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克里斯汀正走过校区的公园。她依然穿着网球裙；她还没来得及洗澡换衣服，头发用一根有弹性的头带束到脑后。她那张肉鼓鼓、红扑扑的圆脸，少了刘海的修饰，看上去就像一张俄国农妇的脸，可是不用头带的话，头发会挡住眼睛。虽然还是四月，这天下午却热得出奇；室内网球场热气蒸腾，她觉得皮肤像被煮过一样。
阳光和煦，老人们纷纷从各自过冬的地方出来：她最近还读到过一个在下水道里睡了三年的人。他们虚弱无力地瘫坐在长椅上，或是头枕着四四方方的旧报纸躺在草坪上。在她经过的时候，他们那一张张满是皱纹的菌菇似的脸庞慢慢地转向她，追随着她身体的动作，随后，又漠然地移开了。
松鼠也外出觅食；三三两两地朝她飞奔过来，又骤然停住，双眼满怀期待地注视着她，张着嘴巴，下颚像老鼠一样向后缩，露出泛黄的门牙。克里斯汀加快脚步，她没什么东西可给它们吃的。不该去喂那些松鼠的，她心想；喂食搞得它们神经兮兮的，还容易感染皮癣。
走到公园中间，她停下来把开襟毛衣脱掉。弯腰再去捡球拍的时候，她觉得有人搭了一下她刚刚露到外面的手臂。克里斯汀很少会尖叫；她猛地一下直起身，抓着球拍的手柄。不过，碰她的却不是其中一个老人，而是一个深色头发的十二三岁的男孩。
“对不起，”他说，“我找经济学院大楼。是那里吗？”他朝西面指了指。
克里斯汀又仔细看了看他。她搞错了：他年纪并不小，只是个子矮。他就到她肩膀上面一点，不过话说回来，她的个子是比一般人高；“像尊雕塑似的，”她用力站直的时候，母亲这么说。他还是她们家里所谓“从其他文明来的人”：肯定是亚洲人，但大概不是中国人。克里斯汀估计他肯定是个留学生，于是露出她标准的欢迎微笑。高中的时候，她是联合国社团[1]的主席；那一年他们学校被选中在模拟联合国大会上充当埃及代表团。这项任务应者寥寥——谁也不愿意做阿拉伯人——不过她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她针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发表了一篇相当精彩的演说。
“没错，”她说，“就在那边。平顶的那幢。看见了吗？”
那个男人一直在紧张不安地对着克里斯汀微笑。他戴着透明塑料边框眼镜，他的眼睛透过镜片朝着她鼓出来，仿佛被套在一只金鱼缸里。他没有顺着克里斯汀指的方向走，反而塞给她一小本绿色的便笺和一支圆珠笔。
“你画地图。”他说。
克里斯汀放下网球拍，一丝不苟地画起来。“我们在这里，”她一字一顿地说，“你这样走。这里就是经济学院。”她用一条虚线和一个十字把走法标出来。男人凑近她，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地图渐渐成型；他闻上去像煮熟的花椰菜，还有一种说不出牌子的发油。画完示意图，克里斯汀把纸笔递回给他，微笑着表示告别。
“等等。”男人说。他从本子上撕下那张画着地图的纸，小心地折起来，放进外套口袋里；外套的袖子盖过了他的手腕，袖口露出许多线头。他开始写起了什么；她注意到他的指甲和指尖都被咬得很厉害，几乎变形了，这让她觉得有点恶心。他的几根手指被渗出的圆珠笔油染成了蓝色。
“我的名字是这个。”他说，拿起便笺给她看。
克里斯汀看到一堆古怪的G、Y和N聚在一起，都是端端正正的印刷体大写字母。“谢谢，”她说。
“你现在写你的名字。”他说着，递上那支笔。
克里斯汀有些犹豫。倘若这是一个她自己国家的人，她就该觉得他是想约她了。不过，本国的人从来没想过要约她；她块头太大。唯一一个尝试过的人是那个摩洛哥侍应，他们社团聚会之后有时会光顾他工作的那家啤酒屋，而且他也很直接。他就在她去洗手间的路上把她截住，问她，她拒绝了；仅此而已。面前的这个男人却并非酒吧的侍应，而是个学生；她不想伤害他。在他的文化里，管它是哪个文化呢，这样在纸上交换彼此的名字十有八九是一种正式的礼节，就像说谢谢一样。她从他那里接过了笔。
“这是个很美的名字。”他说。他折起那张纸，把它放进外套的口袋里，挨着那张地图。
克里斯汀觉得她已经仁至义尽了。“好了，再见了，”她说，“很高兴认识你。”她弯腰去拿网球拍，可他已经蹲下身去把它拾了起来，正用双手举在自己胸前，俨然一面缴获的旗帜。
“我帮你拿。”
“哦不用了，真的。不用麻烦了，我赶时间。”克里斯汀吐字清晰地说。没有了网球拍，她觉得自己手无寸铁。他开始沿着小径漫步；他现在一点也不紧张了，看上去一派轻松自在。
“你会说法语吗？”[2]他主动聊起了天。
“会，会一点，”克里斯汀回答，“说得不好。”我要怎么把球拍从他手里拿回来才不会失礼呢？她心里想着。
“但你的口音很好听。”他的眼睛透过镜片瞪着她：他是在故意献殷勤吗？克里斯汀明知自己口音蹩脚。
“听着，”她说，第一次显出了不耐烦，“我真的要走了。请把球拍还给我。”
他加快了脚步，却没有归还球拍的意思。“你要到哪里去？”
“回家，”她回答，“我住的地方。”
“我现在和你一起去。”他满怀希望地说。
“不行。”克里斯汀回答：她非得对他强硬一点才行。她扑过去一把抓住球拍；一阵短暂的角力之后，他松了手。
“再见。”她说着，转身不去看他那张困惑的脸，然后不紧不慢地小跑起来，希望这样能让他死心。如同从一只狂吠的恶犬身边走开一样：不可露怯。再说她有什么好怕的呢？论身材她一个抵他两个，而且她还有网球拍在手，他不能把她怎么样的。
虽然没有回头，但她知道他还在后面跟着。电车快来吧，她心想，的确是有一辆电车，不过还在轨道上很远的地方，堵在红灯后面。她刚走到车站不久，他便出现在她身旁，呼吸的声音清晰可辨。她目视前方，一动不动。
“你是我的朋友。”他怯生生地说。
克里斯汀动了恻隐之心：他到底不是想约她，他初来乍到，只是想认识一些本地的人；换了是她，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对。”她说着，给了他一个微笑。
“这样很好，”他说，“我的国家很遥远。”
克里斯汀想不出怎样回答才合适。“听上去很有意思，”她说，“非常有趣。[3]”电车终于来了；她打开钱包，拿出一张车票。
“我和你一起去。”他说。他的一只手抓住了克里斯汀的手臂，手肘的上方。
“你……待在……这。”克里斯汀说，忍着没有抬高嗓门，但却一字一顿，就像是在对一个耳背的人说话。她挣开他的手——他抓得并不紧，也无力对抗她打网球练出来的二头肌——从街沿一跃登上电车的台阶，听着车门在身后吱吱嘎嘎地关上，长出一口气。坐在电车里，开出了一个路口，她才允许自己从一侧的窗户朝外看了一眼。他站在原地；似乎正在那本小便笺上写着些什么。
回到家后，克里斯汀只来得及吃上几口点心，但辩论社的活动她还是差点迟到。那天的辩题是，“战争已经过时。”她那一队是正方，他们赢了。
从最后一门考试的考场里出来，克里斯汀情绪低落。倒不是因为考试，而是因为这是最后一门：这意味着这一学年也结束了。她如同往常一样去咖啡店坐了一会儿，然后早早回家，因为好像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是你吗，亲爱的？”母亲在客厅里喊。她一定是听到了房门关上的声音。克里斯汀走了进去，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弄乱了摆放整齐的靠垫。
“考得怎么样，亲爱的？”母亲问道。
“还好。”克里斯汀语气平淡。确实还好；她及格了。她不是那种拔尖的学生，她自己知道，但她很用心。教授们总在她的学期论文上写些“非常认真努力”，或者“构思全面，不过可能缺了些锐气”之类的评语；他们给她B，偶尔是B+。她正在修读政治经济学，希望毕业之后去政府部门工作；靠着父亲的人脉，还是很有机会的。
“那挺好的。”
克里斯汀忿忿不平地想，母亲也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考试究竟是什么。她正在整理花瓶里的剑兰；戴着橡胶手套保护双手，从事她所谓的“家务活”时，她都会这么做。就克里斯汀所知，她的家务活包括往花瓶里插各种鲜花：黄水仙、郁金香、风信子，连同剑兰、鸢尾和玫瑰，一直到紫菀和菊花。有时候她也做菜，动作优雅，用的是自动加热的暖锅[4]，不过她把烹饪看成是一种兴趣。其他事情都由女佣一手包办。克里斯汀觉得，雇女佣多少有些不太道德。能雇到的那些女佣不是来自国外，就是已经怀孕；经常是一脸好像被人占了什么便宜的表情。但母亲反问不做女佣她们又能怎么办；她们只能去收容所，或者待在自己的国家里，而克里斯汀也不得不承认，她说的多半是事实。况且，和母亲争辩本来就很难。她看上去那么优雅，打理得那么精致，仿佛一声刺耳的呼吸都会刮破了表皮。
“今天有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打来电话，”母亲说。她已经插好了剑兰，正在脱手套。“他要找你，我说你不在家，然后我们好好聊了一会儿。你没和我提过他嘛，亲爱的。”她戴上眼镜，那副眼镜用一根装饰精美的链条挂在她的脖子上，这是一个信号，她此刻的状态是摩登、睿智，而非过时又古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