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五月里[1]的一个下午。我从伦敦城里回我的寓所，一路上情绪十分低落，心里满是对这段生活的嫌恶。当时，我来到这个古老的国家只有三个月，但已经对这里感到十分厌倦了。如果一年前，有人说我会对英国有这种感觉的话，我一定会对他大加嘲弄。然而现在，这却全都成为事实了。这里的天气就叫人心烦，周围英国人的言谈更叫人听着恼火。我得不到足够的体育锻炼，而伦敦人的其他娱乐活动，就像太阳下面晒久了的汽水一样，淡而无味。“理查德·汉内，我的老伙计，”我开始反复对自己说，“你这下可是跑到阴沟里来了。赶紧爬出来，逃到别处去吧！”
想起最近这几年在布拉瓦约[2]时设想好的人生规划，我不由失望得直咬嘴唇。那时，我已挣了一些钱，不是很多，但足够我花了。所以我盘算好了种种享乐，准备好好享受一下。我六岁时父亲就把我从苏格兰带了出来，再也没回过家。所以在我想象中，英国就像天方夜谭的故事那样神奇。我打定了主意要回到那儿，在那里度过我的下半辈子。
可想不到，一到英国，我就大失所望了。才一个星期，我就厌倦了再去各处观光。不到一个月，就对饭馆、剧院和赛马、跑狗之类的地方失去了兴趣。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好朋友，我想这大概是我感到烦闷的真正原因吧。倒也有不少人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但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对我并没有什么兴趣，偶尔问你一两个关于南非的问题，然后便转头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还有许多热心于大英帝国[3]声威的女士，也邀我参加她们的茶会，去与从新西兰来的中学校长或从温哥华来的编辑们会面，但这些活动也都是再沉闷、乏味不过的了。就这样，在这里，我一个三十七岁的男子，身强力壮，有大把的金钱可花，但却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成天哈欠打个不断……简直成了整个英国最无聊、最心烦意乱的人。于是，我开始下决心，要从这里脱身，回到我先前生活过的南非草原上去。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与我的经纪人商谈我的投资问题。我这样做，也不过就是找点事儿，让我的头脑活动活动罢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去了我的那家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其实更像是个酒吧，吸纳的会员都是从英国各殖民地回来的人士。在那里，我一边慢慢啜酒，一边浏览晚报。报纸上全是关于近东地区争端[4]的消息。其中有一篇关于希腊首相卡洛里德斯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从各方面看，此人似乎是这场国际事件的主角，他表现得光明磊落。而别的“演员”就远远不能这么说了。看得出来，他在柏林和维也纳的那些敌手们对他恨之入骨，而我们英国人则很推崇和支持他。报上有一篇文章甚至称他作“欧洲和平与战争间的最后屏障”。记得我当时就想，我能在这些事件中起点什么作用呢？去阿尔巴尼亚大概是个好主意吧？在那儿我可能会有点事干，不会像在伦敦这么无聊，这么闲得整天打哈欠吧？
大约六点钟，我回到家里，穿戴整齐，去皇家饭店吃了晚饭，然后去了一家歌剧院。当晚的戏目很无聊，台上就一群忸怩作态的女人和尖嘴猴腮的男子。我没坐多久就出来了。外面的夜空爽朗而清新，我便步行着回我在波特兰大厦租住的公寓。我走在人行道上，一群群行人簇拥着从我身边挤过，向前赶去。他们喧闹着、扰攘着，匆匆忙忙地好像都有什么重要事情去做，这使我心中油然生出一股羡慕之情。这些女店员、男职员们，光鲜时髦的男女，还有警察，他们好像都满怀激情，这让他们能够快快活活地生活下去。路边有一个乞丐，正无聊得张大了嘴打哈欠，我停下来给了他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也算是“同病相怜”吧。走到牛津广场时，我站住脚，抬头仰望着春意浓浓的天空，做了一个决定：我再在英国多待一天，看看会怎么样。如果情况依然如故，那我就抬脚走人，乘下一班轮船前往南非开普敦。
我住的公寓套房在二楼，是在兰哈姆大厦后面的新区里。大楼里有一个公用的楼梯，门口有一个开电梯的工人和一个门房。楼里没有餐厅之类的设施。公寓之间都隔得很开。我不喜欢家里住着仆人，所以只雇了一个白班男仆来招呼我。他每天早晨八点之前来，一般晚上七点前就早早走人，因为我从不在家吃晚餐。
我刚把钥匙插进门上的锁孔，就发现有一个人紧贴在了我身后。我没注意到他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他的突然出现吓了我一大跳。这是个消瘦的男人，褐黄的短须，有一双细小然而锐利的蓝眼睛。我认出这是住在顶层公寓的一位客人，白天在楼梯上打过照面的。
“能跟你说句话吗？”他说，“我可以进去一会儿吗？”他努力镇定着自己的声音，手却紧张地攥住了我的胳膊。
我推开门，让他进去。一跨进门槛，他就一下子冲进我的里屋——我一般在那里吸烟或写信——巡看了一遍，然后又蹦了回来。
“门锁好了吗？”他紧张地问，一边伸手把防盗门链闩上。
“实在对不起，”他低声地说，“我这实在是太过冒昧了。可是，你看来是个可以理解我的人，所以自从我撞上麻烦后，这一星期以来我一直想找你。请问，你能帮我个忙吗？”
“先说你的事儿吧，”我说，“我只能先答应你这一点。”心里觉得这人神经兮兮的，有点不大正常。
身边的桌子上有个盛着酒类的盘子，他伸手给自己兑了一杯烈性的威士忌加苏打水，两三口喝了下去。把杯子放到桌上时，哐啷一声，杯子被撞碎了。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今晚太紧张，太狼狈了。你知道，就现在，我已经是个死了的人了！”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嘴里调侃着，心里认定我面前的是个疯子了。
一丝苦笑掠过他拉长的脸，“我没疯，还没有。你知道，先生，我一直在注意你。我觉得你是个好人，是个可靠的人，并且必要时不怕果断出手帮人，所以我要向你说出我的秘密。我现在非常非常需要帮忙！我想知道，我能指望你吗？”
“说你的事儿，”我说，“然后我会告诉你。”
他似乎努力着，让自己鼓起劲来，然后便絮絮叨叨地讲出了一番让人难以置信的话来。开头时我听不大懂他在说些什么，不得不止住他，问他问题，后来就慢慢听懂了他说的大概意思。
他是美国肯塔基州人。大学毕业后，混得还不错，后来便开始去周游世界。他干过写作，为一家芝加哥的报纸做过战地记者，在欧洲东南地区待过一两年。他说他通晓多种语言，所以对那一地区的社会情况相当了解。他如数家珍地提到许多人的名字，都是我曾在报纸上读到过的。
他告诉我，他一直在追踪政治新闻。先头是对政治有点兴趣，然后就变得身不由己、欲罢不能了。我听得出，他是一个精明、不知疲倦的家伙，凡事都要刨根问底，有时竟会刨过了头，让自己惹上大麻烦。
下面就是他讲给我的故事，以及我自己对事情的理解。
原来，在某些国家的政府和军队的背后，都还有大规模的地下间谍活动，由一批包藏祸心、极其危险的人物在操纵、运作着。他很偶然地发现了这些间谍活动，觉得好奇、蹊跷，于是追踪了下去，然后就陷在里面，脱不出身了。据他说，参与这个阴谋活动的多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总想制造动乱，发动革命。除他们之外，还有一拨儿想借此发财的金融家。这些聪明人在世界大乱、市场崩溃时总能获取丰厚利益。显然，欧洲各国火拼起来，打起仗来，正符合这两拨人的目的。
他告诉了我一些奇怪的事，恰好解释了许多一直困惑我的问题——譬如不久前发生在巴尔干战争[5]中的一些事：有些人为何突然消失不见了，一些国家怎么突然间占了上风，同盟国和协约国是怎么组成、又怎么分裂的，战争的根源又在哪里，等等。他还说，整个一系列阴谋的目的，都像是要挑拨俄国跟德国打起来。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样就会为他们创造机会。一打起来，整个欧洲就会变成一个大炼狱，一个新的世界就可能从中应运而生。而那批资本家们，则可乘机大捞一把，靠战争造成的烂摊子大发其财。他说，资本是没有祖国、也没有良心的。还有，所有这些的背后是犹太人，而犹太人是恨透了俄国的。
“你觉得不可理解吗？”他提高了声音，“犹太人三百多年来一直受着压迫和摧残，现在正是他们翻身的机会。现在到处都有犹太人，不过你得深入到内部，到最隐秘的地方，才能见到他们。比方说，随便哪个条顿公司，这是德国人的大公司，如果你要去与它打交道，你见到的第一个人可能会是一个叫什么冯·亲王之类的年轻人，说一口英国伊顿公学或那劳公学出身的地道标准英语。但这个人其实无关紧要，只是个一般雇员。如果你的生意足够大，那你就可能会见到他后面的一个人。这个人将会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人，这人眉毛下垂、下巴前突，一副粗鲁的做派。这该是一个能够拍板，在你的商业文书上签字、画押的德国商人了。但是，如果你的生意的确非常重大的话，那你就一定会见到真正的老板了。十之八九，你会被带去见一个矮小的、面色苍白的犹太人。他坐在浴盆似的椅子里，眨动着响尾蛇似的眼睛。是的，先生，他就是一个当下控制着世界的人，他手里的刀子正架在沙皇俄国的脖子上，因为，或者他的姨妈被他们凌辱过，或者他的父亲曾被鞭笞、流放在某个离伏尔加河不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