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我出生在布洛涅—比扬库尔，玛格丽特路11号，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弗拉芒人，他们在敌占时期的巴黎颇有点名声。我写犹太人，并不知晓这个词对我父亲究竟意味什么，只因当年他的身份证上是这样注明的。兵荒马乱时期，人与人往往邂逅相遇，因此，我从来就没有婚生子嗣的感觉，就更谈不上家产继承人了。
母亲于一九一八年生于安特卫普，童年是在那座城市的郊区度过的，位于基尔和霍博肯之间。她父亲先是当工人，后来成为测量员助手。她姥爷是码头工人。康斯坦丁·默尼耶1制作码头工人雕像时，就是请他当的模特。那尊雕像竖立在安特卫普市政厅前面，如今还供人瞻仰。我还保存着他一九一三年的工资簿2，他记录了他卸货的所有轮船：密歇根号、伊丽莎白城号、圣安娜号……大约六十五岁那年，他因失足坠落，摔死在码头上。
母亲还是少女时，就加入了红隼派3，在煤气公司干活。夜晚，她听戏剧艺术课。一九三八年，她被电影艺术家和导演约翰·范德海登录用，参加他组织的弗拉芒“喜剧”巡演。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她在四部电影里扮演了角色。她成为歌舞演员，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音乐厅演出，那里聚集许多来自德国的逃亡者。在安特卫普，她住在霍伦斯塔特街的一个小套间，同两个朋友合居：一位舞蹈演员乔比·范阿伦，另一位莱翁·勒芒斯，算是一位同性恋富翁，约翰·L男爵的秘书和掮客，他死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奥斯坦德城的轰炸中。她最要好的男友，名叫隆·朗多，是个室内装饰师，一九四二年在布鲁塞尔相遇，戴着黄星标志。
我缺乏足够的参照标记，就尽量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一九四〇年，比利时被占领之后，我母亲就在布鲁塞尔。她同一个名叫乔治·尼尔斯的人订婚了。尼尔斯二十岁上就接手经营一家旅店：坎特伯雷饭店。这家饭店的餐厅，当时被宣传飞行中队的军官部分征用了。我母亲就住在坎特伯雷饭店，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所有那些人我一无所知。我母亲在广播电台工作，播送弗拉芒语节目。她还受聘于根特剧院，一九四一年六月参加巡演，沿大西洋和拉芒什海峡的港口，为托特组织4所属的劳动者演出，后来又北上，到阿兹布鲁克，为德国飞行员演出。
当年，她是个心硬的漂亮女孩。她的未婚夫送给她一只中国种的长毛犬，她对狗不上心，随便托给别人照看，就像后来她对待我那样。那只长毛犬从窗户蹿出去自杀了。那只狗留下两三张照片，应当承认，它无限触动我的心，我感到同它非常接近。
乔治·尼尔斯的父母，在布鲁塞尔开饭店，十分富有，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同她结婚。于是，她决意离开比利时。德国人有意把她派往柏林的一所电影学校，不过，宣传飞行中队的一名年轻军官，是她在坎特伯雷饭店结识的，帮她摆脱困境，把她送往巴黎，进入由格雷文5领导的大陆电影制片公司。
她于一九四二年六月来到巴黎。格雷文在比扬库尔摄影棚让她试了镜头，但这不是决定性的一步。最后她进入大陆电影公司，做“译制”工作，为这家公司拍摄的法语片撰写荷兰语字幕。她成为格雷文的一名助手奥莱尔·比绍夫的女友。
在巴黎，她住到孔蒂河滨路15号，是布鲁塞尔的一个古董商和他朋友约翰·德·B合租的套房的一个房间：在我的想象中，约翰·德·B年少时，同母亲和姊妹们住在普瓦图偏僻的古堡，偷偷给科克托6写出热情洋溢的信件的情景。由约翰·德·B的介绍，我母亲会见了一个德国青年克劳斯·瓦朗蒂纳。他藏身在一个行政部门，住在伏尔泰河滨路一个工作室，闲时就阅读伊夫林·沃7的最新小说。后来，他被派遣到俄罗斯前线，死在战场上。
孔蒂河滨路的套间还接待一些客人：一个俄罗斯青年乔治·德·伊斯马伊洛夫，肺结核患者，可是他在占领时期，寒冷的冬天，总是不穿大衣就出门。有一个希腊人克里斯托斯·贝洛斯，他错过了开往美洲的最后一班邮船，未能去会合他的一个朋友。还有一个同龄女孩日内维埃芙·伏杜瓦耶。他们这些人，仅仅留下了姓名。我母亲应邀进入的第一个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就是日内维埃芙·伏杜瓦耶及其父亲让—路易·伏杜瓦耶的家。日内维埃芙·伏杜瓦耶还把孔蒂河滨路15号的邻居阿莱蒂介绍给我母亲。阿莱蒂愿意保护我母亲。
请原谅我，列出所有这些人名以及随后的人名。我形同于狗，佯装有一本家谱。我母亲和父亲并不从属于任何确定的社会圈子。不管多么漂浮不定，多么模糊不清，我也应该在这片流沙中，竭力找出一些踪迹和方位标，犹如力图复原字迹模糊的一张户籍卡片，或者一份行政调查表。
我父亲于一九一二年出生在巴黎，佩特莱勒街心花园广场，正是九区和十区的交界。他的父亲原籍为萨洛尼卡（希腊），出身一个从托斯卡纳迁徙到奥斯曼帝国的犹太家庭。在伦敦，在亚历山大，在米兰，在布达佩斯都有表兄弟。我父亲的四个表亲：卡尔洛、格拉齐亚、吉亚科莫和他妻子玛丽，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在意大利，在阿罗纳，马乔列湖8上被党卫队杀害了。我爷爷少年时期就离开萨洛尼卡，去了亚历山大。然而几年之后，他又动身前往委内瑞拉。我认为他跟祖籍和家庭一刀两断了。他到玛格丽塔岛，热衷于珍珠交易，后来到加拉加斯，经营起一家百货店。一九〇三年，他离开委内瑞拉，到巴黎定居了，在夏托丹街5号开了一家古董店，出售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品。他持一本西班牙护照，一直到谢世，总在西班牙驻巴黎领事馆登记，而他的前辈则以“托斯卡纳臣民”的身份，相继寻求法国、英国与奥地利驻外领事馆的保护。我保存爷爷好几本护照，其中一本是由西班牙驻亚历山大领事馆签发的。还保存一份证书，是一八九四年在加拉加斯开具的，证明他是保护动物协会会员。我祖母生于加来海峡省。她的父亲一九一六年住在诺丁汉郊区。不过，她婚后便入了西班牙国籍。
我父亲四岁时丧父。童年住在巴黎十区上城居民区。他对我说，他在夏塔尔学校住校读书，星期六和星期天也不回家。他在宿舍里，听得见巴蒂尼奥勒大道土台上街头演出的音乐。他没有通过中学会考。他青少年时期我行我素。年满十六岁，他就跟朋友们出入博伊—拉法耶特饭店、蒙马特尔大街酒吧、卡代吧、吕纳园。他名叫阿贝托，而别人叫他阿多。到了十八岁，他就干起汽油非法交易的勾当，偷越巴黎入市收税处。长到十九岁，他就请求圣法勒银行经理录用他经营“金融业务”，讲得头头是道，终于得到经理的信任。不料事情搞砸了：我父亲尚未成年，司法介入了。二十四岁时，他在蒙田路33号租了一间屋，据我保存的一些资料来看，他常去伦敦，参加组建一家布拉维斯科责任有限公司。他和弟弟拉尔夫一起，在罗凯宾街租了一处家庭公寓，供他们母亲居住：一九三七年她就是在那里去世的。后来，他又在圣拉扎尔火车站附近车站旅馆租了一间客房，没有付钱就离去。战前不久，他受委托经营一家女式长统袜和香水商店，位于马莱伯大街71号。那个时期，他可能住在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街（八区）。
战争来临，他毫无积蓄，已经过一天算一天了，到一九四〇年，他就让人把写给他的信件寄往蓬蒂厄街24号维克托—埃马努埃尔旅馆处。一九四〇年，他从小城昂古莱姆发出一封信，告诉他兄弟拉尔夫，他应征入伍，编在炮兵团，还提到他们将一盏分枝吊灯典入当铺。在另一封信里，他请人将《石油信使报》寄到昂古莱姆。他于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从事石油“生意”，有一个叫昂里凯兹的合伙人，组成鲁瓦雅利公司，经营罗马尼亚石油。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军大溃败，他正在昂古莱姆军营，并没有随同大批俘虏被押走，只因法德签订了停战协定之后，德国军队才开到昂古莱姆。他逃往萨布尔—道洛讷，一直逗留到九月份。
他返回巴黎，没有被重新清查为犹太人。他同弟弟拉尔夫住在弟弟的女友家，那是一个持英国护照的毛里求斯姑娘。那套房子位于索塞街5号，毗邻盖世太保所在地。毛里求斯姑娘因持英国护照，被勒令每周到警察局报到。后来，她被当作“英国人”，在贝桑松和维泰尔关押了数月。我父亲有个女友，名叫赫拉·H，她是德国犹太人，在柏林曾与比利·威尔德订过婚。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一天晚上，在马里尼昂街一家餐馆里，他们正巧碰上身份检查，就被全锅端了，那个月刚颁布了法令：晚上八点钟之后，禁止犹太人上街和到公共场所。我父亲和他的女友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被检查员装上囚车，开到格雷夫尔街，由一个名叫施事伯林的警官当面“验明”身份。想必我父亲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他和女友被警察分开，正要把他送进拘留所的时候，他趁定时开关的灯熄灭的瞬间逃脱了。次日，赫拉·H从拘留所里放出来了，无疑是我父亲托一位朋友进行了干预。是谁呢？我在心里时常这样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