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美国人

晚饭过后，我坐在卡提拿街[3]的房间里等派尔。他说过“我最晚十点会来找你”，一直等到午夜时分，我再也坐不住了，便下楼走到街上。楼梯口坐着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太婆：现在是二月时节，我猜她们是觉得在床上待着实在太热了。一个三轮车夫缓慢骑向河畔，我可以看到人们先前卸下新运来的美国飞机的地方灯火通明。在这条长长的街道上，找不到任何派尔的踪迹。

当然，我对自己说，他可能被某些原因耽搁在美国使馆，但若真是如此，他一定会给餐馆打电话的——对于这些细节，他一向十分在意。当我转身回屋时，看见隔壁门口有个女孩儿也在等人。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见那条白色的丝质长裤和印花长旗袍，只通过这两样，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她以前经常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等我回家。

“凤。”我说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凤凰，但如今一切并不如神话所言，没有什么能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在她告诉我之前，我便知道她也在等派尔。“他不在这里。”

“我知道，我看见你自己一人在窗口。[4]”

“你不妨上楼等，”我说，“他很快就来了。”

“我可以在这里等。”

“最好别。警察会把你抓走的。”

她跟我上了楼。我想开几个有讽刺意味、惹人生厌的玩笑，但考虑到无论是她的英语还是法语，都还没有好到能够理解这些嘲讽。并且，说来也怪，我本来也没有要伤她心的意思，甚至也不想伤害自己。我们走到楼梯口时，那些老太婆都把头转向一旁，待我们走过去之后，她们的音调再次升高，仿佛是在合唱一般。

“她们在说什么？”

“她们认为我又回来了。”

在这间屋子里，几周之前，我为庆祝中国的新年而特意摆了一盆树，如今上面的黄色花瓣已经掉落大半。有一些落在打字机的键位之间。我把它们逐个捡起来。“这样太麻烦了。”凤说道。

“这不像他。他一直是个守时的人。”

我摘下领带，脱了鞋，躺在床上。凤打开煤气炉，开始煮水泡茶。这幅情景跟半年前没什么区别。“他说过，你不久后就要离开了。”她说。

“也许吧。”

“他很喜欢你。”

“我并不稀罕。”我说。

我看见她正试图换个发型，任凭一头黑发垂到肩膀上。我想起她从前总是很精心地打理头发，并认为那是古代官员子女应有的风范，派尔一度对此颇有微词。我闭上眼睛，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她是水蒸气的咝咝声，是杯碟相撞的叮当声，她能满足我夜间某一时刻的需求，是我整晚安心休息的保障。

“他很快就会来的。”她说道，仿佛因为派尔的缺席，我需要人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时都谈些什么。派尔为人很真诚，他在远东待的月份数跟我在那里待过的年份数差不多，所以他的那套关于这里的长篇大论，我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民主则是他的另一个谈话主题——对于美国在全世界所做的那些事情，他的观点武断并且惹人恼火。另一方面，凤又极为无知，如果我们的谈话中出现了希特勒这个名字，她都要打断一下问问那是谁。要跟她解释的话，那就更难了，因为她从来都没见过任何一个德国人或者波兰人，对欧洲地理也只有一点儿模糊的认识，尽管她对玛格丽特公主[5]的事迹知道得比我还要多。我听见她把托盘放在床尾。

“他还爱你吗，凤？”

带一个安南女人上床就像带一只鸟儿一样：她们在你枕边叽叽喳喳地唱着歌。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些安南女人里，没有人唱得像凤那样动听。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胳膊——她的骨头也如鸟儿那般脆弱。

“他还爱吗，凤？”

她笑了，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爱？”——也许这个词她听不懂。

“要我给你装上鸦片吗？”她问道。

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点燃了烟灯，托盘也准备好了。在灯光的映照下，她的皮肤呈现出深深的琥珀色，她皱紧眉头，小心地靠近火焰去加热一小块鸦片，她不停地捻弄着手中的烟针。

“派尔还是不抽吗？”我问她。

“不。”

“你应该让他抽的，不然他不会回来的。”这是流传在她们中间的一种迷信说法：抽鸦片的情人总会回来的，哪怕跑到了法国去。男人的性能力也许会被鸦片损害，但她们根本不在乎，她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忠诚的情人时刻陪伴在身边。现在，她正在烟斗的边缘上揉捏着滚烫黏稠的烟泡，我已经闻到鸦片的味道了。没有任何味道跟它一样。我床边的闹钟显示十二点二十分，我的情绪不那么紧张了。派尔正在逐渐消逝。烟灯照射着她的脸，凤俯下身去整理那杆长长的烟枪，像照顾她的孩子那样。我很喜欢我的这杆烟枪：笔直的竹子，两英尺长，两头都是象牙。往下三分之二的位置是烟斗，像一朵翻转的旋花，凸起的边缘因频繁揉捏鸦片变得油黑乌亮。这会儿，凤的手腕轻轻一抖，便把烟针插进烟斗的小洞里，顺势将鸦片引入，又把烟斗放置在火焰之上，拿稳烟枪，等着我去吸。我凑过去吸上几口，烟泡温和而平顺地冒着小气泡。

老烟枪可以一口气吸光整袋烟，我需要好几次才行。抽完之后我便躺了回去，脖子贴在皮枕上，凤在为我准备第二袋烟。

我说：“你知道，说真的，事情如白昼一般，清清楚楚。派尔知道，我会在睡觉之前抽上几口，他并不想打扰到我。他大概会在明天早上来吧。”

烟针插进去后，我抽了第二袋烟。然后我放下烟枪，说道：“没什么可担心的。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我喝了口茶，并把手伸入她的臂窝里。“当你离开我之后，”我说，“幸运的是，我还有鸦片可以依赖一下。奥尔梅街那边有家不错的鸦片馆。我们欧洲人对什么东西都不会大惊小怪。你不该跟一个不抽鸦片的男人一起生活，凤。”

“但是他会娶我的，”她说道，“很快。”

“当然，那是另一回事儿了。”

“我再给你准备一袋烟？”

“好。”

如果派尔一直不出现的话，我猜想她是否会同意陪我睡，但我知道，抽过四袋烟后，我就再也不想要她了。当然，她躺在床上，大腿紧贴着我，这种感觉也令我十分愉快——她总是仰面而卧。我想的是，当我早上醒来时，能以一袋烟而不是我自己的孤独而开始一整天的生活。“派尔不会来了，”我说道，“留在这里，凤。”她将烟枪伸给我，并摇了摇头。待我把这袋烟抽完之后，她在或者不在，我也就根本不在乎了。

“为什么派尔不来这里？”她问道。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去见泰将军了？”

“我不知道。”

“他告诉我，如果他不跟你一起吃饭的话，就不会到这里来。”

“别担心。他会来的。再给我来一袋烟吧。”当她躬身趋近火焰时，我的脑子闪现出波德莱尔的诗句：“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然后是什么来着？

悠闲地相爱，

相爱或者老死

在你同样的国土里。

外面江边停泊着一些船只。“船只，就爱四处漂泊。[6]”我想，如果我去闻她的肌肤，一定会有淡淡的鸦片芳香，她的肤色恰如烟灯上的那朵火焰。在北方的运河旁，我曾见过她衣服上绘着的那种花朵，她像一株草般原始而自然，我从没想过扔下她回老家去。

“真希望我是派尔。”我大声说道，但现在的心痛是有限的，我还承受得住——主要是鸦片的功劳。有人在敲门。

“派尔。”她说道。

“不。不是他敲的。”

外面的人继续焦躁地敲着门。她迅速起身，碰到了那棵黄色的树，铺天盖地的花瓣再次落在我的打字机上。门开了。“福勒先生。”一个人说道。

“我就是。”我说道。我并不打算为了一个警察而起身——我不必抬头就能看见他的卡其布短裤。

他用令人费解的越南式法语向我解释，我需要现在——立刻——马上去一次公安部门。

“是法国的公安部门还是越南的？”

“法国的。”在他嘴里，“法兰西”这个词变成了“弗朗秋”。

“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受令来请我过去。

“你也得去。”他对凤说。

“当你跟女士说话时，你得客气些。”我告诉他，“你怎么知道她在这里？”

他又重复一遍，说这是他得到的命令。

“我会在早上过去的。”

“立刻就去。”他说，这是个身材矮小、穿戴整洁、颇为固执的家伙。与其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从床上起身，系上领带，穿好鞋子。这里的一切都是警察说了算：他们可以撤回我的通行证，可以禁止我参加记者招待会，他们甚至可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拒绝给我出境许可证。这些都是以公开且合法的方式，但在一个处于战争时期的国家里，合法有时也并不是必须的。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厨子莫名其妙地忽然消失——他一路追查到越南的公安部门，但官员很确定地告诉他，在审问之后就已经将这个人释放了。他的家庭成员则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许他加入了共产党；也许他应征加入了一支私人军队，这样的军队西贡附近有很多——和好教的军队[7]，高台教的军队，或者泰将军的队伍；也许他被关进法国人的监狱里；也许他在华人区的堤岸一带快乐地靠着姑娘们赚钱；也许在他被审问时，他的心脏忽然停摆了。我说：“我是不会走过去的。你得给我雇一辆三轮车。”一个人必须维持自己的尊严。

这是我在法国公安部门拒绝了那个官员递给我的香烟的原因。三袋鸦片过后，我觉得我的脑子很清醒，并且足够警觉：很容易作出类似的决定，且不会忽视问题的关键——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在之前几次聚会上，我见过维戈特——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妻子，而他那个华丽而俗艳的金发妻子也不理睬他。现在是半夜两点，他疲惫又郁闷地坐在香烟的烟雾里，又闷又热，头上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一卷帕斯卡[8]的书摊放在他的桌子上，用以消磨时间。当我拒绝离开让他单独审问凤时，他立刻作出让步，叹了口气，这一举动表现出他对西贡、闷热的天气，乃至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感到十分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