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9点15分，从尤斯顿开往格拉斯哥的火车，在汽笛响起40分钟后才开动，足足晚了半小时。
汽笛鸣响时，月台上那一整排昏暗的蓝色灯都熄灭了。
人群在月台上窜动、喧闹、相互推挤。大部分穿着卡其装，手里拎着旅行包，脚边放置行李箱，听觉因引擎隆隆的运转声而变得迟钝起来。迷失在人群里的是一位相当年轻的历史教授，正忙着寻找前往格拉斯哥的卧铺车厢。
几乎没什么人担忧时局。这天是9月1日，对伦敦的大型轰炸还没开始。那时候人们是多么天真，一次空袭警报只意味着暂时的不便，只是单一敌军在某个地点登陆，但不会有炮火攻击。
然而这位历史教授亚伦·坎贝尔(牛津硕士，哈佛博士)却很不合时宜地一路冲撞。头等卧铺似乎位在这一长列火车的前端。他看见一名搬运工，身边堆放着大批行李，在敞开的车厢门口点火柴。这里有块板子，就在车厢号码前方，上头列着这节车厢的旅客名单。
亚伦·坎贝尔也点了根火柴。他发现车厢里人挤得满满的，自己被安排在4号包厢。
他上了火车，在通道里借由每扇门上方暗淡的小号码灯搜寻。他打开他的包厢门后，立刻觉得好多了。
真是头等享受啊，他心想。这包厢是个金属墙的小房间，漆成绿色，设有单人卧铺、镀镍盥洗台，连结隔壁包厢的门上有面长镜子。这里头的灯火管制设施包括窗口的活动百叶窗帘。房间里十分闷热，他看见卧铺上方有个金属通风机，可以自行调整让空气进来。(译注：战争期间实施灯火管制。在防空监督人员的管制下，天黑之后得熄灭灯光，所有照明必须隐藏起来。)
亚伦把行李推进卧铺底下，坐下来喘口气，旁边搁着他的随身读物，一本企鹅出版社的小说和一份《周日守望者报》。他瞥了眼报纸，心头蒙上一层苦涩的阴影。
“愿他被火烧死，”亚伦大叫，指的是他在这世上的惟一仇敌。“愿他——”
然后他自省，想起他必须改一改脾气。毕竟他有一周的休假，虽说这趟旅程形式上是哀伤的，不过终究还是假期。
亚伦·坎贝尔是个苏格兰人，这辈子却从未踏上过苏格兰的土地。除了在美国坎布里奇求学那几年和几次欧陆之行以外，他从来不曾离开英格兰。35岁，一身学究气，思想严肃，却也不失幽默。外表相当好看，只是稍嫌拘谨。
他对苏格兰的印象主要来自小说家华特·司各特爵士或者约翰·巴肯的作品——当他有闲情的时候。除此之外，他对苏格兰的印象就只有花岗岩、石南，加上几则笑话——他极度厌恶最后这项，显示他在精神上并非真正的苏格兰人。现在他终于要亲自拜访那里了，要是——
卧铺服务员敲了敲他的门，把头探进来。
“坎贝尔先生吗？”他问，并查看门上的假象牙小牌子。那上头可以用铅笔写上乘客的名字，也很容易擦掉。
“是坎贝尔博士，”亚伦严肃地说。他还太年轻，对这新头衔难免有些沾沾自喜。
“你希望我们明天早上几点钟叫你起床，先生？”
“我们什么时候到达格拉斯哥？”
“这个嘛，先生，应该是在6点半到达。”
“那么就6点钟叫我吧。”
服务员轻咳几声。亚伦听懂了他的意思。
“那么在抵达前半小时叫我好了。”
“好的，先生。你要茶和饼干当早点吗？”
“火车上有正式的餐点吗？”
“没有，先生。只有茶和饼干。”
亚伦的心连同他的胃一起下沉。他赶着打包行李，晚餐什么也没吃，现在感觉肚子瘪缩得像手风琴似的。那名服务员看出他的难处。
“如果我是你，先生，我会立刻去餐馆吃点东西。”
“可是火车还剩5分钟不到就要开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先生。就我了解，我们不会准时出发的。”
好吧，就这么办。
他急忙下了火车，在黑暗中匆匆穿过月台上喧哗拥挤的人群，出了收票口。他站在餐台前，吃茶配着干三明治，里头夹的火腿薄得近乎透明。他的眼睛再度落在《周日守望者报》上，内心深处又涌出一股涩汁。
前面提过亚伦·坎贝尔在这世上只有一个敌人。真的，除了在求学时期和一名男孩——这人后来成为他的至交——打得鼻青眼肿外，他不记得曾经讨厌过任何人。
这个仇敌也姓坎贝尔。当然，亚伦希望亦深信他们并没有亲戚关系。那位坎贝尔窝藏在赫特福郡的哈本丹。亚伦从来没看过，甚至根本不认识他，然而却打从心底厌恶着这个人。
评论家贝洛克先生指出，再没有什么敌对状态，比两个为了某件鸡毛蒜皮议题争论不休的学者间的敌意，更加炽烈凶猛(或者看在别人眼里，更加可笑)的了。
我们多少都带着点幸灾乐祸的心态见过这种情况。例如某人在权威报纸或者文学周刊上写着，汉尼拔将军横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一度从维吉南村附近经过，立刻就有个博学的读者投书纠正，说那个村庄不叫维吉南，而是比吉南。一周过后作者又委婉但尖酸地指出对方的无知，恕他举出若干实例来证明那个村庄确实叫维吉南。投书的读者接着说他很遗憾这场讨论已经变质，某某先生显然已经忘了风度，但他仍觉得有必要指出——
就这样撕破脸。这类交互攻讦总得持续两三个月不罢休。
最近在亚伦·坎贝尔平静生活中掀起波澜的，正是类似的状况。
亚伦秉性仁慈，从没想过要冒犯谁。有时候他会替《周日守望者报》写些历史书的书评。这是一份和《周日时报》以及《观察家报》有些雷同的周报。
6月中这家报纸寄了一本名为《查理二世的晚年》的书给他，作者K.I.坎贝尔(牛津硕士)在书中对于1680到1685年间的历史事件提出极具分量的论述。亚伦的书评刊登在次周报纸上，惹起争端的是书评结尾的几句话。
坎贝尔先生的著作并未赋予这个主题任何新意，而且通篇不乏可议之处。例如威廉·罗素爵士对黑麦屋阴谋并非毫无所悉。还有芭芭拉·维莉儿，也就是卡索曼夫人，其实是在1670年被册封为克利夫兰女公爵的，而不是作者所说的1680年。还有，不知坎贝尔先生有何依据，竟提出这位夫人身材娇小而且有一头红褐色秀发的独特论点？
亚伦在周五寄出他的书评后，没把它放在心上。隔了9天他接到一封作者从赫特福郡哈本丹寄来的信，里头写着：
容我说明，在你书评中被称为“独特”论点的根据，乃来自那位夫人的惟一立传者，史丹曼。倘若贵书评人对于他的著作不熟悉，建议不妨走一趟大英博物馆，相信会有助于释疑。
这话严重激怒了亚伦。
很抱歉在书评中挑起如此细琐的情节(他在回函中写着)，也多谢坎贝尔先生好意提及这本我早已熟悉的著作。但我认为与其造访大英博物馆，不如到国家肖像馆逛逛，坎贝尔先生将会在那儿找到雷利为这位美丽悍妇所绘的肖像画。画中人有着黝黑的头发，体态丰满。画家阿谀肖像主角乃常有的事，但总不至于把金发画成褐发，或者将一名宫廷女贵族画得比她本人更加肥胖才是。
这样的回复够犀利吧，亚伦心想，距离两败俱伤也不远了。
可是这条从哈本丹窜出来的毒蛇开始攻击他的要害。在讨论几幅肖像画后作出结语：
附带一提，贵书评人形容这位女士为“悍妇”，实在是好样的。这说法又有什么根据呢？似乎意指她脾气暴躁且花钱如流水。当一个男人对女人的这两项特质表现出莫名的惊骇时，就让人不禁想问，他是不是个没结过婚的王老五。
这话让亚伦气得跳脚。他介意的不是对方污蔑他的历史涵养，而是指控他对女人一无所知——而这点，其实也没错。
K.I.坎贝尔明明理亏，他心想，而他自己心里也明白，只是在试图转移焦点。他的回复将报纸炒得火热，当其他读者也被卷进这场争论时，情况变得更加难以收拾。
大量信件涌入报社。有个住在却尔登罕的读者说，他们家族有一幅世代流传的肖像画，里头的克利夫兰女公爵留着不深不浅的褐发。还有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学者要他们清楚定义他们刊登出来的字眼，说明“丰满”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根据今天的标准来看，指的是身体的哪个部位。
“老天，”《周日守望者报》的编辑说，“自从尼尔森玻璃眼珠事件之后，就没见过这种盛况了。让他们继续乱吧。”
这场论战一直延烧过7月和8月。那位不幸的查理二世情妇现今被批得如此恶名昭彰，简直是撒缪尔·丕普斯那个年代的翻版。她的许多外貌特征被拿来大肆品评。接着又有一个名叫基甸·菲尔博士的学者加入这场混战，而且似乎乐得将两个坎贝尔玩弄于股掌，把所有人搅得晕头转向。
编辑最后跳出来终止这场论战。主要是因为内容太过细微琐碎，且口吻濒临粗鄙；其次两造争执已陷入混乱，没有人晓得相互谩骂的起因为何了。
可是亚伦还是很想把K.I.坎贝尔丢到油锅里去。
K.I.坎贝尔每周都会来信，内容就像狙击兵那样迂回闪躲，而且总是深深刺伤亚伦。渐渐的，亚伦得了个看似隐晦但明显是行为不检的坏名声：“胆敢污蔑一个死去的女人，当然也会污蔑身边的所有女人。”K.I.坎贝尔的最后一封信很明显就是这意思。
他系上的同事都拿这件事开玩笑，大学部的学生似乎也把这当笑柄。“扯滥污”是一一种说法，“歹戏拖棚”是另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