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被起名为“约翰”，可能因为“约翰”是他父亲的名字；一座小镇被命名为“达特茅斯”，可能是因为“达特茅斯”位于达特河的河口。但是“约翰”这个名字，字面上并没有父子同名之意；同理，所有叫“达特茅斯”的地方不一定都位于达特河河口。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在世界上所有站在台后高声吆喝的拍卖师里，我，是最棒的。但是因为我为人谨慎小心，人们对此事一无所知。我叫古斯塔沃·桑切斯·桑切斯，但是大家亲切地叫我高速路。喝完两杯朗姆酒后，我能模仿珍妮丝·贾普林。我能解读中餐馆幸运饼干里的字条。我还能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样，让一枚鸡蛋立在桌子上不倒。我能用日语数到八：いち，に，さん，し，ご，ろく，しち，はち。我还会仰泳。
这，是一部关于我牙齿的故事：一部关于我这些收藏品、它们独有的名字和它们经回收后焕然重生的作品。像其他所有故事一样，我的故事有开端、中间和结尾。就像是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故事剩下的部分是文学，有比喻、夸张、省略、寓言和迂回。讲完故事后，我不知道我将会面对什么：也许是耻辱，死亡，也许最终还会有身后名。但到时候肯定轮不到我以第一人称来作何评论。因为若是真等到那一天，我已经死了：一个幸福满足、惹人嫉妒的死人。
有些人有运气，有些人有魅力。而我呢，运气和魅力都有那么一点点。我的叔叔梭伦·桑切斯·富恩特斯是个贩卖意大利高级领带的售货员。他常说：“美貌、权力和过早获得的成功等等都是过眼云烟。对于拥有它们的人们来说，它们是压在肩上的负担。一想到要失去它们，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承担这份苦楚。”我倒是没有被这种焦虑所折磨，因为我身上没有任何易逝的优点。我从叔叔身上继承了他的人格魅力，还有一条雅致的领带。据他说，领带是男人这一生成长为贵族的唯一必需品。
我生在美丽的风城帕丘卡。出生的时候，我已长有四颗乳牙，从头到脚盖了一层细密的黑色汗毛。我外表丑陋，但倒觉得庆幸。就像我舅舅欧里庇得斯·洛佩兹·桑切斯常说的那样，丑外表炼就好性格。当爸爸第一次看到我，他坚决认为刚刚生产完的妈妈把他的亲生儿子藏到别的屋去了。他使出浑身解数，讹诈、恫吓、耍他那一套官僚作风，目的就是为了把我塞回给那位把我交给他的接生护士。妈妈则和爸爸截然不同：她第一眼看到我，便将我紧紧搂在怀中；那个小小的我，皮肤通红，肚子鼓鼓，像个躲在壳里的河蚌般在襁褓中瑟瑟发抖。妈妈早已学会接受命运中的各种龌龊与肮脏之事。爸爸则不然。
护士和我父母解释道，婴儿生下来就带着四颗乳牙在我们国家很少见，但是在其他种族还算常见。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先天性出龈乳牙”。
“比如说什么种族呢？”我父亲问道，语气透着抵触。
“确切地说是白种人，先生。”护士回答道。
“但是这孩子皮肤黑得跟煤油似的。”父亲反驳道。
“桑切斯先生，遗传这门科学，背后充满了神灵。”
护士的最后一句话估计是起了安慰作用，或是吓到了父亲。他勉为其难地将我抱回家。我身上裹着厚厚的绒布毯子，严严实实像个塔可卷。
几个月后，我们一家搬到埃卡特佩克。妈妈替别的人家打扫卫生，而爸爸什么都不干，连指甲他都不肯清洁。他那黑黑的指甲盖长得厚实粗糙，修剪则用牙齿啃。爸爸咬指甲这个习惯并不是因为焦虑，而是他这人游手好闲并且自以为是。我在桌子上写作业时，他会瘫坐在天鹅绒绿扶手椅上，面对着电风扇，细细研究他的指甲，默不作声。椅子是邻居胡里奥·科塔萨尔留给我们的。他生前住在4A，死于破伤风。当科塔萨尔的孩子们来取遗物时，他们将那只名为“准则”的金刚鹦鹉托付给我们。但是没过几个星期，鹦鹉准则也死了，我觉得是因为悲伤过度。还有就是那把绿色的天鹅绒扶手椅。自从得到这把椅子后，爸爸便懒洋洋地在那儿坐一下午，精神恍惚：看看天花板上的潮斑，听听收音机里的教育频道，啃啃指甲，一个指头接一个指头。
他每次都从小拇指啃起。他先用正中的两颗上下门牙咬住指甲一角，扯开一个小缺口，然后一下子将多余的半圈指甲撕下来。咬下来之后，他会把它含在嘴里玩一会儿，在舌头里卷成个小塔可卷，然后噗地一下吐出来：被他吐出来的指甲在空中飞呀飞，啪的一声落在我的作业本上。大街上的狗儿们嗷嗷叫，而我呢，看着这瓣没有了生命、脏兮兮的指甲，躺在离笔尖只有几毫米的地方。我在指甲周围画一个圈，然后继续在圈子四周抄抄写写，保证不碰到它。爸爸的指甲犹如一颗颗被电风扇助推来的小陨石，不停地空降到我的斯克莱伯牌宽格作业本上：无名指的，中指的，食指的，最后是大拇指的；然后另一只手的指甲再来个遍。为了不破坏这些飞来污物砸出的小陨石坑，我在纸上小心翼翼地规划布局避开它们，让写下的字沿着圆圈绕道而行。写完作业后，我会把指甲搓成一小堆，把它们放在裤兜里保管好。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这些污物放在枕头底下的纸信封里。我这些收藏品的数量日渐庞大。等我长大之后算了算，我居然收集了好几个信封的指甲。童年的回忆，先说到这儿。
爸爸牙掉光了，指甲没了，脸也消失了：我们在两年前将他的遗体火化。遵照他的遗愿，我和妈妈将他的骨灰撒在阿卡普尔科港。一年后妈妈也去世了。我把她埋在了她死去的兄弟姐妹旁，埋在了美丽的风城帕丘卡。我每个月都会挑周日去看看她。周日，风城总是闷热无风，总是下着雨。
但我从来都没有走进过墓地。因为那里有很多花，我对花粉过敏。我在离墓地不远的公交车站下车。车站建在一片美丽的安全岛上，伫立着几个真实比例的恐龙雕塑作为装饰。我在那里停下脚步，身边围绕着玻璃纤维质地的巨兽。我淋着雨，诵着祷告，直到双脚肿到麻木，人也精疲力竭。之后，我穿过街道，小心翼翼地跃过水坑。水坑圆圆的，犹如童年作业本上那一个个陨石坑。过了街，我等着载我回火车站的公交车。
我人生中第一份工作的地点，是位于油街和铁街交叉路口的鲁文·达里奥家的报亭。那时候我八岁，乳牙已经全部掉光了。嘴里长出了新牙，横七竖八地长着，每颗都有铲子那么宽。
鲁文·达里奥的妻子名叫蓝。虽然比我大二十多岁，但她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好朋友。鲁文·达里奥常年将蓝锁在家中。每到上午十一点，他会让我带着一串钥匙去他家里看看蓝在做些什么，看看她需要从街上买些什么。
每次一进门，我都看见蓝衣不遮体地躺在床上与乌纳穆诺先生翻云覆雨。这位乌纳穆诺先生是个老色鬼，在电台的教育频道主持某档节目。节目历来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乌纳穆诺。本人有适度消沉的意志，打动人心的折中态度，情感饱满的左派倾向。”缺心眼儿。
当我走进达里奥家门时，乌纳穆诺先生吓得一跃而起，套上那件满是咖啡渍的衬衫，笨手笨脚地拉起裤子拉链。我低头看着地面，有时候斜眼看看蓝：蓝继续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手指在半裸的肚皮上游走。乌纳穆诺穿好衣服戴好眼镜后走到我面前，用手掌啪地扇了我的脑门。
“你个蟑螂！你家大人没教你进屋前要先敲门吗？”
蓝每次都会为我说情：“他不叫蟑螂，他叫高速路，是我的朋友。”她说罢便大笑起来，声音低沉，透着傻气。她的两颗犬牙很长，牙尖平平，令人不安。
乌纳穆诺先生满怀焦虑和内疚，从后门溜走了。这时，蓝将床单披在身上，像是超级英雄的斗篷。她邀请我坐在她床上：“过来，咱们来玩迷你台球吧。”玩完了，她会送我一片面包和插着吸管的一袋水，然后叫我回报亭。回去的路上，我把水喝光，把吸管放到裤兜里保管好，为了等一会儿收集起来。就这样，我陆陆续续收藏了一万多根吸管，一提起来我就感到特别光荣。
“蓝在家做什么呢？”回到报亭时，鲁文·达里奥问我道。
为了替蓝打掩护，我故意只提到某个不痛不痒的细节，比如“她只是在穿针，修补二表姐孩子受洗的衣服”。
“哪个表姐？”
“蓝没说。”
“一定是桑德拉，或是贝尔塔。来，拿着小费，快去学校吧。”
我默默地念完小学、初中和高中。我从不惹是生非，所以成绩出乎预料地好。他们点名字的时候叫到我，我都不张嘴。我倒不是因为害怕别人看见我那一嘴糟牙，而是因为我为人小心谨慎。故事的开头，先说到这儿。
年满二十一岁时，我在位于莫雷洛斯大街的果汁厂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我觉得能找到这份差事也是因为我小心谨慎的性格。我在那里一干就是十九年，算上各种假期：肝炎，请了六个月病假；该死的龋齿发展成了两侧牙根管损坏，三天病假；还有若干星期的休假。除去这些假期，我在工厂保安这个岗位上总共干了整整十八年零三个月。
但是，如歌手拿破仑所唱的那样：“那个不经意的一天，我的命运突然改变。”在我满四十岁那天，厂里的巴氏杀菌工在接待一名个头中等、身材浑圆的DHL快递员时，恐慌症突然发作。聚合物负责人的秘书目睹了这一幕。但她对病症一无所知，竟以为那个个头中等的快递员在袭击我们的巴氏杀菌工：她看到工人双手握住脖子，脸憋得比李子还紫；他翻着白眼，身子向后，四肢瘫软地倒了下去。
客服部经理冲我大吼，让我赶紧出去抓住那位个头中等的快递员。我遵从了他的命令，径直冲向嫌疑犯。身为工厂司机之一的我的老朋友兼同事狗子前脚刚进门，后脚便赶来帮我制伏罪犯。我手中的警棍戳向快递员的尾椎骨，还没怎么使劲，这位可怜的先生竟号啕大哭起来，伤心欲绝。狗子不是什么施虐狂，见状便撒了手。我拽着他的胳膊将他赶到出口。就在这时，客服部经理命令我立马回来照看仍躺在地上、呼吸困难的巴氏杀菌工。我跪在他身边，将他揽入怀中。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应对办法，只得默默地不停拍拍他，直到他从惊恐中恢复神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