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别人的事情
而是我们自己的
摘掉排便袋之前，孩子几乎每晚都会做噩梦，而且是相同的噩梦。在梦中，怪物不停地追赶着她与其他小朋友。最后，虽然其他小朋友都逃过了一劫，但她却被怪物无情地抓走了。
有一天孩子问我：
“爸爸，那个坏叔叔被判了多少年？”
判刑，对她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即便这样，她还是一直追问我关于那个人的消息。由此我清楚地认识到，孩子心中的恐惧其实并没有消散。
“他被判了12年，所以还要在监狱中待上十多年才能出来。”
“切！”
这是孩子对社会的不满？其实并不是，这是一种恐惧。
“不是还有10年？”
“总之在那之前我一定要强大起来。”
这种心情又是谁能了解的呢？是为人父为人母的我们所能了解的吗？孩子究竟是有多么恐惧，才会从现在起就开始担心那个人的出狱呢？
12年，对其他人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但对我的孩子娜英来说却是一段必须让自己强大到足以自保的炼狱时间。如果那个人能够被判得更长一些，是不是孩子的心理压力就会相应地减少一些？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心中的恐惧又会不会愈发地强烈起来？比如1年后，孩子会不会焦虑地想到“只剩下9年了”？所以对于行凶者，比起“只剩下9年了”这样的从轻处理，是不是“还有好多年！”这样的从严量刑反而更合适一些？
“虽然爸爸很无能，但爸爸保证一定不会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而且爸爸也会倾尽全力地阻止类似的事情在其他小朋友身上发生。”
我是一名平凡的父亲。这是我与孩子的约定。虽然我也曾想过诸如“如果时间可以倒退”这样的事情，但显然这并不可能。不论是我，还是我的孩子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娜英受到了性侵犯。而且这一伤害始终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有一天她问我“什么是性侵犯”。从低年级小学生的嘴里竟然出现了“性侵犯”这样的词语，伤心的我强压下心中的愤怒与痛苦回答道：
“因为那个坏叔叔是男生，而你是女生。所以叫作性侵犯。”
我一直在思考应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因为孩子终究会问到。虽然设想了无数次，但现实依旧使我感到很无力。
事后，娜英认识了一位刑警姐姐。娜英很喜欢这位姐姐，大概是因为刑警能够给她带来安全感吧。当然周边人给予的温暖也给了她很大的勇气。
然而除了温暖之外，仍然有很多令人感到愤慨的事情。由于孩子的精神状态一直没有好转，所以我找到了孩子的主治医师咨询，但主治医师却推卸说自己只负责诊断，并不负责治疗。
“您是在给我的孩子进行治疗吗？”
“不是。”
“您竟然说不是？”
“我只是负责诊断，并不负责治疗。”
对于医生竟然把我的孩子作为临床观察对象的行为，我表示震惊。所以在那之后，我走访了很多其他医疗机构。因为我始终希望孩子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相信只要是父亲，都会像我这样做。
这其中除了私营机构外，还包括很多政府支援机构，然而这些机构的设立大多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已。我就这样每天奔走在各个城市努力搜寻着这些医疗机构，这令我感到实在可笑，因为这些以治疗为目的而设置的医疗机构，又有多少是真的在为病人进行治疗呢？治疗只不过是他们的招牌，而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不过是国家的补助而已。
所以每到一处都会受到这样的警告：我们会向国家申请治疗费用，所以你不能再去其他地方接受治疗，但真正的治疗两周才有一次。两周一次，就算是抑郁症还需要一周一次，而他们却说像我孩子这样的情况只需要两周一次，真是令人愤怒！
利用孩子、利用我们家庭的伤痛来填饱自己肚子的这些人，真是令人作呕！
最后我将孩子托付给了首尔向日葵儿童中心。在无数以权谋私的机构当中，这是唯一一家真正为了孩子着想的机构。之所以要将名字讲出来，是为了那些和我们经历一样痛苦的家庭们。
但这里也有问题。
因为向日葵儿童中心是保健福祉部和女性家庭部的下属机构，所以不是每个城市都设立了。我也是在走访了很多地方后才发现了这里。从我所住的城市到首尔，并不容易。即便是为了孩子，但距离确实也太远了。虽然大人没有问题，但是孩子呢？对孩子来说，就算一点距离他们都会觉得很遥远，何况像我孩子这样一天需要上数十次卫生间的情况。长时间的奔波不仅让孩子体力上吃不消，而且晕车问题也时有发生。如果是为了孩子们着想，那么是不是应该至少在每个城市都设立一处这样的机构呢？
此外，治疗性侵病人的指定医院也是少得可怜。在首尔也仅有一处而已，京畿道和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大概是因为受害者们不远万里去接受治疗也无妨吧，或者只是纸上谈兵，亦或者只是政府的面子工程？如果真的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不知道他们还能否提出这样幼稚的政策！
而我之所以会参与苏在沅作家的这部作品的理由只有一个。除了为与我有同样经历的人进行辩护之外，更希望类似的惨剧不要再发生，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更有力的政策，加重这方面的刑罚。此外，我也希望能够为和我们有同样经历的受害者寻找到走出阴霾的突破口。
对我孩子施暴的那个人是个惯犯，而其他性侵者中也是惯犯居多。
他们的犯罪越来越计划周密。虽然不想再叹气我家孩子的事情，虽然就算死也不愿意再记起那件事，但是为了政府能够加强这方面的刑罚，即便要在伤口上撒盐，我还是要说出来。
就像我对孩子承诺的，不会再让其他小朋友也经历相同的事情。
我想要兑现我的诺言。所以我要说出来。
让性侵者受到更重的处罚。
孩子在重症病房醒来后头一句话就是：
“妈妈，在犯人逃跑前抓住他！”
孩子问也没问就着急地要告诉警察。即便警察告诉她可以以后慢慢说，但不论是睡着还是醒来孩子都无法忘记当时的画面，坚持要告诉大家当时发生的事，因为害怕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
不能入睡的孩子，即使困得睁不开眼也坚持要讲述当时情景的孩子，大家能想象到看到孩子这样，作为父亲的我是怎样的心情吗？
第二天警察拿来照片让孩子指认。孩子一下子就认出了那个家伙。
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就是犯罪嫌疑人，但却迟迟找不到证据，因为他没有留下指纹，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线索给他定了罪。
强奸犯，越是惯犯，手法就越是娴熟。其他犯罪也是一样，他们在出狱前都学习了很多法律知识，就像检察官和律师一样。所以现在犯罪率日益增长，但悬案却越来越多。
众所周知，终身监禁这一刑罚在很多国家都适用。但是韩国却对性犯罪特别宽待，所以他们才会无所畏惧地犯罪，并用纳税人的钱在监狱里舒服地过日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被社会永久地孤立起来。
我从来不和妻子一起看新闻。因为每每看到类似的事件报道她都会止不住地咒骂。
“那种人为什么还要给他饭吃，让他活下去？”
我也是如此。不明白国家为什么会让那些家伙太平地在监狱里度日。如果真的知道受害人父母的愤怒和憎恶，知道受害儿童的伤痛，那么还能这样让他们如此舒服吗？为什么在一个主张人权的社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的权利却被彻底无视了呢？
如果判死刑又会怎样呢？
我大概分析了一下他们的心理。虽然他们做出了禽兽才会做的事情，但他们却像其他人一样畏惧死亡。如果他们要面对的是死亡，那么他们还会那么容易地犯下罪行吗？虽然不能说是100%，但我敢肯定犯罪率一定会减少。当然相应受到伤害的孩子也会减少。所以为了孩子们，为了善良的国民们，为了所有生活在韩国的一个个家庭，国家是不是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法律呢？
我很认同苏在沅作家所说的一段话：
“孩子爸爸。虽然打架斗殴也可能无意间致人死亡，但强奸绝对没有偶然。所有的强奸都是有计划的，因为犯人有充分的时间。在他们寻找对象的过程中，在他们掳走受害人的过程中，在他们解开腰带的瞬间，在他们拉下裤子拉链的时候，他们都有充足的时间来做出判断。
酒后失控？那么醉酒驾车也算是失控了？就算酒后意识稍微有些不受控制，但即便这样也不能够容忍。对于依赖酒精的这些人，不是更应该严加处置吗？”
对此我十分感同身受。我说过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一定会组织活动要求政府修改相关法律条文。我会一直支持苏在沅作家。
我要为所有有着相同痛苦经历的家庭呼吁。不论是怎样的父母，都会想要删除掉这些记忆，帮助孩子删除掉这些痛苦的记忆。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记忆永远都不会消失，它会伴随我们一生。所以方法只有一个：
“战胜它。如果不能忘记，那就想办法去战胜它。”
伤口愈合便会结痂，会留下伤疤。但是新的肉终究会长出来，和我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们也会一样。伤疤、记忆留下了，就不会消失，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接受它，并且寻找到战胜它的方法。
两年时间里，我与孩子一起战胜了很多东西。现在我有信心让孩子重新变得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幸福，大家也一定要努力去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