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闲适的星期天下午，正是沃尔登喜欢的那种。他站在敞开的窗前眺望府邸的景致，葱郁的树木点缀了宽阔而平坦的草地：一棵欧洲赤松、一对高大的栎树、几棵栗子树，还有一棵少女卷发般的柳树。日头很高，树木投下几片幽暗、阴凉的影子，鸟儿悄无声息，只有窗外开着花儿的藤蔓里传来蜜蜂心满意足的嗡嗡声。宅子里也一片宁静，到了下午佣人大多休假了。周末唯一的访客是沃尔登的弟弟乔治、乔治的妻子克拉丽莎和他们的几个孩子。乔治出门散步了，克拉丽莎正躺着休息，孩子们则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沃尔登感到十分放松，他参加礼拜时照常穿的礼服大衣，再过一两个小时就要换上晚餐穿的燕尾服和白领结，不过眼下他穿的是舒适的粗花呢西装和一件软领衬衫。他心想，若是莉迪娅今晚能弹会儿钢琴，那今天就完美了。
他转向妻子：“晚饭以后你能弹上一曲吗？”
莉迪娅微微一笑：“你想听，我就弹。”
沃尔登听见一阵声响。他转头向窗口望去，只见车道的尽头——离他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出现了一辆汽车。沃尔登不禁有些恼火，如同大雨来临前被右腿的阵阵刺痛烦扰的感觉。只是一辆车而已，为什么会让我这样心烦意乱呢？他心想。尽管汽车在夏日里呼啸而过，在未铺砌的土路上扬起团团尘土，搅得整座村庄都不得安宁，但他并不讨厌汽车。他自己就有一辆兰彻斯特牌汽车，经常乘着它往返伦敦。他还在考虑给土路铺上几百码的柏油路面。对于这种事，他通常不会优柔寡断，不过从1909年劳合·乔治[1]建立了道路委员会起，村里的道路就不再由他负责了。他忽然意识到，这才是他恼火的原因所在。这是典型的自由党立法形式：他们从沃尔登手里收钱，去做他原本就打算做的事情，然后再把事情搞砸。他想：我猜到头来还是要我自己铺路，只不过付两次钱难免让人心里窝火。
汽车拐进铺着砾石的前院，噪音大作地抖了几抖，在南门口停下来。汽车废气一股股地飘进窗口，沃尔登屏住了呼吸。司机戴着头盔和护目镜，身上穿着厚重的皮夹克，他下了车，为乘客打开车门。一个身穿黑色大衣、头戴黑色毛毡礼帽的矮个男人走出了车厢。沃尔登认出了那个人，心里不禁一沉：这个安详的夏日午后算是结束了。
“温斯顿·丘吉尔[2]来了。”他说。
莉迪娅说：“真扫兴。”
这个人就是不肯死心。星期四他送信过来，沃尔登没理他；星期五他把电话打到沃尔登在伦敦的宅邸，被人告知伯爵并不在家；星期天他又一路跑到诺福克来。他马上就会再一次离开了。他以为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别人就会为之动容吗？沃尔登心想。
他不想对人无礼，但丘吉尔纯属自找没趣。他在自由党执政的政府做部长，而这个政府此刻正在残酷打压英国社会的奠基石：征收地产税，暗中侵蚀上议院，试图把爱尔兰拱手让给天主教徒，削弱皇家海军的士气，向工会和讨厌的社会主义者的威胁低头。沃尔登和他的上议会成员们绝不会与这种人握手言欢。
房门开了，普理查德走进了房间。他是个伦敦东区小伙，身材高挑，抹了油的头发又黑又亮，脸上的庄严神情一看就是强装出来的。他年少时曾经跑到海上去，又在东非中途跑路。沃尔登当时在那里狩猎旅行，雇佣他监管当地的挑夫，从那以后他们便一直相伴。如今普理查德成了沃尔登的管家，跟着他在一座座宅第之间迁移，既是佣人，也是朋友。
“老爷，第一海务大臣先生来了。”普理查德说。
“就说我不在。”沃尔登说。
普理查德面露难色，他尚不习惯将内阁部长拒之门外。换作我父亲的管家，定会面不改色地请他出去，沃尔登心想。不过老管家汤姆森早已告老还乡，在村中小屋的花园里侍弄玫瑰。不知怎的，普理查德就是培养不出那种稳若泰山的庄严气魄。
普理查德说话时开始吞掉词首的h音了——他这样做，要么是特别放松，要么就是特别紧张：“老爷，丘吉尔先生说，您肯定会说自己不在，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他用托盘递过来一只信封。
沃尔登向来不喜欢被人步步紧逼，他恼火地说：“给他拿回去——”但是他忽然看见了信封上的字迹，倾斜的字母舒朗明晰，是他熟悉的笔迹。
“天啊。”沃尔登说。
他拿起信封，展开里面唯一的一张信纸，那张纸只对折了一次，质地厚重，信头处用红色油墨印着王室徽章。沃尔登读了下去：
白金汉宫
5月1日，1914年
亲爱的沃尔登：
请与年轻的温斯顿会面。
国王乔治[3]
“是国王。”沃尔登对莉迪娅说。
他羞愧得脸都红了。将国王牵扯到这样的事情中来，实在是太失礼了。沃尔登感觉自己像一名被师长训斥的小学生：别吵架了，赶快做作业。他曾有一刻的犹豫，要不要违抗国王的旨意。可随之而来的后果……莉迪娅将不会再受到王后的接见，人们不能再邀请沃尔登一家参加有王室出席的宴会，最糟糕的是，沃尔登的女儿夏洛特将无法参加王宫举办的社交舞会。全家的社会生活就都毁了。若真如此，他们还不如举家搬到别的国家去。不行，国王的旨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违逆的。
沃尔登叹了口气：丘吉尔赢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算一种解脱，因为即使他现在选择与自由党人合作，保守党里也没人能责怪他。“让国王写信，可真有他的，”他不禁感叹，“那也于事无补，你知道的。”
“请丘吉尔先生进来。”他对普理查德说。
他把信递给莉迪娅。这些自由党人真是不知道君主制的行事习惯，他想。他低声说：“国王对这些人就是太温和了。”
莉迪娅说：“实在是太无趣了。”
沃尔登心想：她才不觉得无趣呢，实际上，她很可能暗自觉得这一切都非常令人激动，但她嘴上仍会这样说，因为在英国这是一位伯爵夫人会说的话。加之她不是英国人，而是俄国人，所以更喜欢说那些典型的英国话，和学习法语的人总是说“那么”和“什么”[4]是一样的道理。
沃尔登走到窗口。丘吉尔冒着烟的汽车还在前院里轰鸣大作；司机站在车旁，一只手扶在车门上，仿佛得牵马似的牵住汽车，它才不会跑掉；几个佣人在一旁打量着，不敢近前。
普理查德进来通报：“丘吉尔先生到了。”
丘吉尔四十岁，比沃尔登整整小十岁。他身形瘦小，穿着打扮在沃尔登看来高雅有余而绅士风度不足。他的发际线退得很快，额头显露出一个尖端，太阳穴旁的头发打着卷。这样的头发，配上短宽的鼻子和眼神中不断闪烁的嘲讽意味，让他显出一副狡黠的神态。难怪漫画家们常把他画成一张邪恶的娃娃脸。
丘吉尔与他握了握手，愉快地说：“下午好，沃尔登伯爵。”他又向莉迪娅鞠了一躬，“沃尔登夫人，您好。”
沃尔登心想：此人身上究竟有什么特质，让我如此厌烦？莉迪娅请他坐下用茶。沃尔登不愿与他寒暄，他急于知道他闹腾这一番究竟用意何在。
丘吉尔说道：“首先我要为自己强行登门求见的行为向您表示歉意，也替国王代为致歉。”
沃尔登点点头。他可不会说“一点也不碍事”这样的客套话。
丘吉尔又说：“我或许该补充一句，倘若不是事出有因，且极为紧迫，我是不该来打扰您的。”
“您最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您知道货币市场上出了什么事吗？”
“知道，贴现率上涨了。”
“从1.75%涨到了接近3%。短短几个星期，这个涨幅可够大了。”
“我猜您知道其中的原因。”
丘吉尔点了点头，说：“德国公司正在大规模地转嫁债务——一边回笼现金，一边购进黄金。这样下去，只要几个星期，德国便可以收回全部国外债务，它自己对外国却是旧债未偿，而德国本国的黄金储备将超越历史最高纪录。”
“他们正在备战呢。”
“除此以外他们还采取了其他的措施。他们的军队本已是欧洲最强大的，而他们为了进一步提升军备，已经把税收提高到十亿马克以上，远远超过正常的税额。您还记得1909年吗，劳合·乔治增收了一千五百万英镑的税款，险些引发一场革命。唉，十亿马克相当于五千万英镑，这是欧洲有史以来征收的最高税金——”
“没错，正是这样。”沃尔登打断了他，眼看丘吉尔兜起了圈子，沃尔登可不想让他继续长篇大论下去，“我们保守党人早就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心怀忌惮，如今，到了最后关头，您却来告诉我，我们过去的作为是正确的。”
丘吉尔镇定自若：“德国进攻法国，这事十有八九，问题在于我们要不要援助法国。”
“不，”沃尔登吃了一惊，说道，“外交大臣已向我们表示过，我们并不欠法国的情……”
“爱德华子爵为人耿直，这是自然，”丘吉尔说，“但是他有所误解。我们与法国已有共识，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被德国打败而无动于衷。”
沃尔登深为震惊。自由党人已经让所有人相信他们不会让英国卷入战争，就连他本人也信以为真。而现在，自由党的一位身居高位的大臣却在唱反调。政客的表里不一令沃尔登满怀愤慨，但是当他开始考虑战争可能导致的后果时，他便渐渐忘了这一点。他想到自己熟识的年轻人将不得不走上战场：花园里那几位颇有耐性的园丁、大大咧咧的男仆、面色黝黑的农家小伙、时常闹事的大学生、圣詹姆斯区夜总会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接着，另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念头超越了这个想法，他说：“我们能打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