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这样开始：
“我是检察官，我代表州政府。我来，是要向你们呈上一桩罪行的证据。你们要共同掂量这些证据，你们要慎重商议。你们要决定，这些证据能否证明被告有罪。”
“这个人——”这时候，我会伸出手，指着被告。
拉斯迪，你必须把被告指出来，约翰·怀特曾经这样对我说过。那是我刚到检察院上班的第一天，法警帮我录入了指纹，大法官领着我宣了誓，约翰·怀特带我去观摩了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陪审团审判。那次，是奈德·哈尔西代表州政府进行开庭陈述，当他抬起手，指着坐在法庭对面的被告时，约翰·怀特在我耳边，悄悄地给我上了第一堂课。约翰说话的样子很有长辈的威严，不过，却在十点的清晨带着一股潮湿的酒气。那时，他还只是副检察长，是个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爱尔兰人。但那已经是差不多十二年前了，当时的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坐到他的位置。约翰·怀特轻声对我说道，如果你没有勇气指着被告，那你就别指望陪审团会有勇气定他的罪。
所以，我要指着被告。我伸出手，指着法庭的对面。我笔直地伸出一根手指，我盯着被告的眼睛。
我说：“我们对他提起控诉。”
被告会把头扭开，或者眨眨眼，或者没有任何反应。
一开始，我经常会开小差，想象坐在被告席上是怎样的感觉。他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在所有来听审的人面前承受着律师猛烈的攻击和谴责，但他心里却明白，自己在正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权利——例如，社会的信赖、尊重，甚至自由，都已经像寄存在法庭入口衣帽间的外套，也许永远都找不回来了。我能感觉到那种恐慌，那种灼烧般的沮丧，还有那种挥之不去的孤独。
而现在，就像矿物质沉积一样，在我的责任与义务中，一些更加坚固的东西在矿床中沉淀下来，而脆弱的感受已然渐渐流走——我要完成的是一份工作。我并没有变得冷漠，相信我。但这些起诉、审判、定罪的程序一直都在继续着，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齿轮，滚动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务之下。我要演好我的角色。我只是这个系统中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而这个系统才是唯一一个我们大家都认同的、分辨是非的系统，是一个本身也存在着善恶好坏的机构。我们应该消除的是它的缺陷，而不是它的程序。有人觉得，在经过年复一年的起诉、审判、被告们来了又去的过程之后，这一切也许会变得杂乱无章，但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
我转过身，面朝着陪审员。
“今天，你们——你们所有人，都将承担起作为公民最神圣的一项义务，你们的任务是找出事实真相。这个任务不轻松，我知道。记忆也许会模糊，回忆也许会扭曲，证据也许会指向不同的方向。有些事情似乎根本没人知道，又或者，根本没人愿意说出来，但你们却不得不作出决定。如果你们是在自己家里、在工作的单位、在你们平时会去的那些地方，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时，你们也许会感到压力，也许不想再努力，但在这里，你们必须坚持到底！”
“你们必须坚持到底！让我提醒你们，一桩罪案确确实实发生了，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儿。这是一桩真实的罪行，它带来了真实的伤痛。你们不需要告诉我们它发生的原因，毕竟，人们可能把自己真正的动机永远深埋心底。但至少，你们必须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你们无法判断，我们也就无法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获得自由还是应该接受惩罚，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一切是谁的过错。如果找不出事情的真相，那我们对公平正义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