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
英语文学在英语国家的大学成为一门学科,不过一百多年时间。这种建置在繁荣学术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现在不少博士论文,都要强调“方法”,考官首先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拿得出铮亮的理论装备,好像没有那些便于操作的词汇,就有辱英文专业的门楣。结果出现两种弊端。一是略知门道的读者只需浏览序言,就可以大致推知结语,期待中的阅读的愉悦,只得放弃;二是体现专业性、学术性的词汇,往往过于抽象。特里·伊格尔顿在讨论理论之热的得失时曾引用一段妙文,读起来高深,却不知所云,几乎是英语的变种。这些词汇中特别流行的(如“后现代性”)大而无当,像迷宫一样,作者在里面兜圈子,论文做得吃力,读者也叫苦不迭。这种情况,在其他语种里也存在。
研究文学的人多了,然而很多论述文学的写作却为了“艰深”而疏远普通读者。20世纪中期,一些批评大家的文章在非专业的读书界影响很大;而现在的“学术”与公众越来越远,要通过“学院派写作”来亲近文学,希望是不大的了。于是我们想到,还是要请作家来谈文学,因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读者是普通读者,他们使用的语言,读起来也不会拗口,经验之谈中有着出人意料的洞察。
约翰逊博士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受人敬重的人物之一,他在为诗人格雷作传时曾说,普通读者的识趣未被文学上的偏见所败坏,他很高兴与这样的读者意见相合;诗作能否传世,固然与诗人的学问和诗艺相关,但最终将取决于普通读者的常识。弗吉尼亚·伍尔夫深爱这段文字,她还把“普通读者”用作自己评论文集的题目。伍尔夫在那本书的自序中指出,约翰逊博士心目中的普通读者,文学上的修养并不是很高,造物主也没有赏给他/她出众的才能。他/她读书纯粹是为了自娱,绝不是为了积攒知识,以便向学生传授,或纠正别人的看法。
上世纪80年代,我国也出现一股理论热。王佐良先生感叹道:“在各种理论之风不断吹拂的当前,回到约翰逊的‘常理’观是需要理论上的勇气的。”这常理“不是纯凭印象,而是掺和着人生经验和创作甘苦,掺和着每人的道德感和历史观”。这种文学批评“具体而又不限于技术小节,有创见而又不故弄玄虚,看似重欣赏,实则关心思想文化和社会上的大问题”。约翰逊深知人生的难处与矛盾,他的思想温和而实在。说来也巧,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中,约翰逊是唯一入选经典作家的批评家。布鲁姆认为,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还难有与约翰逊比肩者。与当今“憎恨学派”的“性别崇拜”和“族裔鼓噪”相比,约翰逊的批评实践体现了“最清醒最狂野的陌生性”,而这种陌生性恰是原创性的标志。布鲁姆偏激,这可以不论。
约翰逊和伍尔夫也从事创作,作为“名作家”,他们谈文学的文字至今魅力不减。译林出版社的这套“名作家文学课”丛书颇有发扬光大“常理”之意,同时也肯定当代各种以理论见长的专著的杰出贡献。我们精选了一些现当代世界文坛上的名家,请他们来上文学课,让读者通过他们的书信、演讲和随笔来亲近文学,感受文学。相信在此过程中,我们会不断邂逅“最清醒最狂野的陌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