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的盛唐：武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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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利用酷吏的铁血手段镇压了一批又一批反对者，坐稳了女皇的宝座。

她在如愿以偿之后，却渐渐生起一种身临困境的感觉，这便是因告密和滥杀所造成的民心不稳以及政治上的局促难安。这种来自于权力根基上的震荡，使得武则天初登帝位便尝到了自己当初种下的恶果。

武则天是告密的狂热鼓吹者，告密之风盛行，曾经在夺权之路上帮了她的大忙，她的敌人也一个个落入她精心布置的罗网之中。此风既长，也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使一些卑琐小人投机钻营，利用告密之机诬陷好人、谋取私利，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冤案不绝，牢房也人满为患。

但是天下民心未散，大部分朝臣虽然嘴上不敢说，并不代表他们心里没有抵触情绪，毕竟他们饱读圣贤书，深受正统观念的影响，换一个皇帝并不能将其彻底洗脑。

武则天对此心知肚明，她所能做的就是斩除一切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隐患。

永昌元年（689）八月，帝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流放到岭南绣州的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真又逃了回来，准备投奔突厥。徐敬真并不甘心老死于瘴疠横行、偏远无际的岭南地区，他决心逃亡到突厥，谋求一条生路。从岭南地区逃亡至最北面的突厥，从南到北需要贯穿整个中原大陆，这的确是很大胆的疯狂计划。

他不是没有想过逃亡可能会付出比死亡更可怕的代价，但还是想放手一搏，拿自己的命运赌一把，万一潜逃成功了呢？徐敬真路过洛阳时，他的两个朋友——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送给他一些财物，助他远遁海外。在告密成风、酷吏横行的年代，还能结下这种两肋插刀的朋友，极为难得。

徐敬真运气实在太差，他到达定州后就被当地官吏捕获。噩耗传来，弓嗣业上吊身亡，不劳朝廷追究，自行了断了。

张嗣明、徐敬真被抓捕归案，二人或许是有意为之，或许是经不住酷刑的折磨，在监狱里没待几天，他们就张口乱“咬”。认识的，他们咬；不认识的，只要听说过名字的，他们也不放过。他们以为如此“坦白”，自己就可以被免除死罪，逃出生天。

被咬出来的人算是霉运临头，很多人被牵连判了死罪。本来是很简单的一桩案件，就这样演变成罕见的大狱冤案。比如张嗣明诬告内史张光辅，说“征讨豫州时，他私下议论王者受命的征验、天象变化，在朝廷和叛逆者之间脚踏两只船”。

自从徐敬业在扬州掀起叛乱之后，武则天就变得疑心重重，她对造反的一切可能性都不放过，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留下一颗祸乱的种子。

当然被牵连进来的官员也有侥幸脱身的：秋官尚书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等人已经被拖到刑场上，没想到武则天派凤阁舍人王隐客骑快马传话将他们予以赦免了。

赦免的喊声从皇宫后院一路传到刑场，受刑之人能够从刀锋之下躲过一劫，自然是喜极而泣。只有魏元忠端坐不动，依然保持着受刑的姿态。有人要扶他起来，他说：“太后还没有发话，真假还不知道。”凤阁舍人王隐客赶到，又让他起来，他却说：“等宣读完太后的敕令后，我再起来也不迟。”

直到宣布完敕令，他才缓缓起身，拜了两拜，脸上始终没有任何悲喜的表情。或许魏元忠早有预料，前方还有新的惩罚措施等着他们。果然他们虽然刀口脱险被赦免死罪，但无法躲过被流放的命运。武则天很快便下令将他们流放于岭南的穷山恶水之间。

秋官尚书张楚金可以说是刑部总管，身居如此显位，却仅仅因为死囚的一句话，就被部下突然逮捕并投入大狱。由此可以看出坐第二把交椅的秋官侍郎周兴急于上位的政治野心以及刑部官吏新兴势力的抬头。

当然在这次事件中，也有被周兴趁乱诬告致死的官员。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魏玄同和右武卫大将军黑齿常之就是两个冤魂。

高宗皇帝在位时，周兴任河阳县令被召见，准备对其加以提拔，但是有人上奏说他不属于清流官，这才作罢。当时在殿外等候消息的周兴并不知情，他一直站在外面等候任命。或许是因为级别太低，没人注意到他，所以也就没人搭理他，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正在周兴茫然无措的时候，时任同平章事的魏玄同走过来对他说：“周县令不要等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言下之意，升迁无望。就因为这句话，周兴以为是魏玄同阻挡了自己的升迁之路，因此一直怀恨于心。

在周兴看来，魏玄同打压自己是因为他骨子里瞧不起自己。周兴是尚书省都事出身，属于流外官，也就是衙门里无品无级的具体办事人员。魏玄同一直反对朝廷重用流外官，早在高宗执政时期，魏玄同就曾在自己所奏的封事中，向高宗皇帝建议道：“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已。”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就是要求高宗重用士族，因而，出身非士族的周兴，又怎能得到那些士族官员的推荐呢？

其实真正阻碍周兴发展的，并不是魏玄同，而是当时的用人体制。

如果当时的政策是重用庶族，那么即使有魏玄同等人的阻拦，也无济于事。问题是当时的政策以讨好士族为基本原则。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思想保守的朝廷要员，又怎能不对庶族的周兴另眼相看、阻碍其发展呢？

等到武则天上位，尤其是在恐怖政策实施之后，周兴才逐渐受到重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武氏政策这时候已经发生转变，庶族非清流官员逐渐受到重用，周兴在仕途上前进的障碍也就自然消除了。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告密之门洞开，如果没有武则天特殊时期非常规的用人政策，周兴只能以一名区区县令，终其一生。

魏玄同有一个最为要好的朋友，此人就是裴炎。

一次，周兴上奏武则天，诬陷魏玄同，说他曾经在人前说过大逆之言“太后老了，不如事奉皇帝耐久”。意思是做武则天的官做不了几天，不如做皇嗣李旦的官来得长久。

当时武则天已年近古稀，此话正中其心病，也彻底激怒了她。

武则天一怒之下，将魏玄同赐死于家中。魏玄同死前，监刑御史房济对他说：“您老为何不告密，这样就有机会得到太后的召见，也可以为自己争取最后的申辩机会。”

魏玄同感叹道：“被人杀死和被鬼杀死，并没有什么不同。既然如此，我又怎能当告密的小人呢？”说完，慨然自尽。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杀的已杀，不该杀的也杀了，剩下的也被排挤出权力的核心，酷吏们围剿的对象也越来越少，也就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发生，无论如何，他们也要尽量找到猎物，哪怕无中生有。

同时，他们已经养成嗜血的习惯，如果长时间看不见鲜血淋漓的场面，他们便觉得哪里不痛快似的，变得困顿萎然。

剪除李唐宗室是武则天的主动出击，酷吏们不过是按照她的心意去办而已。

如今杀戮大臣很大程度上不是武则天的本意，而是武氏宗亲意欲夺嫡和酷吏们带着自身目的和要求插手进来的结果。这两方面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武承嗣和来俊臣，他们成为武则天伸展出去，却无法完全控制的权力触角。触角所到之处，血溅五步。

高宗去世后，武则天正值夺权路上的重要关口。这时候，她需要帮手。

此时诸武粉墨登场并得以重用。在武则天看来，就算整个世界都与她为敌，不认为武周政权为天命所在，武家子弟也不会那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武周是武家的大周。

光宅元年（684），武承嗣以礼部尚书的身份，主持了嗣皇帝睿宗李旦的登基大典，大大风光了一把。没过多长时间，武承嗣就被提拔为了宰相，正式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地带。

武则天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更不要说那些家门侄子了。武承嗣做了两个月的宰相便遭到罢相，半年后又再度拜相。这一次时间更短，一个月不到就被武则天挪了位置。

武承嗣心态好，能禁得住这么折腾来折腾去，要是碰上有气节的官员，早就撂挑子不干活了。可武承嗣没有半句怨言，他相信姑母终究不会亏待他们武家子弟。

就连对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武承嗣也是极尽谄媚之术，薛师长、薛师短的。

等到垂拱元年（685）以后，武则天除了提拔武承嗣为相之外，武三思等人也陆续升任相职。诸武由此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朝廷内外一股不可忽视的外戚势力，这也是武则天夺位的重要支持力量。

武则天登基，诸武自然群情振奋，自谓“武氏当有天下”。既然武氏代李氏而兴，那么下一个“龙种”一定还会从武氏族人中出现。他们力劝武则天诛杀李唐宗室，建武氏七庙，向天下臣民彰显武氏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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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授二年（691）九月，武承嗣发动了夺储斗争。这时，正值武周帝国建立的第二个年头，朝堂上下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李唐时期的政治色彩。

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深入，武则天的施政蓝图上也留下了深深的恐怖烙印，逐渐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嗅觉。

从垂拱四年（688）假造洛水宝图，武承嗣忙碌的身影就显得无处不在。

多年在官场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告诉他，当一个人没有能力取得政绩的时候，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权力当家人的面前多争取几次露脸的机会。

武则天登基后，作为武氏嫡系袭爵人的武承嗣进封为魏王，并官拜首席宰相——文昌左相。此时，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宰相）韦方质负责编修《垂拱格》，他也算是帝国的老派官僚。

他有病在家中休养。武承嗣、武三思前往问候，韦方质靠着床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既不还礼，也不挪动身子，藐视群小。事后，有人劝他今后不要这么做，他淡淡一笑说：“人的生死自有命运的安排，身为大丈夫又怎能屈身侍候太后的近亲以求自保呢？”武承嗣的热脸就这样贴在了韦方质的冷屁股上。他知道韦方质刚硬，没想到会如此不识抬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