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慢慢停下。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地方。
地方不似商品，全新总是不好。虽然中国每地各有不同，但是火车站是一样的乱。火车再往前，缓缓穿过一片棚户区。透过绿色玻璃，时间如同往回走。头上一架飞机飞过，硕大的国航标志在我眼前划过。国航还没有坠过机呢，我想，这真是信心保障。其实也不一定，坠机是一定会有的事情，未来已经安排好，只是还没有发生，所以每一批坐国航飞机的人只是在无限期地逼近这个时刻而已。
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组织。必须打一个公用电话。我绕火车站一圈，发现所有的公用电话亭都被摧毁。情况最好的也仅仅是亭在电话已不存，还不如把玻璃漆黑了改成公用厕所。迫不得已只好在路边找了一家杂货铺，铺里的电话旁边写着∶
ip电话，长途电话三角一分钟。
我上去，说∶“我不打长途，我打这城里的电话号码。”
老板利索地掏出一部移动电话，说∶“用这个，这个是好灵通。”
我问∶“好使不好使？”
老板说∶“没问题，只要你站着别动，信号绝对好。”
我立定，拨打电话。
拨半天没动静。
老板说∶“你站的朝向不对。你看，这城里的发射站在那头，你要面对那座塔站。”
我说∶“这信号又不是靠我的脸接收的，天线不还是朝着老地方嘛！”
老板说∶“不定的，不定的。”
于是我转过脸朝向远处最高的一栋建筑。老板过来把我的头按下去，说∶“低点低点，天线冲那儿。”
电话终于接通，我问∶“健叔，你在哪里？”
电话里说∶“你从火车站看，有没有看见最高的一座塔？”
我说∶“看见了，我脑袋正冲着。”
电话里说∶“好，看看塔左边有一栋高楼，是这里最好的宾馆，叫'世贸新天地国际帝景豪庭花园酒店'。”
我扭头一看，电话顿时断了。
我说∶“老板，这又断了。”
老板说∶“年轻人，打电话就是定不下心，东看看西看看。这信号能好吗？”
我问∶“多少钱？”
老板说∶“四十。”
我马上把掏出来的两张一块钱收进钱包，说∶“不至于吧，长途都三毛一分钟，我没打长途也没说超过一分钟啊。”
老板说∶“是啊，你打长途就是这个价钱。用手机打，一个电话十元，没通的也算。我这成本高，还得充电。”
我说∶“你这也太黑了。”
老板一指右手边，说∶“没看见这是火车站吗？快掏钱。”
这时屋里出来两个人，同时叫道∶“爹，怎么回事？”
我想，完了，还是掏钱吧，这一定是个道上世家，当时想好了以后要干这个，所以打手都一生生下了两个。
结完钱，我叫上一辆小面，去往城里最繁华的酒店。小面是我在车站附近芸芸众面之中挑选的翻新情况比较良好的一辆。因在来到这里前，我也做了一阵子倒车生意，对眼前一字排开的面的之新旧程度有着很深的理解。我知道我选的这辆很可能车况还不如边上没翻新且在言语间还不断掉漆的那辆，不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外表美丽的。男人啊男人，都是这样！罢了，反正只要能到目的地就行了。上车前我问好司机，谈好十元车费，颠颠簸簸地终于到了那个地方，下车顺手给了司机十块钱。
司机说∶“老板，怎么才十块啊？”
我问∶“那要多少？”
司机说∶“老板，这么远怎么也要三十啊！”
我说∶“这不是说好的吗？”
司机说∶“先把你骗上车再说嘛，我在敲诈你懂不？”
我愣了一下，回想数十年光阴，没碰到过那么直接而坦诚的人。我说∶“我服了你，不给怎么样？”
司机说∶“不给我削你。”
我一听是东北来的，马上掏出三十，说∶“我服了我服了。”
定下脚步，环顾四周。他奶奶的，这是哪里？！我叹了一口气。周围的建筑是那样中国、那样随意，高的高，低的低，新的新，老的老，自顾自。我定在原地忽然无限悲伤。
在生活的所有事中，我最讨厌的就是到陌生地方和吃陌生东西。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无知的知识青年假装四处漂泊。而这两样东西比较起来，我更讨厌到陌生地方，因为这必然要让你吃陌生东西。
我到了酒店的大堂，用酒店的公用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我问∶“健叔，你在几零几房间？”电话里的声音随即把我训斥了一顿，说我怎么没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你当我们来度假
啊，哪有闲钱能住几零几！我住在旁边的长江旅馆。”
我说∶“你住几号啊？”
那头说∶“你进来就知道了，一共两间房。”
我出了大堂，看见健叔说的长江旅馆。这旅馆一看就知道是原来的民房改造的，还是一所老民房。旁边已经被花花绿绿的夜总会包围了，很明显是全县拆迁工作中的最大钉子户。
我进了门，看见一个大妈正在登记。最让我吃惊的是，在简陋无比的前台上居然挂了一个世界时钟，这钟比刚才那酒店里的还大，能显示的地区更多，光光是中国，就有拉萨、重庆、北京和台北四个城市，到了世界范围甚至还有毛里求斯时间。
我开玩笑说∶“这钟够气派。”
老太太说∶“旁边的要拆我房子，我不让。我不光不让拆，我还开酒店，要和他们竞争，要抢他们生意。你看看我这钟，比他们的要气派多了。”
我脑子里栩栩如生地浮现出以前健叔被群殴的时候只揪着对方一个人拼命打的情形。
我冲老太太竖了下大拇指，径直上楼。健叔已经开门在等我。门口豁然两个镀金的大字∶一号。
我进门说∶“你可以啊，住长江一号。”
健叔苦笑道∶“没办法，这便宜。这破地方那个慢啊，前台、总机、打扫、结账全是一人。”
我问∶“多少钱一天？”
健叔说∶“二十。”
我说∶“便宜就行了，至少在市区，晚上可以随便逛，困得不行回来睡一觉就可以。”
健叔说∶“逛屁，这晚上九点就要锁门。老太说要省电，晚上十点就拉闸了。”
我说∶“二十块钱一天住寝室是有点贵。”
这话让我想起我纯真的和肮脏的住校年代，不由得自己感动了自己。我又接着想到一句歌词∶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如何如何如何的。
想起来，我和健叔已经有半个月不见。半个月的时间里，大家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艰苦生活，艰难联系，终于成功会合。我们决定要出去搓一顿。
走出长江旅社，就到了市中心。看见巨大的酒店下面新开了一家日本料理，我们觉得很新鲜。我说∶“这真像回到了上海。好像上海人最近很喜欢吃日本料理。”
健叔说∶“那我们也奢侈一下。”
往前走了几步，健叔停了下来，说∶“不行，你看，这是新开张的。”
我说∶“新开张的更好，还有打折，又干净。”
健叔说∶“不行，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我们不能去有这么多政府工作人员的地方。”
我说∶“你别幽默了，人家都是吃点菜的包间，才不来尝鲜。我觉得风头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用那么紧张，被抓到也算天数，毕竟这事情，谁也说不清楚。”
健叔说∶“不行，如果是这样，还不如去自首，踏踏实实吃监狱送的盒饭。既然是逃犯，就要有逃犯的风范。”
我说∶“你要相信我们的政府。你一要相信政府总有一天会还我们清白的；你二要相信政府是不吃无包间之饭的。走！”
我拽着惊恐的健叔进了面前的日本料理店，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隔过有茶色玻璃的落地窗，看到外面的世界一片灰蓝。假装有格调的餐厅里响起了萎靡的日本妓音，这一听就是军国主义时期日本男人侵略海外以后慰安无方的日本苦闷女人在樱花树下弹奏低吟的乐曲，真是让人沉沦。
这时候，突然一个不甘沉沦的坐在我隔壁的国人一拍筷子操着东北普通话叫道∶“娘的，快给我放首流行歌曲。”
这话吓得柜台里的服务员忙四处找碟。
末了，还听见东北汉子嘀咕一句∶“他妈的，最受不了这种高雅音乐。”
不消一分钟，从jvc音响里传出消失的日本组合“恰克与飞鸟“的《say yes》，看来开店的老板是彻头彻尾的汉奸。音乐大概响了半分钟，东北汉子又忍不住了，叫道∶“服务员，有没有不是粤语的？整点流行的，快，没有就出去买。”
几个服务员又是一通找，终于找到了陈百强的一张cd。陈百强就张口唱了一句，东北汉子站起来戳着服务员骂道∶“我只配听死人的歌吗？快给我出去买雪村的。”
服务员说∶“对不起老板，买cd的钱店里不给的。”
汉子说∶“那快找其他的。”
服务员找了半天，找到一张陈年老碟，放出一听，是《让世界充满爱》。
汉子说∶“咋的，你们耍我是不？我不是说流行歌曲吗，信不信我打你？”
话音刚落，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了两个更巨大的汉子，当下两拳，那哥们就晕了，然后一个抱肩一个抱腿就把他抬了出去。服务员喊道∶“扔远点，扔长江旅馆那，消费九十二。”
一个大汉把那东北人放地上，掏了掏东北人的内兜，摸出一百块钱，说∶“找八块。”然后一个开门一个拖，这三人就消失在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