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

——查理一世登基之初的三次议会（1925～1929）

帝王们继承了先辈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先辈的过错。查理认为人民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人民却认为，只有将以往弊端的根源全部革除，才不必为将来担忧。

查理登基时的英国国情

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登基；4月2日，宣布召开议会；6月18日，下议院开始集会；6月22日，前朝的反对者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提出了一项议案：从此以后，必须重视维护君民之间的和谐。拉迪亚德爵士解释说：“他做了国王，我们对他也有诸多期望。他天性和善，没有恶习，曾游历外国，受过议会的教育，因此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整个英格兰确实满怀希望，尽情欢乐。一个新国王登基了，自然会产生很多新的希望与欢乐，这些希望与欢乐是很严肃认真且普遍存在的，也是看起来很有根据的。查理做王子时为人严肃，行为端正，毫不放荡，被公认为奉教虔诚，勤俭好学，寡言但不难亲近，庄重但不傲慢。在家庭中，他彬彬有礼，有条不紊；在宫廷上，大臣们敬畏他的仪态与风度；在民间，他以良好品质赢得了人民的敬爱。他的一举一动都展现出他是一个正直高尚、能够主持公道的人。英国人看够了詹姆士一世的卑鄙行径和他的喋喋不休、迂腐不化，以及呆板而优柔寡断的政策。现在，英国人有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国王，就有了享受幸福和自由的希望。

可是，查理与英国人民并不知道，此时君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造成这种矛盾的诸多根源还在不断发展，不久就会破坏他们相互谅解并达成一致的可能性。

此时的英国正在进行两种革命，一种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则是不易察觉却又明确存在的。第一种发生在欧洲帝王的权利方面，第二种发生在英国社会和人民的风俗习惯方面。

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的君权逐渐摆脱过去的束缚，变成近乎绝对的专制。在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帝国等地，君权已经将封建贵族压制下去，也不再去保护平民的自由。原本高傲的贵族们好像连失败感都没有了，他们聚集在国王周围，看着国王华丽的排场，并引以为荣；本性胆怯的人民，更乐于在这样的秩序下生活，因为君主的统治反而带给他们以前不曾享受过的幸福，他们努力致富，增长知识，却不抱有去政府谋求一官半职的想法。当时天赋君权和人民必须服从的言论盛行。即使对此有不满的地区或人民，也只发生过很轻微的反抗。总之，国内和平与繁荣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都粉饰了这种纯粹专制制度的弊端，使帝王们产生一种妄自尊大的信心，老百姓也表现出带有钦佩情绪的顺从。

这是欧洲大陆的整体情况，英国也不例外。自从1485年都铎家族登基以来，就不再有骄横的诸侯与之作对。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弱，无法独自与国王斗争。以前他们团结起来还能维持自己的权利，有时还能共同以武力行使国王之权；但如今这些贵族早已四分五裂，又穷奢极欲，尤其是经过玫瑰战争[　玫瑰战争，又称蔷薇战争，指英国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的支持者之间为了争夺英格兰王位而进行的内战。这场战争得名于两个家族的家徽——兰开斯特的红玫瑰和约克的白玫瑰]之后，更加势衰力微。就这样，这些长久以来不受节制的贵族几乎毫无抵抗就屈服了，起初屈服于亨利八世的骄横霸道，随后又屈服于伊丽莎白的巧妙政策。亨利成为教会首领，又拥有很多财产，就大手大脚地将产业分给他所宠幸的家族，贵族于是开始向善于巴结君主的宫廷大臣角色转变。这种转变是在伊丽莎白时期完成的。她是女人，又是女王，还有辉煌的宫廷，这些加起来正好满足了她的个人爱好，并增大了她的权利。贵族们高高兴兴地聚集到宫廷来，却没有激起人民的怨恨。这是一种千载难逢的诱惑：能向一个深得人心的君主效忠，同时能在经常举行的宴会上博取女王的欢心。

这样的政府，是有利于国家的，因此人们对专制制度并不计较，大臣奴颜媚骨，人民真心爱戴。女王的全部危难，就是人民大众自己的危难，因此绅士们对女王的效忠已天经地义。这也被认为是基督教徒和市民的职责所在。

自从都铎王朝以来，历代英格兰王族所走过的道路，斯图亚特家族也亦步亦趋。詹姆士一世是苏格兰人，有吉斯家族血统。以他的家族历史而言，在感情上应该倾向于法兰西，在大陆寻找同盟；但一个英格兰国王，又常常将欧洲大陆的人看作仇敌。不久，人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已成为欧洲绝对君主制基础的原则，对他的影响要比对伊丽莎白甚至亨利八世更深。他以神学家的高傲和国王的自命不凡，宣告实行那些原则。他用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语言，来抱怨自己的权利受到限制。他有时不得不使用更为直接的论证，来为他的政府措施、任意监禁人民或违法征税进行辩护。到这个时候，他就以法兰西或西班牙君主为榜样。他的大臣们对下议院说：“英格兰国王的处境不应该低于和他地位相同的人。”反对宫廷的人也不知如何应对上述言辞。人们都相信，帝王的尊严要求所有的帝王都能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人民又要求自由，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两件相悖的事情。

查理王子从孩提时代起，就在这种看法与准则中成长；成人之后，更深受这样的信念熏陶。西班牙将公主许配给查理，白金汉公爵建议查理秘密前往马德里亲自向公主求婚。这个浪漫的计划很合年轻王子的意，但他的父亲詹姆士不允许，甚至被气哭了。而最终与其说詹姆士对儿子让步，不如说是他对宠臣做出了让步。1623年3月，马德里以隆重盛大的仪式欢迎查理。查理亲眼看见马德里的华丽，君主的庄严和至高无上，大臣的崇拜、人民的尊敬如同宗教礼仪一般。纵使有少数人反对，国王也能凭自己的意志进行镇压。当然，查理最终与西班牙公主解除了婚约，而娶了法兰西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　两人的婚事从1624年开始商谈，1625年5月正式订立婚约，同年6月在英格兰举行婚礼]，因为他的父王觉得只有这两个王朝才配互相联姻。这门亲事对英格兰王子的影响，同他在马德里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巴黎或马德里的君主制，在查理眼中，都表明了君主的地位是天生合法的。

因此，英格兰的君主政体，遵循着与欧洲大陆其他君主制国家同样的方针。其他地区已经完成君主专制的革命，他们的象征与效果，这里也随处可见。其中最温和的，只是允许臣民有作为从属者的自由。当欧洲大陆的人民还不能抗拒这样的革命，甚至愿意接受这种革命的时候，英格兰却发生了反革命。

在都铎家族登基、贵族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时，英格兰平民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反对君权、争取自由的奋斗，他们甚至不敢奢望得到与君权分庭抗礼的荣耀。14世纪，正是人民快速进步的时候，但他们的雄心壮志也仅限于争取最简单而原始的权利，他们不敢想象有朝一日会分享君主的治理权，能够长期切实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去。他们认为只有贵族才配达到这样的高度。

到了16世纪，平民与贵族皆被连年内战困扰，平民尤其渴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国王给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安定的秩序，使他们感激万分。平民已经和他们的古老领袖分开了，在国王和曾经的同盟者贵族面前，他们几乎完全孤立。他们语言谦逊，行为谨慎，国王或许已经相信，人民就要像贵族一样服服帖帖了。

但英格兰民众与一般的欧洲人民不同，他们是善于联合的市民和农民。欧洲大陆上的民众在摆脱奴役的道路上，行进得极为迟缓。而英格兰的下议院，早在14世纪就已经由贵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担任议员。他们全是小地主，以他们的势力与财产并不足以与大贵族分享统治，却以与大贵族同出一脉而自鸣得意。这些人成为国人领袖以后，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输送给了国民，平民们光靠自己是不会有这样的力量和勇气的。当高等贵族聚集在宫廷以图弥补自己损失的时候，他们被授予虚假的荣誉，这非但没有恢复他们往日的富贵，反而使他们与平民更加疏远。与此同时，新贵族、小业主和市民们却把注意力投向改良土地、扩大贸易资本，逐渐积累起财富，信用也日益增长。他们既不自我卖弄，又没有政治野心，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全部的社会力量，而这正是权利的真正来源。

工商业在城市里迅速发展，伦敦已经拥有非常雄厚的财富。从君主、宫廷到几乎全国的大贵族，都欠着伦敦商人的钱，他们既需要钱花，但又傲慢无礼。

农村的情况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高等贵族将亨利八世分给他们的大片领地转让出去。国王赞成这样卖地，因为可以增加拥有教会田产的人数；大臣们乐意这样卖地，因为可以换来大量金钱供他们挥霍。随后，伊丽莎白为了避免向议员索取费用，就把许多皇家土地卖了。购买这些土地的人，以住在自己田庄的乡绅居多，还有自己种地的地主和做买卖的市民。他们通过勤劳和节俭获得并积累钱财，以买进国王和贵族的土地。这时候农业很发达，州府和市镇居住着许多富裕、活跃、独立的居民，他们快速累积了大量财富，以至于到1628年召开议会的时候，众议院的财富比贵族议院多了两倍。

这样一来，平民开始再度对苛政感到不安。他们的财产越多，就越需要更大的保障。国王长期享受着某种权利，从未遇到障碍，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到这种权利滥用带来的危害。于是有人质问，英吉利国王一向就具有这种权利吗？他应该有这种权利吗？人民逐渐记起他们以前的种种自由，那个颁布《大宪章》的旧时代。宫廷说起旧时代总是带着藐视，说旧时代是粗鄙与野蛮的。人民却不这么认为，说到旧时代时会露出尊重与留恋，说旧时代是自由和勇敢的时代。他们曾经的自由已逐渐远去，但并非完全消失。议会还没有停止。亨利八世、玛丽和伊丽莎白在位时，陪审员们表现得很听话，甚至俯首帖耳，使陪审制度保存了下来。市镇享受着某种特许的权利，地方自治机关还保持着它们的选举权。总之，人民现在缺乏的并不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而是使这个制度落实的力量和决心。因此，革命一起，权利就回到他们手中，可以迅速掌握各种物质力量，但要彻底改变人们的精神，便需要进行一次宗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