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照片现今留存得有，但我见过爷爷一面。那是1953年，我八岁，父亲探家带上了我。我的大哥说“你当时很怕他（爷爷）”。但我的回忆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好奇与隔膜。那是冬天，太阳暖暖地洒落略带金黄的光。老人家默默地坐在大门口外的石头上，表情有点呆滞地看着远处。过来过去的人有的挑担有的扛农具，路过时和他打招呼：
“老汉——文明小（我父小名）回来了？”
“回来了。”
“还好？”
“啊、啊，还好。”
“你快走了吧？”
“啊、啊，快了，快了。”
这话是半个世纪前说的。我现在已过耳顺，仍像昨天那样清晰。“走”就是“死”的意思——问得自然答得简洁、坦然。这在其他地方如何？我不晓得，在河南是犯忌讳的，肯定没有这事。
他真的很快就“走”了。留给我的应该说不是怀念，而是带泪的思索。
1937年抗战爆发。他把长子凌尔寿送进了抗日队伍；次年，他又送走了二儿子凌尔文（我的父亲）。那时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只有这两个儿子，都送走了。而家里总共九口人。三十四亩地，请了一个叫“歪牛叔叔”的来做长工。两个儿子都在我党的根据地打仗，凌尔寿在河北武安牺牲——这无论如何说都是个爱国老人。应该受到表彰的，而他受到的“奖赏”却是“富农成分”。
二月河源
祖父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普通农民，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深明大义、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者。他说：“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他以坚定的理念，顽强的毅力，超凡的忍耐，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克服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苦难，在国家危亡时刻，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女婿送上了抗日战场。儿女们在前方浴血奋战，而他在后方勤劳耕作，捐款捐物，赶着毛驴送军粮。几次被日伪抓去，险些被活埋在县城外的西河滩。老人家恪守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么一个简单的公理，从来没有奢望和等盼社会或老天爷能给他什么报偿。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期待着战争的胜利，全国的解放，儿子能回来，他能享些许天伦之乐。
祖父的期盼最终也没有实现。迎头等来的是革命革到了自己的头上；远方传来的是大儿子牺牲的噩耗。而首当其冲的“革命者”竟然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凌尔文。
大约是1946年夏，叔父回来了。他头戴大檐帽子，身穿灰色军装，左胸前有一块长方形布块，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当时，部队鼓励家庭富裕的军人，回家做工作，把多余的土地主动“献”给贫苦的农民，叫做“献田运动”。儿子一回来，又看见他这身打扮，祖父母脸上的雾云消散了，露出了多时不见的笑容。晚饭后，前来看望的人们都走了，屋子里静了下来，谈判开始了。我太小，听不懂他们谈些什么。只看到叔父不时坐下站起，不停地打着手势，一会儿大声理论，一会儿又低声细语。我只听出了“以前怎么怎么，现在如何如何，今后什么什么……”祖父母只听不说话。叔父说完，坐在炕头静等回话。祖父沉默了，他用火镰打火，拿起烟袋不停地吸烟，室内只听见他“吱、吱”的吸烟声。现在想来他在作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吸了两袋烟后，他磕掉烟灰，把烟袋递给儿子让他吸，身体向炕角挪了一下，靠在被子上说：“好，按俺孩的主意办。”献十几亩土地给贫苦农民的决策就这样拍板定案了。第二天，村里的干部都来了，中午，叔叔请客，干部们都在我家吃饭，家里非常热闹。祖父写了一张纸，大约是字据吧。来人一片赞扬和恭维，“大爷，叔叔，哥哥”叫个不停。过了几天，村里的业余剧团编了一个戏，戏名叫《凌尔文献田》，村里请我们全家去看，让祖父坐在中间。我们全家都成了剧中人，还有一个小孩扮演我，在剧中给干部们点火吸烟。爷爷边看边咧着嘴笑……祖父经受了“第一次革命”——儿子革老子的命——的考验。
这次和风细雨式的家庭革命，把那个和我们日夜相处的“长工”，我的歪牛叔叔也“革”掉了。他赶着毛驴，驮着两布袋粮食，奶奶给他打点了一个很大的包裹，里面装满了衣物，让他背着，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家”。我看到，他和祖父母都有点依依不舍，他走出门拐弯了，我们还在大门外站了许久许久。
这段时间，婶母担任县“妇救会”（即当时的“妇女救国会”）主席，在外忙着支援前线工作。而解放则寄养在离城五里的王家庄奶母家里。祖父经常带着吃的用的去看他，回来总是对祖母说：“好，又白又胖。”
大约是1947年，真正的革命——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这次革命可不同于“第一次革命”，它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绣花绘画，而是疾风暴雨式的。平静的村庄，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相邻而居的这个大群体，一下子裂变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四个阶层；几百口人丁的凌氏大家族，也突然间分成了两个阶级。
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发布《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的政策大概依据某位领袖的一篇“报告”行事。这一运动从老解放区首先发动，干部有砸烂旧世界的坚定决心，人民有翻身求解放的热情，因而土地改革在短期内就形成势如破竹的局面。是时，东、西、南三个李家庄从建制上是一个行政村。如前所述，南庄凌氏家族富裕人家较多，穷人较少。所以土改时村公所的干部，东、西两庄较多，而南庄只有两个配角。这就有效地打破了南庄的家族“保护主义”，工作更加顺畅，方法也就更加激进。南庄凌氏的富人们慌了手足，有的外出躲避；有的给村干部送礼，以求庇护；有的则忍痛割爱地将自己十七八岁的闺女，嫁给东庄那个四十多岁的光棍汉——他是掌“帅印”的村干部……
祖父因为曾用过一个“长工”，因而“富农”这顶帽子就不大不小地戴在了他的头上，似乎连他自己也感觉合适而无可非议。
于是，革命的矛头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指向了这个家庭。
祖父祖母被绳索捆绑在福字院的大门前，受了皮肉之苦，我吓得坐在墙角颤抖，不敢出声不敢哭。据说此时县委派人来，说这家人不能“动”，因而保住了两位老人的“命”未被“革”掉。
所余的十几亩沟洼地（楼沟）全部没收，分给了东庄的贫苦农民。老丰沟的土地，分给了西庄；四祖父在岭西沟的土地也分给了东庄。
牛和驴牵走了。
粮食装到布袋里背走了。
柜子箱子及被褥衣物搬走了。
被叔父看作比他的生命还宝贵的两大箱子书也抬走了。
像样一些的陶瓮瓦罐也搬走了。
1957年的全家福，后排左起母亲马翠兰、父亲凌尔文和二月河。前排左起大妹凌建华、三妹凌玉萍和二妹凌卫萍。
最后是一家四口人也走了。我们离开福字院，搬到了只有四间破瓦房的一个小院子里，它叫小南院……
这个家庭一下子从山上滑到了谷底，可谓一落千丈。
这个当口，也许还不知道，在破窑凉炕上，一条破被中全家取暖时，那种可怕的沉默过后，两位老人有这样一番对话。
爷爷：“彻底了。这个革命彻底了。”
奶奶：“再苦再难，咱不该用那个长工。”
爷爷：“有一个儿子在家，怎么也不会的。”
奶奶：“孩们都在外头革命。”
爷爷：“咱们得拥护革命。”
奶奶：“可我们以后生活怎么办？”
爷爷：“只要孩们在外好，咱们还能活几天？”
当时昔阳县的土改是搞得很极端的。几乎天天都有地主或富农被打死，打死就打死了，任何政府机关不能予以调查追究，也没有人敢于过问这些事，农民运动是高于一切的政治。
我在1969年入党，填的入党志愿书一片光明。
家庭出身：革命干部。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母亲：1944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姑父吕倜中共党员；舅舅马文兰中共党员；姨姨马佩荣中共党员……外祖父党的地下工作者、烈士；伯父凌尔寿烈士……阴暗面没有。我所知道的仅仅父亲是富农出身而已。
然而第一次填写志愿书并没有批准我入党。组织上找我谈话，那平日也是很要好的同僚，此时却显得有点矜持和庄重：“你还有一个姑姑，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填进表中？”
我一下子蒙了，赶快写信（那时不可能打电话）询问父亲。父亲来信告诉我：确有一个小姑姑，叫凌尔婉，土改时被斗而死。他并且告诉我，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告诉我，是因为怕我受负面的影响，同时他还说，他给部队党组织写了信，详细说明了情况。第二次再填时，我仔细思量了这件事，并且加上了我对此“人民革命斗争”的积极评价。这时我还是不晓得，大伯母也是这时期自尽的。
土改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斗争也在不断升级加温。爷爷毕竟是“双抗属”，这一条谁也无法否认。父亲后来告诉我一件这样的事。有一次昔阳县搞了一个“献田大会”，爷爷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说自己过去剥削人有罪，把土地主动献出。爷爷在发言中间，另有一地主也想登台表态献田，被守台民兵从台上将他直捽出去——这是爷爷的政治待遇，不是每一个“分子”都能享受到的。还是来摘引我哥哥的《二月河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