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差
腊月二十九，是个晴天，刮着北风。我跟父亲去半塘走差。
半塘是个位于长江边的小渔村，不久前的一场火灾，使它一时间远近闻名。父亲挎着一只褪了色的蓝布包袱，沿着风渠岸河道边的大路走得很快。我渐渐就有些跟不上他。我看见他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坡的顶端，然后又一点点地矮下去，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过不多久，父亲又在另一个大坂上一寸一寸地变大、变高。
最后，他停在了那个坡顶的大杨树下，抽烟，等我。
道路两侧的沟渠中结着冰碴。在起伏丘陵背阴一面的草窠中，星星点点的积雪尚未融化。四下里看不到什么人。灰灰的鹞鹰一路跟着我，时而扶摇直上，时而仰身停翅在云端。当它急速俯冲向下，掠过我头顶的时候，我能够清晰地看见它那纺锤般漂亮的腹部以及翅膀上的白斑。一眨眼的工夫，它又借着呼啸的北风，翻转急升，在朵朵新棉似的白云之间，变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铁屑般小灰点。
父亲是个好脾气的人。我不时停下脚步，望着天上的鹰，他一次也没有催促过我。等我走到跟前，他顺手折下一根杨树枝，帮我刮干净鞋底和鞋帮上的淤泥，然后蹲下身来，捏了捏我的手，对我说：“得走快点了。一会太阳出来，地上封冻一化，路就烂了。”随后，他忽然冲我眨了眨眼睛，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笑着说，如果我在他脸上亲一口的话，他就让我骑在他肩上走一段。父亲的许诺让我有些吃惊（那时我毕竟已经九岁了），但我还是乐意立刻照办。我跨在他脖子上，双手抱住他的头。有时，我也会淘气地突然蒙住他的双眼。即便在这时，父亲也不会生气。他只是嘿嘿地笑着，装着酒醉一般，跌跌撞撞地在路上扭着秧歌，并威胁我说：“再不放手，我们就要走到池塘里去了。”
在我们当地，父亲对儿子过于亲昵，被认为是一件极不恰当且有悖伦常的事。一般来说，呵斥、殴打或视而不见的沉默不语，是父亲向子女传达爱意的惯例。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我父亲在村子里做出任何出格的事，只要不妨碍别人，大伙都会听之任之，乐得眼睁眼闭。这倒也不是说父亲的社会地位有多么尊贵，或者拥有什么任意妄为的特权。村里人不屑于与父亲一般见识，恰恰是因为他长年背着一个令人羞耻的坏名声，似乎还不够资格成为一个“正常人”。在过去，村里人都叫他“赵呆子”。当我被人亲切地称为“小呆子”之后，父亲则被尊为“大呆子”，或“赵大呆子”。当然，有时候，人们偶尔也会称他为“大仙”——?一半的原因，是父亲“赵云仙”的名字中，有一个“仙”字，至于另一半的原因，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太阳终于在砖窑高高的烟囱背后露了脸。那熔岩般的火球，微微颤栗着，从窑头赵村的荒树间一点点地浮出来，顷刻间，天地绚丽，万物为之一新。与此同时，我听见了隐隐约约的锣鼓声。有一阵子，当“咚咚锵锵”的锣鼓声被肆虐的北风刮得没了声息，我仍能听见村子里传来的鸡鸣。年关将近时，听到锣鼓声，那感觉与平时完全不同。它烘托出了节日的气氛，为本来毫无生气的山川、河流、村舍染上了悦丽之色。我提醒父亲，与我们同属一个大队的窑头赵村也许正在唱花集。父亲想了想，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那是大队干部在给各村的军烈属送喜报。快要过年了嘛！”
我知道，所谓的“喜报”，不过是一副春联，外加一封由公社统一印发的慰问信罢了。大队干部们敲锣打鼓，来到军属或烈属的家门口，给他们贴上春联，递上粉红色的慰问信，寒暄片刻，猛敲一通锣鼓，就算完事。年年如此。
果然，没过多久，窑头赵村前的池塘边上突然走出几个人来。他们从齐人高的枯苇丛中一个个地闪了出来，在通往外村的官道上走成了单行。高定邦、高定国兄弟走在最前面。他们一个敲锣，一个打镲。在他们身后，小木匠赵宝明胸前吊着一面大鼓，系着红绸的鼓槌上下翻飞，他打鼓的章法与他做木匠的手艺一样为人称道。宝明身后跟着朱虎平。他是大队救火会的会长——谁都知道，他们家的柴屋里趴着一尊神奇的水龙。据说一旦发生火灾，那老龙就会发出“呜呜”的悲鸣。朱虎平手里倒是有一面小锣，但他并不怎么敲，而是不时转过身去，与身后一个穿红棉袄的姑娘说笑。这个姑娘，我虽有点眼熟，却叫不出她的名字，似乎来自另一个村庄。
落在最后面的那个人，不用说，正是梅芳。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如果说我曾经深深地记恨过什么人的话，梅芳是唯一的一个。尽管我父亲自作聪明，加快了脚步，但仍然没能避免我们在两条大路的汇合点撞在一处。随着锣鼓声的骤然停歇，传来了高定邦那喑哑而威严的一声断喝：
“大仙！”
我感到父亲的身体猛地哆嗦了两下，马上就站住了。
“大早上不出工，你们父子两个，这是要去哪儿装神弄鬼啊？”还没等高定邦发话，他弟媳梅芳就抢先开了腔。你看，我之所以那么恨梅芳，不是没有道理的。她的话比茅坑里的屎还要臭。俗话说，新开茅坑三日香，可我从来就没听她说过半句入耳的话。她看人的眼神，就像用刀子在剜你的肉。
父亲的答话一点也不含糊：
“山脚下的驼背老舅，今年八十岁，也是烈属。他是三十夜里生的，今天做九，我们去望望他。”
他的脑子里有的是说不完的瞎话，张口就来。听他这么胡编，就仿佛世界上真有“驼背老舅”这么个人似的。父亲的话，梅芳自然也不会相信。因此，父亲紧接着马上又补充了一句：“已经向德正请过假了。”
“你别成天德正长、德正短的，拿了鸡毛当令箭！”梅芳冷冷道。
大概是因为鼻子流血的缘故，高定邦的鼻孔里塞着一团草纸。这使他那张方方的麻子脸更显得凶悍。不过，这一回，他似乎并没有为难父亲的意思。他往前挪了两步，压低了声音，对父亲道：“你身上有没有带烟？”父亲赶紧从衣兜里摸出烟盒和火柴，讨好地笑着，给他递了过去。在高定邦点烟的那工夫，他弟弟高定国在一旁对父亲打趣道：
“昨夜老牛皋犯病了。天不亮我去看他，已经穿好了寿衣，搁在棺材盖子上了。有进去的气，没有出来的气。老哥替他算算，什么时辰归西？”
“高会计说笑了。”父亲不冷不热地支吾了一句，也给他递了一支烟，脸上那副巴结、胆怯的神色略显复杂。与定邦相比，高定国的模样显得斯文清秀一些，白白净净，戴着眼镜。他是我们大队的会计。
“哎，我说大呆子，我们家的那头老母猪，肚子大得拖在了地上，跟你说，连奶头都磨破了。你给算算，来年春上能生多少头小猪？几公几母？”那个穿红棉袄的邻村姑娘，也来凑趣。
她既然称父亲为“大呆子”，说明他们是认识的。她似乎对自己的玩笑话很是得意，笑着捅了一下身边的梅芳。可梅芳铁青着脸，没搭理她。
父亲的回答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他朝那姑娘看了一眼，谦恭地笑了笑，一本正经地道：“行啊！你把她老人家的生辰八字报一报，我这就替你算算，来年春上，你们家会添多少小口。”
话音刚落，定邦就笑得喷出一股烟来，连嘴里的槽牙都露出来了。朱虎平、小木匠宝明也都咧着嘴笑。父亲给他们送上烟去，他们都欠身道谢。梅芳的脸上尽是鄙夷和不屑。她没有笑。
虽然我不太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有何出彩之处，但当我看见那个穿红棉袄的姑娘在众人的大笑中窘得红了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里倒也觉得解恨。这说明，父亲这个人，虽说生性温和、怯懦，但面对公然的羞辱，却也并非总是一味忍让。
等到高定邦吸完了烟，这伙送喜报的人再次打起锣鼓，朝魏家墩方向去了。太阳在不知不觉中升到了枯树之巅。化了冻的田间小路油黑油黑的，又酥又软。父亲拉着我的手，自己走在路的正当中，却让我踩着路边的青草走。如果路的一侧有池塘，父亲就把我抱到另一侧。好在这段田塍小路不算太长。我们穿过一块打谷场，绕过磨坊尖尖的山墙之后，又重新踅回到大路上。
我问父亲还有多远，他指了指眼前那条满是车辙的大道，对我说：
“顺着这条大路往前走上二三里，就能望见西厢门的牌楼。过了西厢门，就是东厢门。然后，就会看见一道长长的山墩。山墩中间有一个方方的大洞。穿过大洞，就可以看见一条小河。河对岸有一个乱坟岗，那是这一带有名的狐狸窝。小河上有座石桥，只有一边有栏杆。过了小石桥，沿着河岸往北去，再走上三四里，就能看到半塘村头的那棵大白果树了。那棵树，有六百多年了吧？早就枯死了。听人说，这棵树是东海舰队飞机的识别标，所以不准砍伐。”
“我们能看见狐狸吗？”
“这可说不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