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钓鱼兄弟帮。
我们几个迷上了钓鱼。那是一九九六年一月，我们的父亲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阿库雷，而我们从出生开始就没离开过这个尼日利亚西部城市。上一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父亲供职的尼日利亚中央银行突然把他调到阿库雷以北一千公里外的约拉。我还记得父亲怀揣调动通知回家的那个晚上，那是一个星期五。当晚和星期六一整天，他和母亲一直像神殿里的祭司那样小声谈论着。星期天早上，母亲出现在我们眼前，她的样子全变了。她的步态像落水的老鼠，在家里走动的时候眼帘低垂。那天她没上教堂，而是一脸阴郁地在家为父亲洗熨出一摞衣物。他们俩什么都没对我们说，我们也没问。我的几个哥哥——伊肯纳、波贾、奥班比——和我已经学乖了：要是我们家的两大心室——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不吭声，就像人体的心室只让血液流入不让流出那样，我们乱戳可能会让家里血流满地。每逢这种时候，我们会避开放在客厅八柱架上的电视机，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者假装学习，忧心忡忡，但什么也不问，默默地感受外面的形势。
黄昏来临时，母亲的自言自语透露了一些零散的信息，就像羽毛丰盈的鸟儿抖动身体落下几根旧羽：“什么样的工作会让一个男人丢下他的孩子们不管？就算我有七只手，这么些孩子我怎么照顾得过来？”
这些呓语般的问题貌似不针对任何人，但显然是说给父亲听的。他独自坐在客厅的躺椅上，脸藏在他最爱读的《卫报》后面，边读边听母亲抱怨。尽管听到了母亲说的每一个字，他也只会把那些不直接针对他的话——他经常称之为“懦夫之语”——当作耳旁风。他会泰然自若地读报，不时蹦出一句对报纸内容的斥责或赞赏：“如果世上真有正义这玩意儿，阿巴查应该很快死翘翘，让他的巫婆老婆哭个够。”“哇，费拉神了！天哪！”“应该砸了鲁本·阿巴蒂的饭碗！”——这些话都是为了让人觉得母亲的哀叹徒劳无功，她的抱怨没人关注。
那晚上床之前，伊肯纳猜测说，父亲大概要调动工作了。他快满十五岁了，很多事我们都依靠他来解读。波贾比他小一岁，要是没对这种情况发表高见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他说我们经常担心的事儿要成真了，父亲要出国去“西方世界”了。奥班比十一岁，比我大两岁。他没啥看法。我也没有。但我们并没有等多久。
答案第二天早晨就揭晓了。身穿褐色T恤的父亲突然来到我和奥班比的卧室，把眼镜搁在桌子上。通常这意味着我们得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会住在约拉。我不希望你们几个给你们母亲惹麻烦。”说这些话时他的脸有些扭曲。每当他想让我们心生恐惧就会摆出这张脸。他语速很慢，嗓音比平时深沉洪亮，他吐出的每个字都钉进我们脑海中的横梁九寸深。要是我们以后不听话，他只要说一句“我告诉过你们”，就能让我们回想起他训诫我们时的每一个细节。
“我会定期给她打电话。如果我听到任何坏消息，”他竖起食指以示强调，“任何过分的行为，必有回报。”
说到“回报”这个他专门用来强调警告或者对恶劣行为的惩罚的词时，他十分用力，额头两侧的青筋都凸出来了。此词一出，训诫告终。他从胸袋里掏出两张二十奈拉1的纸币，放在我们的书桌上。
“给你们俩的。”他说，然后就出去了。
奥班比和我坐在床上。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就听到母亲在屋外提高了嗓门对他说话，就好像他已经走远了。
“埃姆，要记得家里这些半大小子。”她说。
“我会的。”
在她的絮叨中，父亲发动了他那辆标致504。一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奥班比和我立刻冲出房间，但车子已经出了院门。他走了。
每当我想起我们的故事，想到从那天早晨开始，我们这从未分离过的一家人分开了，我真希望——即便过了二十年也是如此——他不曾离开，不曾收到那封调动通知。在那个通知到来之前，一切井然有序：父亲每天早晨出门上班，在露天市场摆摊卖生鲜食品的母亲照料我和我的五个兄弟姐妹。我们跟阿库雷大多数人家的孩子一样，得去上学。万物都顺其自然。我们很少回想过去。时光的流逝算不了什么。旱季的每一天，天空都飘浮着满载一团团灰尘的云朵，太阳很晚才下山。雨季的时候，好像有一只手在天空涂抹着朦胧的图案，大雨倾盆，雷电交加，一下就是六个月。因为这不变的、有序的节奏，没有哪一天特别值得回想。当下和可见的未来才重要。有时，未来的片段会在我眼前闪现，像火车机车沿着希望的铁轨驶来，煤在炉膛里熊熊燃烧，汽笛声如象鸣般响亮。有时，这些片段会在我的梦境中浮现，抑或混在我脑海中嗡嗡飞过的幻想中——我将成为飞行员，或者是尼日利亚总统，或者是大富翁，买得起直升机——因为未来在我们手中。未来是一块空白的画布，什么都有可能。然而，父亲调去约拉这件事改变了一切：时间、季节和过去变得重要了，我们对过去的渴望甚至超过了当下和未来。
从那天早晨起，他就住到了约拉。以前，放在绿色桌子上的电话机主要用来接父亲自幼结识的朋友巴约先生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现在，它成了我们和父亲之间唯一的纽带。母亲焦躁不安地等着他打电话过来，还在她房间的日历上标出父亲打电话的日子。要是哪天他没按约定打来，母亲在等待中——经常是一直等到深夜——耗尽了耐心，就会解开她裹身衣褶边的结，取出里面那张皱巴巴的纸，一遍又一遍地拨打她匆忙记下的电话号码，直到父亲接听为止。如果那时我们还醒着，我们会挤在她身边听父亲的声音，敦促她给父亲施压，让他把我们接到约拉去。但父亲总是断然拒绝。他一再重申，约拉局势不稳，经常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而且常常是针对我们伊博人的。我们还是不断要求，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血腥的宗派暴乱爆发。那一次，终于拿起听筒后，父亲在零星枪声的伴奏下告诉我们他是怎么从攻击他所在地区的暴徒手中死里逃生的，以及同他的寓所隔街相望的一户人家是怎么被屠杀的。“他们杀小孩就像杀鸡！”他特别强调了“小孩”。我们但凡还有脑子，就再也不敢提搬家的事。事情就是这样。
父亲每隔一个周末开着他的标志504轿车回来一次，路上要花十五个小时，到家时总是风尘仆仆，精疲力竭。我们盼望着那些星期六。家门口一响起喇叭声，我们就会冲出去开门，急着想知道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点心或礼物。后来，我们慢慢习惯了几个星期才能看到他一次。在此期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原本身材魁梧，沉着稳重，如今却逐渐萎缩干瘪。他原本奉行镇静、服从、学习和雷打不动的午睡，我们已习惯成自然，如今这套规矩却逐渐废弛了。以前我们觉得他眼神锐利，能看到我们背着他犯下的最细小的错误，现在他的眼睛却覆上了一层薄雾。到了第三个月头上，他那经常挥舞警示之鞭的长长的手臂突然像疲惫的树枝一样折断了。然后我们就脱了缰。
我们抛下书本，开始探索我们熟悉的世界之外那个神圣的世界。我们奓着胆子去了市立足球场。我们那条街上的大多数男孩每天下午都在那儿踢球。但他们像狼群一样排外。我们只认识他们当中的卡约德，他就住在离我们家几条街的地方，但这些男孩熟悉我们家，叫得出我们父母的名字，还常常用毒舌招待我们。尽管伊肯纳是个控球高手，奥班比是守门神将，他们还是管我们叫“菜鸟”。他们还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父亲“阿格伍先生”是在尼日利亚中央银行上班的富人，而我们是特权阶层。他们给父亲起了个奇特的外号：奥尼尔老爹。后者是一部备受追捧的约鲁巴肥皂剧里的主人公，有六位妻子、二十一个孩子。他们用这个外号来嘲笑父亲，因为他觉得孩子多多益善，在我们那个区算是出了名。在约鲁巴语里，奥尼尔老爹还有“螳螂”的意思。那可是一种瘦巴巴的丑陋的绿色昆虫。我们受不了这样的侮辱。起先，伊肯纳觉得我们人太少，寡不敌众，就按照基督徒孩子惯常的做法一再乞求他们不要侮辱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的父母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他们的事，但他们无动于衷。终于，一天晚上，伊肯纳再也忍受不了那个外号，一头撞向其中一个男孩。那男孩瞬间踢中了伊肯纳的肚子，居高临下地朝他压过去。有那么一小会儿，他们俩缠在一起，双脚在沙地上踢出一个不大规则的圆。但最后，那男孩甩脱了伊肯纳，还朝他脸上撒了几把土。其他孩子欢呼着把那男孩扛了起来，他们的声音汇成一曲胜利的欢歌，其间夹杂着对我们的嘘声。那天晚上，我们垂头丧气地回了家，以后再没去过那儿。
这之后，我们不再喜欢去外面玩。在我的建议下，我们一起去求母亲，让她说服父亲把没收掉的游戏机还给我们，好让我们玩《致命格斗》。一年前，父亲没收了游戏机，还把它藏了起来，因为考试经常名列全班第一的波贾带回来一张成绩单，上面用红笔写着第二十四名和老师的警告：“下次还有可能这样。”伊肯纳的成绩单也不妙，在四十个人里排名第十六，他的老师布基夫人还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父亲把那封信读了出来。在他的咆哮声中我只听清了“天哪！天哪！”，就像诗歌中的叠句。他宣布没收游戏机，永久阻断那些能让我们兴奋到眩晕、尖叫和嘶吼的画面。想想吧，画外音一声令下：“干掉他！”战胜的灵魂就狠命收拾那战败的灵魂，要么把他踢到半空中，要么把他砍得血肉横飞。然后，屏幕上会炸开火红的“死亡”字样。有一次，奥班比撒尿撒到一半从厕所里冲出来，因为他想跟着游戏里那个美国口音的画外音一起吼叫：“一招致命！”结果尿滴在了地毯上，招来母亲好一顿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