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营志

张震南先生，字煦侯，以字行，笔名张须，现代学者，淮阴县王营镇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生于一个亦商亦农的殷实之家。其生父张锦睦先生，幼秉母教，长入县学，性格通朗而尚节义。光绪末年，曾南游沪上，结识一批仁人志士，眼界开阔，志气奋励，后回乡力倡新学，推进民主，董办慈善事业。惜英年早逝，于民国二年（1913）病故。

张煦侯先生的祖母张氏是一个“抗节古贤”的知识妇女。先生自幼即在张氏的呵护和教育下，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加之其天资聪颖，启蒙甚早。张氏教他读书识字、作文赋诗，“从膝上受四子书”，所以，先生在孩提时就能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从而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本功。此间，他还在祖母和父亲的教育与熏陶下，逐步懂得了向学、为人、做事、爱乡、报国等基本道理。15岁考入两江政法学堂，读到三年级时因辛亥革命，江宁局势板荡、人情扰攘，而辍学归里。20岁再度赴南京上学，22岁毕业。嗣后，他先执教于本县徐庶侯（即徐钟令）家塾，后相继任教于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和省立扬州中学，主要讲授国文、历史。他讲课简洁生动，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汗漫多胜境。讲课时往往座无虚席，甚至旁听者比受业生还多，常因旁听者太多而不得不移到学校礼堂授课。

抗日战争爆发后，扬州沦陷之际，他赋闲回淮，移居洪泽湖畔、天然引河之滨的张氏客庄避难，以“唐风庐”名其居，以明其与日伪不两立之志。其间，欣然接受淮泗县抗日民主政府之聘，到淮泗中学任教，并担任淮泗县参议会参议员，积极为抗日民主政府建言献策。民国37年（1948）起，先后任教于徐州江苏学院、上海震旦大学、芜湖赭山师院。1953年受聘于合肥师范学院，任现代汉语教授和中文系函授教研室主任。此间，先后被选为芜湖市政协委员、合肥市人大代表，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68年含冤去世。张煦侯执教50年，桃李满天下。在学术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他的《国史通略》、《通志总序笺》、《中等学校应用文》等专著出版后，畅销多年，尤以《通鉴学》深得史学界推崇。该书自民国35年以来，多次再版，曾被选送到莫斯科国际图书馆博览会展出。此外还著有《淮阴风土记》、《王家营志》、《成语四论》、《修辞的基本功举要》、《四史读记》、《先秦两汉文论》、《清政十论》、《秋怀室札记》、《淝边谈屑》等，以及诗词数百首。

张煦侯先生少负才名，在学生时代便成为出类拔萃的诗文高手，誉满庠序。然而，他对于“私智致浮誉”，一直保持清醒头脑，为防止自己被虚誉所“鸩毒”，堕入他所鄙薄的“诡儒”之列，他戒勉自己，如饥似渴地博览深研，潜学质疑。29岁时名所居为“尊疑室”，日以札记自课，故学殖日富，甫过而立之年，即俨然成为有口皆碑的一方饱学之士。用他自己谦虚的说法：“自图史、音切、诸子书、文章义法、中西治化、生计之学，皆见其粗。”且有志于著书立说，列出了十多种著述的写作提纲。尤嗜于史学，32岁时著成《国史通略》上下卷，纲举目张，统古摄今，凡“有系夫政之平陂、民之舒戚者”，择其要而书之，是一部精粹的国史普及性读物。

《王家营志》一书是张煦侯先生同时期撰著的多种著作中的一种。他萌生撰著《王家营志》的念头时才二十四五岁，当时，他在徐庶侯家担任塾师，得浏览、研读徐家所藏方志数百卷，从而对于方志的作用、方志的体例、方志的编纂、良志的标准等，有了系统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官修的府志、县志，他认为受多种因素的干扰和制约，“官有程期，又缀于众手，其不能以如志亦宜。”个人编修地方志书，就可以避免这些制约，充分发挥个人的德、才、识，编写出高质量的志书。张煦侯先生有着浓厚而深沉的故乡情结，他写道：“王营，父母之国也。自有明置卫，更三百年而吾宗东徙，又七传而至于吾身，其间建置因革，井里废兴，守望编伍之略，文献礼俗之宜，自他人而观之，稊米微尘也。而居是邦者，则为田庐丘垅之所托，吾力犹能网罗放矢，既有责焉，可无述乎？”遂决定以个人之力，为家乡王家营编写一部《王家营志》。于是，他处处留心典籍，搜罗陈编，“自明已下五百有余岁之官书野记百家杂语，悉核其同异而整齐之。”同时，他利用授课之余，特别是寒假暑假，走街串巷，或访问故老耆旧，收集遗闻逸事；或实地考察，相度形势，辨识陵替；或潜身古渡废驿、庙宇寺观，摹碑录文。如此积累数年，遂着手撰著，每草成一卷，必请徐庶侯先生为第一读者，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在徐老先生的赞许鼓励下，他终于以较快的速度完成全书的撰写任务。书成稿于民国20年（1931）冬天，纂言记事，以当年夏为断。到22年冬交付印刷时，又对原稿的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和资料增补。

是时，张煦侯先生正执教于省立扬州中学，为方便自己的校对修改，该书稿交由扬州胜业印刷社承印。该书系繁体字竖排本，版芯为10cm×17.4cm，每页11行，每行35字，随文夹注文字和著录的诗文碑记等，均为小字双行排。全书近5万字。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该书印刷质量较好，校对也还不错，卷末夹有一张勘误表，凡勘误25处，计涉及52字。不过，其中有24字明显是作者在出书后又推敲修改，而用勘误的形式加以补救的。

《王家营志》问世以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称“其书立限精严，择言雅粹，浸浸入古”，是一部良志，和同类型志书相比，足以媲美于率先成书的《南浔镇志》、《乌镇志》等名志。和同地域志书相比，则大可与鲁一同编撰的咸丰《清河县志》、吴昆田总纂的光绪丙子《清河县志》、范冕总纂的续纂《清河县志》并传不朽。特别是鲁撰《县志》，被梁启超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列举为名志，从当今一般读者的认同度来看，《王家营志》实不逊色于鲁《志》。

用方志学的观点来衡量，《王家营志》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立例科学，结体严谨，篇目简明扼要，地方特色彰显。乡镇小志，与县志不尽相同，若按县志篇目推求，则“胶而难通”。《王家营志》斟酌取舍，不设“民赋”、“贡举”，将县志中的“秩官”分入“军警”，“艺文”附见“文物”。也有在县志仅为子目，而在本书中则升格处理，特立专门。该志除私修志书都设立的“叙传”外，只有12个分目，而作升格处理的就有5个分目，占全志几近一半。若以篇幅和子目数论之，则过半矣。因为作者撰写《王家营志》时，社会动乱，匪盗横行，故设“警卫”分目，以“示乡治之本原”；王家营作为古老的水陆交通枢纽，自黄河北徙，险要顿失，津浦路通，陆行经临者亦骤感寥落，故特设“职业”、“交通”二分目，“著民生之惨舒”；民国年间，推行民主，倡导科学，移风易俗，务在良因陋革，故设“礼俗”、“宗教”二分目，以“见方隅之习尚”。作者认为，这些都是应当详记、以资考镜的重要内容。从当今的社会发展来看，治安、就业、交通、民风之勤惰与开放保守等，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可见作者眼光之深远，识见之卓越。《王家营志》中的“建置”、“河渠”、“军政”、“学校”、“人物”、“古迹”、“杂记”7个分目，则仿县志体例为之。

从方志的“存史”功能上看，《王家营志》始终坚持宏观廓清，微观举要，点、线、面有机结合，脉络分明。捧读《王家营志》，犹如站在沙盘前观看山川形势，又如乘皮艇竹筏，从江河源头漂流而下，曲直缓急，感同身受。试引“职业”中“河徙前概观”的一段叙述：“是时，河水方盛，镇冯陵通津，轩盖日夜驰，故旅店之业亦夥。供张被服，兢为华侈。值会试之年，南尽岭外，西则豫章，百道并发，朝于上京，而此为交衢。当是时也，民之闲居者，争变其宅为逆旅，旬日之入，与大贾抗。其自清真寺南趋，抵黄河大堤，皆轿车厂，凡百余家。大者推南严、北严，南鲍、北鲍，南于、北于，东汤、西汤，富盛并雄一时。与后园大车厂四十八家，各以其车驰行北道，日出千车，则相惊寥落。又有骡厂七八家，则专给骑乘，计程取直。大抵轿车厂推解三义，大车厂推杨三义，骡厂推潘德昌，皆务以豪纵相高，春秋作社，丝管繁越，亘数月而不已。初时观者殆如堵墙，积久厌生，场可罗雀焉。清世无徭役之法，然每遇官差，百业扰累，粮行、酒栈，南北驮载悉以驴，里巷无赖，时或交通胥役，诡云‘驴头’，遮道捉牵而要索焉，则行、栈受其病。又或官眷经过，封差供役，则厂累亦滋，商旅不敢出。斯数者，官有闻亦禁之，诸石刻之存者可睹也。若乃土著之家，则资绌而业微，观前志所云，率皆屯聚转输麦菽之类，上下所至，不越千里。或拮据称贷，倚市列廛，亦大都香蜡、酒酢之微。其更下者，则以力食，虽靡所资，而亦不能贫，要其艰亦甚矣。自咸丰五年，河行张秋，其十年，捻入王家营，逆旅半凋落，而诸厂为蒿莱，于是操业之途乃变。”

该志还保存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史料。如“宗教”中关于在理教的记述；“杂记”中关于马王庙戏台与演戏情况的记述；关于抬天会的记述，都非常难得。“古迹”中，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原立于王家营黄河渡口等处的《严禁滥封车骡碑》、《革除拉差贴费碑》、《永禁行店抬价居奇碑》等11通碑文，是研究交通史、政治制度史、社会文化史等非常重要的资料。特别是因为这些碑文刻石大都久已亡佚，故显得尤为珍贵。

《王家营志》非常重视方志的“资政”功能，字里行间渗透着资政意识。如“警卫”中写道：“筹防自卫，始于清末。……属当革命以前，主军者以姑息为治，淮泗边鄙，群盗如毛，值夏秋之交，倚丛禾为步障，去来游窜，人不易知。富者望影意骇，奔城寨而匿。于是绳甕小家，亦遭诛扰，居人愁怖，相聚而谋守御。是以小营每当秋穗待熟，北风戒寒，必师保甲遗意，设局支更，为联庄会以自保也。与民团相类近者，又有保卫团。……小营为保卫第五团，团总赵鸣瑔。皆募市人为团丁，筹款既艰，故械器不能精整，仅助催科、充役使而已。”“与特种保卫团同时成立者，在王营为各街街政事务所。街有四：曰东街，曰南街，曰西街，曰北街。皆有街长，统于市行政局。其下为闾，有闾长，皆自治机关也。王营以千户之聚而四分之，户闼之内，自别町畦。其事权又常与保卫团相乱，故动多牵掣，制废乃已。”“近者乡人屈于寇盗，往往释耒而处郭内，村落虚耗，田畴亦稍稍废矣。然而安居遂生之道，莫急乎自保，无商无农，莫不然也。营人安常蹈故，又不知合群以赴公，弊之所中，岂直寇不能御而已乎？”又如“学校”分目中写道：“吾志学校而叹营人之后时也。夫世之不幸非一，而无教为大。以营民之众，岁输多额之捐，而当道不之重，局局于两初级小学者十余年。虽复升学有志，而贫者难之。末俗梗而不迁，天才阏而莫遂，皆此之由。今虽幸而有成，而待教之众，拯者几何？扩而充之，是所望于当局者矣。”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从方志的“教化”功能来看，《王家营志》发扬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刺恶扬善，多不避忌。如“礼俗”中写道：“逮黄河北上，俗又殊变，豪侈之习渐移而西，货殖既衰，儒素颇出。兼遭逢丧乱，公私耗斁，馆舍为烽，遗构零落，是以其民多治壤开渠，蔬布自恣，虽崇圩四固，乃若林莽。要其敦尚本业，志不外慕，固非若他肆之骤富而骤贫也。乃者天方荐瘥，民莫之惩，虽未甚给足，而享用乃比城市。每有纨绮少年，沉沦不反，高曾规矩，堕于一朝。值贪黩之吏，弃位以嬉，遂至博塞喧于里门，罂粟陈于邸舍，败德乱俗，君子惜之。然而密迩城闉，风气不囿，里耻嚣凌，士重友助。又妇功而外，女教渐兴，朝弦夜绩，各劝其业，观人风者，宜有取焉。”“营俗好义，多义行，观故事可知也。乾隆《志》载全邑漏泽园十余，皆出捐建，而王营、大河口皆有之。王家营义冢地八亩，杨九谊捐。大河口义冢地九亩，孙戚捐。今并失所在。同、光之间，长官好善，则有盐分司徐绍垣之立粥所，设文昌阁内。守备汤怀仁之散米券，怀仁去后，里中每冬犹踵行之。参将章宗瀚之捐置修冢义田。光绪二十六年置，有碑在城隍庙，多剥蚀。士民则有李克勤、阮启焜之资建卡房。在荷花汪。克勤又舍田为丛葬地。在今东门外撑堤东。近十余年，疏水作桥，为者不倦，盖里有善人，数世赖之矣。事具‘河渠’、‘交通’等篇。其贫无力者，或执役于水龙局。王营四所，小营一所。又有力善堂、锚斧会，与水龙局为左右手。其人皆运斤操镘之流，然闻金而出，事毕而还，不取人一钱。邻镇富室失火，有袖金锚手尽先抢救之法，营俗则贫富一视，事毕无取酬者。夫岂有期会敦迫使之然耶？尔来合作之义渐昌，营镇则有助丧合作社，民国十九年，里人倪德彰创立，社员四十人，社址在城隍庙前。俭德会，十八年，里人孙如墉创立，入会者有二十余户，亦专以助丧为宗旨。葬埋之事，不假役夫，合于百姓亲穆之训。故贫家单族，深资其力，归之如水，亦其所也。”这些史事、人事的记录，对于淳风化俗，实有重要助益也。

至此，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良志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行文要做到准确流畅，文约事丰，雅洁生动。这十二个字三句话，既是三个不同方面的要求，又是三个不同层次的绳墨。如果说，“准确流畅”一般的人还能够达到的话，那么，“文约事丰”必须有较高的水平，并通过认真努力才能达到。而要做到“雅洁生动”，就不仅仅要具有睿智的史学眼光，还必须具有良好的文学天赋和深厚的文学素养。这就非卓而不群之士莫能为。从上面征引的几段文字，可以看出，《王家营志》的行文，不仅准确流畅，文约事丰，而且雅洁生动，大有太史公之遗风，无怪乎向来不善于溢美别人的武霞峰夫子读了《王家营志》后，感叹地称赞张煦侯先生，“益信其有良史才”。

当然，《王家营志》在体例上也还有可商榷之处，如将街政事务所、镇公所归入“警卫”；将方言归入“礼俗”，似嫌欠妥。对于有些史事的观点，也难免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然瑕不掩瑜，它不影响《王家营志》的良志地位。

《王家营志》出版问世70多年来，经多次战乱和“文革”浩劫，流传已很稀少。“**”结束后，淮阴县图书馆曾用钢版刻写油印过，然目前也不多见了。为了方便广大读者，我们对《王家营志》进行了点校重印。囿于水平和见闻，恐有欠妥之处，校对上的讹误亦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荀德麟

二○○五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