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毛衣是新的，红得扎眼，难看。都五月十二日了，气温却降到4.5摄氏度，冬衣已经打包装箱，我懒得拆开来找，硬着头皮只穿单衣，冻得瑟瑟发抖。我抖了四天，只好跑去旧货摊，随便买了件东西御寒。哎，芝加哥的春天！
我坐在办公室隔间，四周是粗麻布墙面，一双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今天这篇社会新闻虽然骇人，但就是不够惊悚。四个小孩，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六岁，被发现遭恶母遗弃在芝加哥南区的房子里，房门反锁，屋内有几个金枪鱼三明治，一瓶一升装的牛奶。孩子被反锁了三天，像小鸡争食，乱哄哄吵成一团，吃喝拉撒全在地毯上。他们的妈妈溜达出去抽烟，然后就忘了回来。有时候实情就是这样。没有烫伤，没有骨折。只是一恍神，一切就无法挽回了。妇人落网的时候我看到她。谭美·戴维斯，二十二岁，金发、痴肥，脸颊上有两圈矮脚杯大小的腮红。我可以想象她坐在摇晃不稳的沙发上，衔着滤嘴，吐出呛鼻的浓烟。周遭事物迅速飘逝，四个稚子被抛诸脑后，她独自回到中学时期，十三岁的她独领风骚，嘴上永远擦着闪亮的唇蜜，接吻前必定先含一颗肉桂糖，想当年那帮男孩子多么在乎她。
啤酒肚。气味。香烟和隔夜的咖啡。我们德高望重的总编弗兰克·柯瑞满脸憔悴，穿着开口笑的鞋子走了过来。他嘴巴一张开，只见两排牙齿泡在带有香烟焦油色的唾沫里。
“报道写得怎么样啦，小朋友？”我桌上有个银色的图钉，钉子朝上，他用大拇指轻轻按着，指甲发黄。
“快好了。”我只写了六行，总共要十八行。
“很好。写死她，发稿，到我办公室来。”
“我现在就可以过去。”
“写死她，发稿，到我办公室来。”
“好吧，再过十分钟。”我想把图钉拿回来。
他走出我的隔间，领带长得晃到他的胯下。
“卜蕾？”
“什么事，柯瑞？”
“写死她。”弗兰克·柯瑞觉得我耳根子很软。或许因为我是女人，或许因为我的耳根子真的很软。
柯瑞的办公室在三楼，一往外就看到树干，想必他一定非常恼怒。没有哪个好编辑喜欢看到树皮，好编辑都只想看到树叶，但前提是眼力要足够好。毕竟从二三十层楼高的地方往下望，连树在哪里都不知道。不过我们的《每日邮报》在芝加哥挤不进前三强，退居第四，办公大楼只能盖在郊区。这里的房子可以横着盖，所以用不着盖得太高，三层楼刚刚好，我们整栋报社大楼就像一杯打翻的水，连绵不绝向外流去，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到地毯商和灯具店中间。我们这个镇，是一位建筑开发商花了三年的时间，从1961年到1964年，按部就班地盖起来的。竣工前夕，开发商的千金从马上摔下来受了重伤，开发商便起意以女儿的名字为这个镇命名——欧若拉思普林，还让女儿跟崭新的市镇招牌合照。后来他们举家搬迁，当年的千金小姐现在成了五十开外的贵妇人，身体依旧健朗，只是手臂偶尔会酸麻。她住在亚利桑那州，每年定期会回来跟招牌合照，和她老爸当年一样。
她上次来拍照，我写了一篇报道，柯瑞看了并不喜欢，他最讨厌这种生活化的新闻。他一边看稿一边喝水果酒，喝着喝着就醉了，酒洒得稿子上到处都是，散发出覆盆子的味道。柯瑞酒品不差，但常常醉倒。不过他办公室之所以贴近地面不是怕他酒后出事，纯粹只是因为公司时运不济而已。
我走进办公室，关上门。柯瑞的办公室跟我想象中的总编辑室不一样。我想象的总编辑室，门上开着一扇橡木嵌板的玻璃窗，上面标着“总编”两个字，门外的菜鸟记者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我们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柯瑞的办公室平板单调，整栋报社都是走这种调调，跟一般大型机构没什么两样。你可以在这里开新闻学辩论大会，也可以在这里做子宫颈抹片检查。没有什么差别。
“风谷镇是个怎样的地方？”柯瑞用圆珠笔头对准下巴。我想象那蓝色的笔尖，在他灰白的胡茬上留下小蓝点。
“风谷镇位于密苏里州南端，刚好在边角上，东临阿肯色州，西靠田纳西州。”我急忙背出风谷镇的相关信息。柯瑞很喜欢抽考记者他自以为一针见血的问题，譬如芝加哥去年总共发生几起谋杀案，库克郡的人口统计资料等等。现在又莫名其妙考起我老家的事来了，这个话题我向来闭口不谈的。“风谷镇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存在了。”我继续往下说，“该镇的地理位置靠近密西西比河，以前曾经是个港市，现在主要发展宰猪业。住户大约两千人，不是有钱的上流世家，就是一文不值的垃圾。”
“那你是哪一种？”
“我是垃圾。有钱人家的垃圾。”我微笑。他皱眉。
“你们那里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安静地坐着，默默列出风谷镇可能会发生的天灾人祸。风谷镇是个多灾多难的乡下地方：巴士车祸、龙卷风袭击、筒仓爆炸、小婴儿摔进井里。我一边列，心里一边暗暗不爽。本来还以为柯瑞叫我来办公室，是要夸奖我哪篇报道写得很棒，或是要帮我升职，抑或是塞给我一张条子，上面凌乱地写着加薪百分之一，爽！我每次进他的办公室，心里都抱着同样的期待，每次也都同样落空，但我完全没料到他竟然会盘问我风谷镇的近况。
“你妈不是还住在那里吗，卜蕾？”
“对，跟我继父。”还有我同母异父的妹妹，我上大学之后我妈才生的。我总觉得很不真实，我居然有个妹妹？我动不动就忘记她的名字。艾玛。还有玛丽安，永远离开我们的玛丽安。
“哎，你还有没有跟他们联络？”圣诞节过后就没有了。我那时灌了三瓶波旁威士忌，打电话过去礼貌地问候一下，冷冷的，很怕我妈隔着电话线都闻得到我身上的酒气。
“最近没有。”
“天啊，我说卜蕾，你有空也看一看新闻吧。记得去年八月好像有桩谋杀案？有个小女孩被活活勒死？”
我表示知情地点点头，其实是装的。我妈是我在风谷镇唯一还有联络的人，而且我们也很少联络，上次联络也没听她提起这件事。这就怪了。
“最近又有一个小女孩失踪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连环杀人案。你帮我去追这个新闻，马上动身，明天早上就要到。”
想得美。“我们这里的恐怖新闻还不够多吗？柯瑞。”
“多是多，可是这里有三家报社跟我们竞争，人家财力比我们雄厚，人手也比我们充足。”他拨一拨头发，把头发弄得乱七八糟。“我们的新闻每次都被抢走，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是我们抢独家的大好机会。一定要搞成大新闻！”
柯瑞相信，只要找到对的新闻，我们就会一夜成名，跃居芝加哥第一大报，获得全美一致好评。去年春天得州河水水位上升，发生青少年戏水溺毙事件，某家报社派了记者回老家得州采访，写了一篇笔调哀婉但内容翔实的报道，从水性写到亲朋好友的追悔，哀悼青少年的篮球队损失了三名好手，还披露了当地殡仪馆没能妥善地处理溺毙的死尸。这篇报道赢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1]。
我还是不想去，两只手死命地抓着扶手，好像害怕柯瑞会硬把我从椅子上撬起来。他坐着不动，用那双水汪汪的茶色眼珠看了我几秒钟，清一下喉咙，看了一眼他太太的照片，像是要宣布噩耗的医生。柯瑞是老派的编辑，虽然动不动就爱大吼大叫，但也是我见过的最有礼貌的人。
“听着，小朋友，如果你觉得你做不到，那你就一定做不到。但我认为试试看也不错啊，去挖一点新闻。站稳脚跟重新出发。这新闻非常有价值。我们需要，你也需要。”柯瑞向来支持我，认为我是他手下最优秀的记者，称赞我脑筋动得很快。我跑了两年新闻，每次都让他失望，有时甚至是失望透顶。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气息从对面传过来，要我给他一点信心。我点个头，希望看起来还算有自信。
“我去收拾行李。”我在扶手上留下两个手印。
我没有宠物要烦恼，也没有盆栽要托邻居照顾。我把五天份的换洗衣物塞进行李袋里，预计要在这个周末前离开风谷镇。出门前我瞥了屋内最后一眼，两三下就扫视完毕，简直就像大学生的公寓，简陋得仿佛短暂的栖身之所，毫无特色。我跟自己保证，这次挖了大新闻回来，奖金一到手就先去买张像样的沙发。我一定要挖到！
门边的桌上有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我大约十岁左右，怀里抱着七岁的玛丽安，两个人笑得好开心。
玛丽安的眼睛睁得很大，一副很吃惊的模样，我的眼睛则闭得死死的，紧紧搂着她，她细细的短腿在我的膝盖上摇晃。我不记得这是什么场合，也不记得我们在高兴什么。经过这么多年，这些都已经变成愉快的秘密。我想我情愿不知道谜底。
我洗了个澡。不是冲澡。我受不了莲蓬头的水柱，冲得我皮肤吱吱响，像打开电源开关的声音一样。我把旅馆提供的薄毛巾铺在排水孔上，把莲蓬头对准墙壁，在淋浴间的地板上坐下来，水淹了八厘米高，水面上漂着别人的毛发。
出了淋浴室，我找不到第二条毛巾，干脆直接扑到床上，用廉价的毛毯把身上的水珠擦干。我喝了一杯温热的波旁威士忌，在心里咒骂出故障的制冰机。
风谷镇在芝加哥南边，车程大约十一个小时。柯瑞很慷慨，帮我出了一个晚上的住宿费，外加一顿加油站的早点。但一到镇上我就要回我妈那里住，这也是他帮我决定的。不用想也知道我妈看到我出现在门口会有什么反应。她会先吓一跳，手足无措，摸一摸自己的头发，来个不协调的拥抱，抱得我东倒西歪，然后说什么屋子里很乱，但其实整齐得要命，最后还假装好心地询问我要待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