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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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的时候重读了一遍诺曼·马内阿的《流氓的归来》，这些在过去几年中多次重读的文字突然被这个城市赋予了新的生命。如果站在百老汇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十字路口，就会看到马内阿写下的一切：“瑞特救护药房、平民知识分子的咖啡馆（星巴克）、巴基斯坦人的报摊、印度人的香烟铺、墨西哥餐馆、女服装店，朝鲜人的小超市：大筐的水果和鲜花、西瓜和椰子、黑红绿色的李子、墨西哥产的芒果和海地产的芒果……”马内阿不厌其烦列举这些最平常不过的人间场景，夸张地称之为“天堂”。突然警报响了，五辆消防车，像是金属堡垒，带着嘶鸣和喇叭声，行进在街上，连天堂中也有火灾，马内阿说。
我不会嘲笑马内阿对“天堂”的定义。1936年他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省，身为犹太人，1941年他和全家一起被遣送到乌克兰的集中营，1945年春回到罗马尼亚。在祖国又生活了41年后，他在1986年再次离开故土，先去柏林，再到美国，从此定居下来，作为一名流亡者。在这本书的最后，马内阿在第一次返乡后回到纽约，把记录行程的蓝色笔记本掉在了汉莎航空的飞机上，他被告知如果发生了奇迹，它将被送到他家，而他的家，“当然是在纽约。是的，上西区，曼哈顿。”
《流氓的归来》在2006年获得美第奇外国小说奖，这是马内阿最重要的一本书，当中蕴藏着理解他其他作品的密码。1997年4月21日到5月2日，马内阿在流亡十年后回到罗马尼亚，万事万物都围绕着这12天发生扭曲，吞吐出种种记忆，关于苦难、尊严、虚无、青年时代对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家族秘密（母亲曾经离过婚）甚至自私的情欲（和老情人在婴儿旁边通奸，事后却没有给对方哪怕一个电话），他人生的一切。
《流氓的归来》叙述时间和空间不断发生跳转，你得努力辨析这些关键性瞬间：1997年在纽约的巴内绿草（一家犹太餐馆，马内阿在书中提到自己和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共进午餐）、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的生日晚会（一个月前他在“布卢姆日”，即6月16日申请了前往柏林的签证，布卢姆是乔伊斯作品《尤利西斯》的主角，马内阿用尤利西斯的命运喻以自身流亡）、1988年在柏林申请美国签证（1月20日，马内阿称其为D日，决定性的日子）、1933年7月21日（马内阿的父母在罗马尼亚小镇法尔提西尼的公交车站相遇）、1945年4月18日马内阿和父母从乌克兰集中营被遣返回法尔提西尼（警察机关给父亲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但他们没有其他有关驱逐的文件证明）、1986年身在布加勒斯特（母亲几乎瞎了，坐在家中回忆家族历史）、1958年在佩日普拉瓦（去劳改营探望父亲，他因为一个圈套被捕）、1997年4月21日回到布加勒斯特的第一天（下午3点入住洲际饭店，这里以前是罗马尼亚安全部的分支机构，外国人管理处，现在他自己成为了外国人）……时空与时空的转换毫无预警，叙述语言又宛如梦语，马内阿并非有意为读者阅读制造障碍，而是似乎他自己就身处命运的多重梦境。
马内阿很容易被拿来和同为罗马尼亚作家的赫塔·米勒比较，两人都书写极权罪恶，都在东欧剧变之前离开了祖国，都是罗马尼亚少有的、享有一定世界声誉的作家。但马内阿坚持以读者稀少的罗马尼亚语写作（这甚至导致了翻译的困难，《黑信封》由英文版翻译，马内阿的另一本小说《巢》则是译自法语），不愿脱离母语，是因为他在虚空之中，曾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囚禁定义为自由，想象自己是一种语言而非一个国度的居民，即肉身在流亡之时，却能在语言中回归故土。1969年马内阿终于在罗马尼亚出版第一本书，这让他在让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感到自由：“我终于找到了我真正的家。语言所带来的不仅是重生，而且还有一种合法化的形式、真正的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归属感。从这个最终的避难之地被放逐将是最残忍的毁灭形式，将触动我的存在的本质。”
此外，赫塔·米勒几乎所有作品都聚焦于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但马内阿的文字更加混沌而难以定义，他陈述制度的罪恶，却也坦承个人在极权之后坠入虚无。在《流氓的归来》中，他忍不住反复描述苦难，却又多次表示对“受害者”这一标签的抵触，比如他提到自己的父亲，说他可以接受死亡，但不能接受羞辱，在集中营四处蔓延的阿司匹林和面包的黑市交易，而且包括感情的黑市交易，都让父亲感到恶心，“同样令他厌恶的还有那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从压迫者的暴行下解救出来的受害者的暴行。怪物刽子手培养出怪物受害者，他常用他那温和但坚定的声音重复说”。马内阿悲哀地发现在实用主义的世界里，苦难已经被平凡化，“周四的暴行已变成了周五T恤衫上的格言来源，一种立即可用于销售的集体记忆的产品”，与其如此，不如保留尊严。
在回罗马尼亚的第一天，当地电视台打电话想采访他，马内阿拒绝了：“我谈些什么呢——特兰尼斯特里亚、佩日普拉瓦、伊利亚德、我作为一位流亡作家的成功？不，我应该坚持立场。”马内阿还提到昆德拉的一个故事：在对家乡进行过几次秘密探访之后，在1989年的事件之后，昆德拉终于接受了一次官方邀请，前去接受一个将使祖国与其著名的游子达成和解的奖项。可是，就在仪式开始之前，昆德拉突然觉得他无法出席，他把自己像个困兽一样锁在旅馆房间里，从电视上观看仪式的进程，由他的妻子代表他接受荣誉。另外，昆德拉和赫塔·米勒一样，放弃母语，他后来最重要的作品都是以法语写出，昆德拉在自己的小说《帷幕》中也提到，不用主流语言来写作的作家，很难进入主流文学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内阿虽然屡次获得国际文学大奖（包括意大利诺尼诺奖、美国全国犹太图书奖、西班牙2005年最佳外文著作奖、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等等），他却始终未能在读者层面进入真正的主流。我和一个学文学的美国朋友谈论起马内阿时，他很惊讶地说：“我不认为身边会有什么美国人读一个罗马尼亚作家的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也最终选择了更清晰地以受害者和批判者身份出现的赫塔·米勒，《流氓的归来》里提到，1997年马内阿的出版商想为他申请索罗斯基金会的出版补贴，为了提高成功率她使用了美国式的激励手段：“罗马尼亚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戴桂冠者与他的祖国的和解！”但对方最后拒绝了这一申请。
正如《论小丑》中马内阿反复使用自我定位，他是每个阵营里的局外人，他对自己永远边缘化的命运坦然甚至骄傲接受，所以《流氓的归来》中他引用了罗马尼亚流亡者齐奥朗的那句话：“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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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丑》在1993年获得美国犹太图书奖，这是他流亡至西方后的最初几年，在纽约巴德学院写下的随笔集。马内阿自己说过，刚到西方时，他想记下自己在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但因为排斥“受害者”这一身份的功利化，他不愿意再增加一些假东欧剧变之名披露痛苦经历来赚取钞票的文字，最后写出这本书，是想告知读者：“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极权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荒谬、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书中最重要的《论小丑》一文写独裁者和艺术家的关系，马内阿以“花脸小丑”自喻，对抗“白脸小丑”，即从1965年开始统治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马内阿看来，自己的祖国早已成为一个荒谬的马戏团，权力的白脸小丑支配着成千上万生活在恐惧中的无名百姓，把他们塞进他马戏团的监狱里。而艺术的花脸小丑唯一能做的，只是忽视他的存在，马内阿认为艺术家不必用严肃的态度反对官僚，这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
但权力难以真正被忽视。马内阿1954年就曾拒绝成为劳动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候选人而被军事法庭审判，1959年在布加勒斯特获得电气水利工程硕士学位，但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从1966年开始就在罗马尼亚先锋文学杂志《Povestea Vorbii》上发表作品，该杂志在出版了六期后就被当局取缔，从那时起到1986年流亡，马内阿在罗马尼亚写了十本书，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审查（《论小丑》中《审查者报告》一篇专写这一主题），甚至有好友亲口告诉马内阿，自己和国家安全部门签了“合同”，得到一个代号，在布加勒斯特的各种私人住所里，他每周要见他的联系人一到两次，汇报马内阿的情况，回答问题，起草安全局所说的“情报记录”。可以说，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一路伴随着马内阿的文学生涯，艺术家想忽视独裁者，独裁者却时时以恐惧提醒艺术家：他依然存在，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
1980年，罗马尼亚官方的御用文人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在《星期》杂志（这是布加勒斯特市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针对犹太人的法西斯主义匿名社论，马内阿则很快在《家庭》杂志上做出回应（《论小丑》中全文收录了这篇访谈），在访谈中痛斥帝舵“妄图重燃对另一个时代的绵绵乡愁”。访谈后来引发为一场政治事件，先是安全局的人首次直接找上马内阿，在谈话中暗示他应当移民。随后罗马尼亚官方组织舆论对马内阿进行多方抨击，匆匆捏造出诸多自相矛盾的罪名，“假开明”“局外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不同的语言和信仰”“反党”“自由主义者”。让马内阿尤其感到孤独的是，在那噩梦般的几个月里，他虽然在私下里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和关爱，但在公共领域，却是集体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