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欧洲经两个男人之手被塑造成形。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为我们带来了极权主义—就算极权主义不是他们发明的，也是由他们全面施行的。 要想清楚认识极权主义真正的毁灭性，光用已经发生的事去衡量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看见那些未发生的事情，用一位作者的说法便是：“未被写出的书的数目”。除此以外，还有未被想到的想法、未被感受到的感觉、未被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终结的生命。
极权主义的政治方法与其政治目标一样，会使社会彻底瘫痪，而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对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服从于斯大林或希特勒统治的人们总是受到怂恿而敌视对方，彼此间的敌意就如兽性的本能一般。社会中任何细小的裂痕最终都会迸裂为鸿沟，任何对立情绪都会不断恶化、加剧。曾有一度，城市与乡村对立，工人与农民对立，中农与贫农对立，儿童与父母对立，青年与老人对立，不同种族之间相互对立。秘密警察怂恿人们公开指责彼此，前者的队伍靠着这些冲突而不断壮大：“分而治之”的策略昭然若揭。此外，由于政府开始进行社会动员，并要求公众遵循国家支持的制度和规范，人们逐渐在不同程度上与政府共谋，镇压了他们自己。
极权主义统治者还在他们所征服的疆土上实施了一种新的侵占模式。其结果就是，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写，“纳粹最早的帮凶和助手，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和什么人打交道”。事实证明，欧洲的各种语言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能准确地定义这种关系。“collaboration”（合作 / 通敌）这个词语—其令人不快的“与敌人勾结合作”之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才开始使用的。鉴于武装冲突、征服、战争、侵占、镇压、领土扩张以及伴随这些行动而来的后果史不绝书，你可能会好奇，“二战”期间德军的侵占现象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竟能催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对这个问题的全面性回答，要去一系列德国侵占体系的研究中寻找。
战后，几乎所有欧洲人民都表现出了对与纳粹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接触之极度反感（毫无疑问，这种反应是出于自利，且往往欠缺严谨的思考）。“要想准确计算遭到‘战后报复’（postwar retribution）的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是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有几百万人，即先前在德国占领下人口的2%—3%，”伊斯特 万·戴阿克（Istvan Deák）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写道，“对有罪者的惩处各式各样，从战争最后几个月里的私刑，到战后的死刑判决、监禁或苦役，不一而足。除此以外，还会将‘通敌’定罪为‘国耻’，剥夺‘通敌者’的公民权利，以及 / 或对其施以罚款。另外还有一些行政手段，如驱逐、警察监督、剥夺他们在某些地方旅行或居住的权利、撤职、剥夺退休金权利等。”引用海达·科瓦莉在其沉痛的布拉格回忆录中的话来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真正幸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所有欧洲社会在20世纪后半叶中的政治结构和命运，但波兰受其影响尤为深刻。正是在1939年以前的波兰领土的问题上，希特勒和斯大林首次结成了同盟（苏德于1939年8月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包含了一条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之后一场恶战才在二者之间逐渐展开，直至其中一方彻底覆灭才得以告终。波兰因此遭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近20% 的波兰人口死于战争及其相关因素。这个国家失去了其少数族群——犹太人死于大屠杀，乌克兰人和德国人因战后国界变动或人口迁移而离开。所有领域的波兰精英都急剧减少。战争接近尾声时，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都失踪了。55%的律师、40%的医生、三分之一的大学教授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都死亡了。
波兰曾被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历史学家称为“上帝的游乐场”，但在“二战”期间，“恶魔的屠宰场”或许更合适。
我将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内容之厚重，在我看来，与这本小书的篇幅完全不成比例：1941年7月的一天，东欧一个小镇里一半的居民谋杀了其另一半居民——不论男女老幼，共计1600人。在这个故事之后，我将会在许多不同主题的语境下详细描述耶德瓦布内（Jedwabne）的杀人犯们，这些讨论都将围绕一个短语进行：“‘二战’期间的波兰—犹太关系”。
首先，亦即最重要的是，我将这本书视为一次对于主流“二战”史的挑战，这即是说，我假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时历史——一种历史是属于犹太人的，另一种历史则属于屈服于纳粹统治的欧洲国家的所有民众。考虑到波兰犹太人的数量之大及其所占社会空间的范围之广，战时的波兰历史显得尤为不可靠。“二战”前夕，波兰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犹太人口，仅次于美国。战前，有约10%的波兰居民自我认同为犹太人——无论是因为他们信仰犹太教，还是因为他们的母语为意第绪语。近三分之一的波兰城市人口是犹太人。然而，历史学家们竟然认为波兰犹太人所经历的大屠杀只是一起特殊的、独立的事件，没有对波兰社会造成直接影响。人们也仍然普遍认为，在波兰社会里，只有一些“社会边缘化”的个体与犹太人有密切的关系，比如那些专门敲诈犹太人的所谓“敲诈者”（szmalcownik） 或“人渣”（scum），或是那些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英雄。
要在这里详细讨论为什么这些观点站不住脚，似乎不太合适。或许，花哪怕一点儿笔墨来讲这件事都是没必要的。毕竟，波兰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抹杀这件事是波兰现代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页，这点根本毋庸置疑。不管怎样，你根本不需要掌握什么高深的方法论知识就能立刻明白，当一个镇上一半的波兰人口谋杀了其另一半犹太人口时，我们所面对的这起事件毫无疑问就已经推翻了“这两个民族的历史鲜有交叠之处”的观点。
本书读者必须牢记的第二个要点是：主流分析认为，维系战时波兰—犹太关系的是一些外力，即纳粹和苏联人。这个观点就其本身而言当然没错。纳粹分子和苏联人的确曾在他们各自在战时所侵占的波兰领土上发号施令。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在侵占者的严管下，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中也存在着自治动力（autonomous dynamics）。在那段时间里，有很多事情是人们本可以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本可以规避的，更有一些事情，是他们根本不必去做却做了的。由此，我会将1941年7月10日在耶德瓦布内镇上谁按照谁的命令做了什么，都细细道来。
众所周知，希特勒和斯大林在1939年8月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协议，其中的秘密条款划定了这两位独裁者在中欧的势力范围。一个月后，波兰的领土就被第三帝国和苏联瓜分了。耶德瓦布内最初被划在苏联的占领区内，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又被纳粹“接管”。苏联红军自1939年9月起占领了半个波兰，此后，苏联对这块地域进行了为期21个月的统治。因而我认为，主流史学对在此期间的苏维埃—犹太关系的观点和分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和质疑。不过，这里也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我们只需记得，根据目前的刻板印象，当时犹太人似乎和苏维埃占领者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曾有传闻称，犹太人不惜牺牲波兰人，与苏联人勾结，因而在纳粹进攻苏联期间，在一些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波兰土地上，可能曾经爆发过极为可怕的反犹情绪，仿佛是对纳粹这场进攻行动的回应。因此，我意图探明，发生在苏联占据时期（1939年9月—1941年6月）的耶德瓦布内的事情，与日后随即发生的一切之间是否有所关联。
耶德瓦布内大屠杀还涉及了史学上关于这个时期的另一个传统观念——犹太人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因此，这起事件也进一步触及了以下两个议题：战后波兰社会（或者说整个东欧社会）的广大阶层内反犹情绪的出现，以及犹太人在东欧斯大林主义的构建与巩固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在谈及这项研究的资料来源时，我会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也会在本书的最后几章回顾相关问题。
在犹太大屠杀研究的更广泛的背景下，本书不应该被简单地置于一个功能主义—意向论的层面。本书偏离了这种理论模式，该模式在近年的大屠杀历史学研究领域内被模糊化了，被归为另一种专门抨击“犯罪者—受害人—旁观者”坐标的研究范畴，“直到最近才得到学界一定的注意”。但这本书也证明了，这些范畴的界限都是模糊不明的，它提醒我们，大屠杀过程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有其独特的情景动力学（situational dynamics）。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它意味着，在每一个片段情节中，其场景中的不同演员都会做出许多特定的、独立的判断，他们对剧情的走向和结果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在这方面，还有更多深入的研究能证明耶德瓦布内的悲剧并不是个案。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设想，如果那些“演员”当时做出了不一样的抉择，那么更多的欧洲犹太人就有可能在战争中幸存。
然而，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上，本书却是一本很典型的关于大屠杀的书。因为不像有关其他问题的历史研究，关于大屠杀，我的结论是开放式的。换言之，读者在结束阅读时，恐怕不会得到知识获取上的满足感；我在完成写作时，也同样没有这种感觉。写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无法对自己说出“嗯，我现在能理解了”这样的话，我想我的读者也不会。
当然，在写书的过程中，你必须做出阐述和分析，就好像你有可能理解一样，还要在书中囊括一些一般性的、解释性的史料内容。但我认为，在故事的结尾我们必须提出疑问——这样如何？那样如何？——这是深入这个题材之骨髓的特质。同样，在直面大屠杀时，能缓解我们的不安和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提出这些似乎永无穷尽的问题，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寻求答案。因此，大屠杀实则是人类从其经验中吸取教训的一个起点，而绝非终点。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大屠杀为何会发生，但我们必须明白，它的前因后果牵动着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已然成了一起揭示现代情感的功能性事件，也将永远是反映人之境况的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