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安娜穿过漫漫长夜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早晨，安娜?瓦尼亚醒来时，发生了几件事情，可她并不知道。那年她七岁。

安娜不知道，在被占领的波兰，盖世太保的头子下令强迫雅盖隆大学校长要求所有教授（其中就有她父亲）出席一场座谈会，主题是在德国人统治下波兰的学术发展方向。座谈会将在当天中午举行。

安娜不知道，父亲连同他的同事们将从56号演讲厅被带走，先带到他们目前生活的克拉科夫[1]的一所监狱，随后将被遣派到波兰全国其他许许多多的拘留机构，最终要转移到德国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安娜也不知道，几个月后，父亲那些幸存的同事将被遣送到更为声名狼藉的上巴伐利亚达豪集中营。但是，那次移交开始的时候，她父亲已不在人世，无法被转移了。

那天早晨，安娜只知道，父亲要外出几个小时。

七岁女孩们可是群变化莫测的家伙。有人会跟你说，她们早就长大成人了，你若不同意就会很麻烦。有人似乎更乐于斤斤计较地掩饰用粉笔写在头脑中的童年秘密，不肯给成年人透露丁点儿事情。还有些（迄今为止这伙孩子的数量最大）压根儿就无法确定自己属于哪个阵营，完全取决于她们那天那时甚至那刻的状态，她们呈现给你的面目可能完全不同，绝非你自以为可能会发现的面目。

安娜属于最后那种七岁女孩，这种矛盾状态与她父亲的培养有很大关系。父亲待她犹若成年人——尊重、谦逊、体谅。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同时又设法在安娜的感觉中保护和保存这样的概念：她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万事万物都是崭新的发现，对自己的心灵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安娜的父亲是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的语言学教授，跟他一起生活就意味着每星期天天要讲不同的语言。安娜七岁的时候，她的德语、俄语、法语、英语都相当不错了，而且还通晓意第绪语[2]、乌克兰语，略懂亚美尼亚语、喀尔巴阡山罗姆语[3]。

父亲从来不跟她说波兰语，他说，波兰语就让它好自为之吧。

如果不是迷恋交谈，不会有人像安娜的父亲那样能够掌握这么多种类的语言。她记忆中很多时候父亲都是在跟各种各样的朋友以及他在城里培养的交谈伙伴中的某位说话——不是大笑就是开玩笑，不是辩论就是叹息。事实上，跟父亲生活的很多时候，安娜曾认为父亲说的每种语言，都是根据他谈话的不同对象经过裁剪特制的，犹如一套预先订购的衣服。法语不是纯正的法语，而是布夏德先生说的法语，意第绪语不是纯正的意第绪语，而是什姆利克先生说的意第绪语。亚美尼亚语的每个单词和短语则让安娜想起那个矮小老奶奶的脸庞，她总是用小杯浓烈的苦咖啡招待安娜和父亲。

亚美尼亚语的每个单词闻起来都有股咖啡味儿。

如果安娜青涩的少年生活像幢房子的话，那些跟父亲在业余时间交谈的男男女女就是那幢房子的支柱了。他们让天空升起，让大地沉稳。他们跟安娜微笑说话的样子，好像她就是自己的孩子。去拜访他们的从来都不仅仅是瓦尼亚教授，而是瓦尼亚教授和安娜。或者像他们称呼的那样，是瓦尼亚教授和安雅，或者卡安娜蕾，或者安可，或者安尤沙克，或者安欧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有多少个民族，她就有多少个名字。

当然，如果每一种语言都只对应一个人，那么，最后，一个女孩子可能就要好奇纳闷了——我父亲对应的语言是哪种呢？我的语言又是哪种呢？

不过答案很简单——他们都是别人语言的传声筒。别的每个人似乎都只限于懂一种语言，顶多两三种，可是安娜的父亲好像完全不受辽阔和变化万千的克拉科夫风景中羁绊别人的边界的束缚。他不曾受任何说话方式的限制。只要愿意，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成为任何东西，也许，唯独不想成为自己。

如果安娜的父亲真的是这样，那么安娜也应该是如此。安娜的父亲没有给女儿传承某种具体会限定她的语言，而是教给她自己掌握的众多语言构成的宽泛谱系，还说：“从中去选吧。给自己创个新的好了。”

安娜对父亲的记忆中，他无时无刻不在侃侃而谈。在安娜记忆中，他犹如一座活着的雕像，这座雕像是按照他习以为常的聆听讲话的姿态塑造出来的：左膝搭在右膝上，肘子撑靠在膝盖上，手掌托着下巴。他经常采用这种姿态，但是即便在如此默默地专注倾听时，安娜的父亲还是忍不住想交流，嘴唇和眉毛会随着人们说给他听的东西做出拧动和蠕动的回应。别人可能会问他这些怪癖似的痉挛和抽搐是什么意思，但安娜对那种表情语言同样很精通，从来不用问。

安娜和父亲一起说话花的时间可不少。在这些人家公寓的各个角落以及城市的条条大街上，用各种语言来交谈。在所有那些人里面，安娜觉得父亲最喜欢跟她说话了。

安娜第一次意识到一种语言就是人们——说同样语言的两个人不见得必然是同类人——之间共享的约定，那是她记忆中唯一一次问了个难倒父亲的问题。

那是在他们远足或者其他外出活动后回家的路上，当时天色逐渐暗淡。安娜已经认不出他们走在城市的哪个地段。父亲紧紧抓着她的手，迈开长腿跨着大步，她必须小跑才能跟得上。太阳从屋顶落下去，又沉没在群山那边，他步子迅捷，速度越来越快。等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几乎已经在跑了。

安娜还没看见任何东西的时候，声音就已先传来。有个男人的声音在大笑，响亮又欢快，实在太开心了，连安娜都微笑起来，激动得想看个究竟，到底是什么让他发出如此笑声。但是，当他们来到发出这声音的街上时，她的微笑打住了。

有三个士兵在那里。

大笑的那个士兵最矮小。安娜记不清另外两个士兵的模样，只记得在她看来，他们好像出奇的高大。

“跳啊，”最矮小的那个士兵说，“跳啊！跳啊！”

他们前面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使出最大的劲头照着指令去做，在原地毫无意义地上下跳跃着，不过，很明显，他的腿有什么毛病——可能是严重损伤。不难看出，他非常不舒服。他咬紧牙关，每次鞋子撞到石子的时候都忍住不要叫出声，虽然疼得连面孔都扭曲了。

这似乎让那个小士兵更加开心。

也许最难理解的是那笑声中洋溢的纯粹又毫不保留的欢乐——在安娜的心中，那个士兵讲的是弗什曼医生的语言，因此，也是用那种语言大笑的。

弗什曼医生是个差不多快秃顶的胖子，平常总穿件马甲。他戴着眼镜，拿根拐杖，有时整天拄着它在小药店里慢慢腾腾地走来走去。弗什曼医生喜欢咯咯咯咯地笑，这时脸膛几乎总是变得红彤彤的。安娜认识他的那段短暂时间里，他偷偷送给安娜的小甜点要比她在别的任何场合见过的都要多。

那个小士兵说的正是弗什曼医生讲的话。

安娜有点糊涂了。她没法参照那位医生的语境理解这位士兵，又没法参照士兵的语境理解医生。所以，她做了碰到这种情况时任何孩子都可能会作出的反应。

她问了父亲。

如果安娜的父亲不是那样的人，如果安娜在她短短的七年时间里没有听过、说过德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用德语思考，像有潜在能力讲这种语言的人那样——总之，如果她的口音不是如此惊人的地道，这个故事还没开始就便结束了。

“爸爸，”安娜说，“他们为什么要嘲笑那个人啊？”

安娜的父亲没有回答。那个士兵转过头来。

“因为，liebling，”士兵说，“他不是人，他是个jude[4]。”

安娜清楚地记得那句话，因为对她来说，那句话改变了一切。安娜以为她知道什么是语言，语言如何发挥作用，知道人们如何无中生有引出不同的词语，为了描述周围事物的轮廓形状而说出来。

然而这句话情况要复杂得多。

什姆利克先生从不讲jude，他只说yid[5]。

这位士兵，无论他讲什么语言，还是跟弗什曼医生不一样，正如医生想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跟那位犹太人什姆利克先生不同。

一九三九年，一群叫德国人的人开进一个叫波兰的国家，控制了克拉科夫城，安娜就生活在那里。不久这些德国人便实施了一项名为克拉科夫特别行动的计划，主要目标是针对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安娜的父亲就在其中。

克拉科夫特别行动正式实施的日子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安娜七岁那年——那天早晨，安娜只知道父亲要外出几个小时。

十一点稍过，父亲把安娜托付给弗什曼医生照顾，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如果有紧急活动需要参加，父亲把安娜交给朋友照顾并非什么罕见的事。父亲可以放心地把安娜短暂地放在家里，不过，当然了，有时候他需要外出的时间会更长些。安娜还很小，总需要有人来照顾。

安娜的父亲竭尽全力，让她远离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战争毕竟是战争。何况，不要指望永远把一个孩子保护起来远离尘嚣。大街上出现了不少穿军装的人，很多人大喊大叫，还有狗，以及令人害怕的事物，有时还会听到枪炮声。如果一个人爱说话，他女儿免不了会听到“战争”这个词被说出来，无论偷偷摸摸还是大声地说出来。无论在哪种语言里，“战争”都是个沉重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