
说着,我往右手大拇指的指甲上斜着切了一刀。幸好那刀子毕竟太小,而我的手指骨又很硬,所以大拇指至今还连在手上呢。不过,这道伤疤许是到死都褪不掉的了。
从我们家的院子往东走二十来步,到了尽头的南坡上,有一片菜园子,正中间长着一棵栗子树。这棵树对我来说,可是比性命还要宝贵。栗子成熟的季节,我总是早上一起身便跑出后门,捡拾起掉落在地上的栗子,然后带去学校里吃。菜园的西侧与“山城屋”当铺的院子相连,那当铺里有个十三四岁的小子,名叫勘太郎。这个勘太郎自然是个孬种,可孬归孬,竟然也会翻过竹篱笆墙,到我们家的地盘上来偷栗子。
有一天傍晚时分,我躲在折叠门的背后候了半天,终于逮到了前来偷栗子的勘太郎。那会儿,勘太郎眼见得已无路可逃,便不要命地朝我扑来。这小子比我大两岁呢,虽说是个孬种,倒也有股子牛劲儿。他用秃脑门顶住我的胸口,步步进逼之际,忽地一滑,整个脑袋竟钻入我那件夹袄的袖筒里了。我的胳膊被他的脑袋别住,使不上劲儿,于是我拼命地挥动手臂,而勘太郎的脑袋也跟着左右摇晃。后来那小子实在憋不住,在袖筒里一口咬住了我的胳膊。我疼痛难忍,将勘太郎一直推到了竹篱笆的墙根处,脚下使了个绊子,将他撂倒在他家院子的那一侧。由于“山城屋”院子的地面比我家的菜园子要低那么六尺[1],倒下去的时候压塌了竹篱笆。他“啊”地大叫一声,以倒栽葱的方式跌进了自家的领地。勘太郎摔下去的时候,顺势扯掉了我夹袄的一只袖筒子,我的胳膊这才恢复了自由。当天晚上,我老妈去“山城屋”跟人家赔礼道歉,顺便要回了那只袖筒子。
要说我闯过的祸,还远不止这些呢。
我有一次领着木匠家的兼公和鱼店的阿角糟蹋了茂作家的胡萝卜地。胡萝卜苗尚未出全的地方,上面苫着一层稻草。我们三个在那上面练了半天相扑,结果把下面的胡萝卜踩了个稀巴烂。
还有一次,我把古川家水稻田里的井给堵上了,结果人家找上门来算账。那口井其实是个将打通了竹节的粗毛竹深埋于地下,引出水来浇灌稻田的装置。我那会儿根本不懂那是个什么玩意儿,只管将石块啦、半截子木棒啦一股脑儿地往里填,直到水冒不出来了才回家去吃饭。哪知刚端起饭碗,古川那家伙就满脸通红、大声咆哮着闯进了我家。记得那一回是赔了钱才把事情摆平的。
在家里,我爸一点儿也不疼我,我妈只会一个劲儿地袒护我哥。我哥长得细皮白肉,喜欢学戏——学戏倒也罢了,还喜欢男扮女装演花旦。老爸看到我就说:“你这小子反正是没出息了。”老妈则说:“无法无天的,今后该怎么办呀?”
没错,我确实没什么出息,反正就这模样了。担心我的未来也一点儿不奇怪,因为我活着不图别的,只要不蹲大狱就好。
在老妈生病去世前的两三天吧,我在厨房里翻筋斗,肋骨撞到了灶台,疼得眼前满是金星。我妈见了大动肝火,气得不行,说:“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于是我住到了亲戚家里,可谁知一会儿工夫我妈的死讯就追来了。我没想到她这么快就死,早知她的病有这么重,我应该安分一点。就这样,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又回到了自己家。不料我哥竟然说我不孝,还说是因为我,我妈才死得这么早的。我憋屈得不行,抽他一个大嘴巴,结果又挨了我爸一顿臭骂。
我妈死后,我就跟我爸和我哥三人一块儿过日子。我爸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见到我就说:“你小子算是废了,废了。”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我怎么就废了呢?到现在也不明白。摊上这么个爸真是天晓得。我哥说要当什么实业家,一个劲儿地啃英语。他天生一副娘娘腔,性格又狡猾,我跟他合不来,基本上以十天一次的频率干架。有一次我跟他下将棋,他打埋伏,使黑手,作弄了人还得意洋洋地说风凉话。我一时怒从心起,将手里捏着的一枚“飞车”拍到了他的脑门上。他额头上磕破了点皮,稍稍出了点血,可居然小题大做,去老爸那儿告我的状。老爸不分青红皂白将我痛骂一顿,还说要将我逐出家门,与我断绝父子关系。
见他说得如此绝情,我心灰意冷,心想,逐出家门就逐出家门,断绝父子关系就断绝父子关系,谁怕谁呀?可家里有一个已经跟了十来年的女佣,名叫阿清的,听说了这事儿以后,她哭得跟泪人儿似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在我爸跟前替我求情,他的心头之火也就慢慢平息了。尽管这样,我也并不怕他,心里反倒觉得挺对不住这个叫做阿清的女佣。
据说这女佣原本也是极有来头,但幕府倒台后家道中落,这才出于无奈,最后到别人家来做帮佣。当时她也颇上了点年纪,够得上称一声老婆婆了。也不知哪来的缘分,这个阿清非常疼爱我,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这人向来不讨人喜欢,就连我妈也在临死前三天不再对我抱有任何好感。我爸反正是一年到头都讨厌我。街坊邻居也都斜着眼瞧我,只当我是个惹是生非的捣蛋鬼。所以别人不把我当根葱,我倒也没觉得什么。可说来奇怪,只有阿清婆拿我当个宝贝,事事都宠着我、护着我,反倒让我心里不着不落的。
阿清婆在厨房里见左右没人,总要夸上我几句,说什么“你天性耿直,心眼儿正”。可是,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弄不明白。如果说我是秉性好,那么除了阿清婆以外,别人也该待我再好一点才是啊。所以每当她这么夸我时,我总是回答说:“我可不吃马屁。”于是阿清婆就会接:“所以说你心眼儿正嘛。”说完,还乐滋滋地端详我。那股得意劲儿,就像我是她一手造出来似的,叫人心里怪不舒服的。
老妈死后,阿清婆就越发疼我了。我那会儿还是个孩子,哪懂得什么人情世故,可有时也纳闷:干吗要对我这么好呢?何必这么疼我呢?真无聊!可又觉得自己这么想,不就是将人家的好心当作驴肝肺了吗?挺对不住她的。
然而,不管我的小心思怎么转,阿清婆还是始终如一地疼我,时常用她自己的零花钱买金鳄烧或红梅烧[2]给我吃。冬天里她会悄悄买好了荞麦粉,遇上寒冷的夜晚为我做荞麦糊吃。常常是我已经睡了,她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荞麦糊端到我的枕边来。有时还会买砂锅乌冬面。不光是买东西给我吃,她还给我买袜子,买铅笔,买笔记本。有一次她甚至借给我三块大洋[3]!——不过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这可不是我开口跟她借的,是她主动到我房间里来,说:
“你也没个零花钱用,太苦了。这点钱拿去吧。”
我当然说不要,可她非给我不可,我也就顺水推舟了。说实话,其实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我将这三块大洋放入钱包,揣进怀里就上茅房去了。谁知一进去刚要解手,只听得“扑通”一声,钱包掉粪缸里了。没法子,我磨磨蹭蹭地出了茅房后,只得一五一十地跟阿清婆坦白。阿清婆二话不说,立刻找了根竹竿来,一定要帮我捞上来。过了一会儿,井台边传来“哗哗”的声响,我出去一看,见阿清婆正在用水冲洗那个被竹竿叉住了系带的钱包呢。接着,她打开钱包,从里面取出了三张一元面值的钞票。只见那钞票已经变成了棕色,图案也有些模糊不清。阿清婆在火盆上将钞票烤干后交给我,说:
“这下行了吧?”
我捏起来闻了一下,说了声“真臭”。阿清婆说:
“好吧,我去给你换来。”
也不知她上了哪儿,使了个什么办法,竟用那三张钞票换了三个银元来。
那三个银元我到底是怎么花掉的,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说过“马上就还你”,却一直没还。事到如今,即使我想加十倍奉还,也还不了了。
阿清婆给我东西,必定是背着我爸和我哥的。可我这人最讨厌的就是背着别人独自占便宜。我和我哥合不来,这不假,但也不愿意阿清婆偷偷只给我点心或铅笔。我问过阿清婆,为什么不给我哥。她若无其事地说什么“你爸爸会给你哥买的,不用管他”。她这话自然是不公正的。老爸尽管对我成见很深,倒也还没这么偏心眼儿。不过,或许在阿清婆的眼里,他就是个偏心眼儿。其实,她无疑是被自己对我的疼爱遮蔽了双眼。对于一个原先也有头有脸却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老婆婆来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