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2/63

1

哈里·邓宁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应他的邀请，我参加了在里斯本高中体育馆举行的普通教育发展毕业典礼。他实在找不到别人，所以我欣然接受。

祝福祈祷之后（祈祷由神父班迪主持，他很少错过里斯本高中的庆典），我穿过拥挤的亲友群，走到哈里面前。他独自站着，身上罩着黑袍，一只手里攥着文凭，另一只拿着学位帽。我接过他的帽子，跟他握手。他咧嘴笑了，露出一排牙齿，牙缝很大，还有好几颗牙长歪了。尽管如此，他笑得很阳光，很可爱。

“谢谢您能来，埃平老师。太谢谢您了！”

“我很乐意。叫我杰克吧。只有那些年纪够当我爸爸的学生，我才允许他们这么叫。”

他愣了一下，接着大笑起来。“我想我够格了，对吗？哎唷！”我也笑了。周围很多人都在大笑。

当然，也有人在哭。对我那么难的事情对很多人却非常容易。

“还有那个A﹢！哎唷！我一辈子也没得过A﹢！想都没敢想过！”

“你当之无愧，哈里。高中毕业了，你想做的头一件事是什么？”

他脸上的笑容黯淡了片刻——他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事。“我想我会回到家里。你知道，我在高德街租了一处小房子。”他举起文凭，用指尖小心捏住，好像担心上面的墨迹会洇开。“我要把这个框裱起来，挂到墙上。然后我倒杯酒，坐在沙发上，好好看看这张文凭，看到上床睡觉为止。”

“听起来不错，”我说，“想不想先跟我一起去吃点汉堡和薯条？咱们去阿尔餐馆。”

我以为他会拒绝。当然，我这是以众同事之心度哈里之腹。更别提我们教的大多数孩子了，说起阿尔餐馆，他们避之不及，好像那是瘟疫。

他们喜欢光顾学校对面的冰雪皇后快餐店，或者老里斯本免下车餐馆所在地附近——196号公路上的高帽子餐厅。

“太好了，埃平老师。谢谢！”

“叫我杰克，记住了？”

“杰克，没问题！”

我带哈里去了阿尔餐馆。我是唯一经常光顾的教员。虽然那年夏天招了个女服务员，阿尔还是亲自为我们服务。跟往常一样，他嘴角叼着香烟（在公共餐饮机构吸烟是违法的，但这从来约束不了阿尔），眯着一只眼睛，怕被烟熏着。看到折叠起来的高中毕业服，他马上意识到今天是什么日子，执意要免单（算不上什么单；阿尔餐馆卖的肉总是出奇的便宜，于是人们谣传，附近走失动物的命运不言自明）。他还给我们照了张相，后来把照片挂在他所谓的城镇名人墙上。其他名人包括已故邓顿珠宝创始人艾伯特·邓顿；里斯本高中前任校长厄尔·希金斯；约翰·克拉夫茨汽车销售公司创始人约翰·克拉夫茨；当然，还有圣西里尔教堂的神父班迪（神父跟教皇约翰十三世的照片在一起，教皇不是本地人，但他备受阿尔·坦普尔顿尊敬，阿尔称自己为“虔诚的天主教徒”）。阿尔那天拍的照片中，哈里·邓宁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我站在他边上，一起捧着他的文凭。他的领带被挤得稍微倾斜。我记得这一点是因为这让我想起他在小写字母y后面写的小弯钩。这些事情我都记得，记得很清楚。

2

两年后，学年的最后一天，我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审读美国诗歌荣誉研讨班写的一堆期末论文。学生已经离校，放纵一个暑假。很快，我也会这么做。但是眼下我很享受周遭一切，不同寻常的安静。我打算在离开前清理一下放点心的小橱。我想，总得有人清理。

那天早些时候，哈里·邓宁在班主任指导时间（当时特别吵闹，因为所有的指导教室和自习室都洋溢着最后一天的气氛）之后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手。

“我想感谢您所做的一切，”他说。

我咧嘴一笑，“我记得你已经谢过了。”

“是的，但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我退休了。所以我想再次感谢您。”

我跟他握手时，一个孩子从边上走过去——从新长出的青春痘和下巴上散乱着的企图蓄成山羊胡的胡须上看，顶多高二——压低嗓子说，“蟾蜍哈里，跳着过大街。”

我伸手去抓他，想让他道歉，哈里拦住我。

他从容地笑了，丝毫没有生气。“别！没事。我已经习惯了。他们不过是孩子。”

“他们是孩子，”我说，“但管教他们是我们的工作。”

“我知道，你很在行。但是我的工作不是成为任何人的——怎么说来着——教育素材。尤其今天不能。埃平老师，我希望您能照顾好自己。”

论年纪他够当我爸爸，但是很显然，他总无法叫我杰克。

“哈里，你也一样。”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A﹢。我把作文也框裱起来了，挂在毕业证书旁边。”

“很好。”

是的，一切都很好。他的作文是简单的艺术，但每一处都跟摩斯奶奶的画作[3]一样真实有力，当然比我正在读的荣誉学生写的东西好。荣誉论文的拼写大抵正确，选词清晰（这些小心谨慎、即将步入大学殿堂、不愿冒险的学生们有一点令人恼火，那就是格外喜欢用被动语态），但是文章了无生气、枯燥乏味。我教三年级的荣誉学生——系主任马克·斯特德曼把四年级留给了自己——但是他们的文章像是小老头儿老太太写的，满嘴傲慢：噢，噢，噢！米尔德丽德，不要在那块冰上滑倒了。哈里·邓宁的文章尽管有不少语法错误，字迹潦草得令人叫苦，他却像英雄一样写作。至少，有一次是。

正当我思考进攻性写作和保守性写作的差别时，墙上的内线电话突然响了。“埃平老师还在西边的办公室吗？杰克，你在吗？”

我站起来，用拇指压下按钮，回答说，“我在，格洛丽亚。有事情吗？”

“有电话找你。阿尔·坦普尔顿？我可以帮你转过来，或者，我也可以告诉他你已经下班了。”

阿尔·坦普尔顿是阿尔餐馆的业主和经营者。

除了我，里斯本高中所有的教员都拒绝光顾阿尔餐馆。就连受人尊敬的系主任——说话总是装出剑桥大学老师的样子，快到退休年龄了——也并不讳言把餐馆的特色产品“阿尔富客汉堡”称作“阿尔猫客汉堡”。

当然，不是真的猫肉，人们会说，或者可能不是猫肉，但也绝不是牛肉，一美元十九美分不可能买到牛肉汉堡。

“杰克？你睡着了吧？”

“没，醒着呢。”我很惊讶阿尔怎么会打电话到学校来。而且，他怎么会打电话给我？我们只不过是厨师和食客的关系。我欣赏他的食物，他感激我的光顾。“帮我接进来吧。”

“你怎么会还在学校？”

“用鞭子玩性虐呗。”

“噢！”格洛丽亚惊声说，我能想象出她眨动长长的睫毛。“你说下流话，真酷！别挂断，我给你接转进来。”

她放下电话。分机响了，我拿起话筒。

“杰克？是你吗，伙计？”

一开始我以为格洛丽亚报错名字了。电话里的声音不可能是阿尔。再严重的感冒也不可能把他的声音变得如此沙哑。

“你是哪一位？”

“阿尔·坦普尔顿，她没告诉你吗？天呐，电话里的等待音乐真令人讨厌！康妮·弗兰西斯[4]怎么回事儿？”他咳嗽起来，声音大得要命，我只好把听筒移开一点点。

“你听起来像是感冒了。”

他笑了，咳个不停。笑声和咳嗽声交织在一起，让人毛骨悚然。“我有点儿事。”

“你怎么那么快就感冒了！”我昨天还在他那里早早吃了晚餐。点了一个富客汉堡、薯条和草莓奶昔。我觉得一个独自生活的人什么东西都要吃一点。

“说快也快，说不快也不快。反正就那么回事。”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在我光顾阿尔餐馆的六七年里，我跟阿尔有过很多对话。他是有些古怪——比方说，坚持把新英格兰爱国者橄榄球队说成波士顿爱国者；谈起特德·威廉斯[5]，就像是说他自家兄弟一般——可接下来才是他最古怪的时刻。

“杰克，我要见你。有重要事情。”

“我能问——”

“我知道你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我都会回答，但咱们别在电话里说。”

我不知道他在嗓子彻底哑掉之前能回答我多少问题，但我答应他一个小时内过去。

“谢谢，可能的话，尽量快一点来。时间太紧了。”说到这儿，他挂断电话，连再见也没说一声。

我又看了两篇荣誉论文，还剩下四篇就全部看完了，可我无法接着看下去，怎么也进入不了刚才的状态。我把论文丢进公文包，起身离开。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想上楼去格洛丽亚的办公室跟她道个别，祝她假期愉快，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她下星期一直会在，给下学年的教材结账。而我也准备星期一回来打扫橱柜——这可是我对自己许下的承诺。不然的话，使用西侧办公室的暑假补习班老师肯定会发现橱柜里满是蟑螂。

我要是知道命运会如何安排，肯定会上楼去看看格洛丽亚。我可能还会吻她一下，其实，这个吻在过去几个月里已经在我们之间的空气中飘荡了很久。但是，我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转动的硬币。

3

阿尔餐馆坐落在美茵大街对面的银色拖车里，被老沃伦波毛纺厂挡着。这样的位置通常会显得破烂不堪，但阿尔用漂亮的花坛掩盖了餐馆下方的混凝土块。竟然还有一方修剪齐整的草坪，是阿尔亲自用一台老式割草机修剪的。剪草机跟花坛和草坪一样，被精心照管着，嗡嗡作响的刀片毫无锈迹、光可照人。割草机就像是上周刚从里斯本福尔斯镇的西部汽车公司经营店买回来的一样，如果西部汽车公司经营店还在的话。这家店确实存在过，但上个世纪末它被大型零售商场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