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亿个明天：科幻技术如何成真并塑造人类的未来

从1963年11月预测未来，美好和恐怖等量齐观。科幻小说是这么告诉我的。

1963年11月22日的那件事[1]震惊世界。但是，对于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来说，接下来的那一天则更有意义。因为就在那天，英国科幻电视剧《神秘博士》开播了。电视剧情节中货真价实的科学不真实得像奇幻故事一样，类似的概念可见诸卡尔·萨根的《宇宙》（Cosmos）和帕特里克·穆尔的《仰望夜空》（The Sky at Night），继而由《星际迷航》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叙事领域。感谢科幻小说，让我得以窥见未来。就像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在1922年成功探索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一样，我也从科幻小说中如愿看到了“美妙的事情”。这些故事让我大开眼界。

一开始对我影响较大的是科幻电影，比如有时代感的经典的《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et）和能带来全新体验的《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然后，便是书。我用自己赚的钱买的第一本书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直到现在，我都保留着这本早已破旧不堪的纸质书。我对这个故事并不感兴趣。11岁时，我并不喜欢这本书。直到现在，我也觉得它枯燥无味。但是幸运的是，在我的“科幻狂人”父亲的影响下，我常能在图书馆一饱眼福，徜徉在那些来自科幻小说黄金时代[2]的冒险旅程中。艾萨克·阿西莫夫、C. M. 科恩布卢特和弗雷德里克·波尔、约翰·温德姆、阿尔弗雷德·贝斯特尔、罗伯特·海因莱因、雷·道格拉斯·布拉德伯里，以及他们的奇思妙想指引我通往喧闹而瑰丽的未来。

如果你是一名科幻小说迷，那么首先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偶尔使用“sci fi”（科幻小说）这个缩写。

阅读且热爱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的人通常只接受SF这一缩写。然而对于“sci fi”这一用法，不管你的发音是“sky fi”或是“sy fi”，都会让内行瞧不起。（曾经有人试图用具有讽刺意味的“skiffy”，意思是“尴尬、不确定”，并仅用它来指代电视和电影中的太空歌剧[3]。）使用缩写“sci fi”的初衷是好的，可能是超级科幻迷福里斯特·J. 阿克曼最先开始这样用的，和“hi fi”［音响术语“高保真”（high fidelity）的简称］遥相呼应，然而这个“hi fi”缩写后来经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特别是被那些不太懂这个文学流派的人随意乱用。我认为，这个缩写词对本书的某些主题来说很契合；就像这个词一样，这本书捕捉到了一个稍显过时却激动人心的视角，这并不是科幻迷的视角，而是正常世界的视角——在一个逐渐被科幻小说深度影响着的世界里的视角。

曾经，在年纪尚小、还不知道这类文学的名称的时候，我深深痴迷于科幻小说里面出现的超前的科技。现在，用成熟的视角回顾过去，人们往往会有些失望。2001年早就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不能随意往返于地球与月球基地之间。我们的汽车不能飞行，战争中也不使用射线枪和光剑。但是，这些并不是科幻小说或者它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的重点。

科幻小说偶尔会成功地预测未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典型的例子是阿瑟·C. 克拉克在1945年对地球静止轨道的预测。遗憾的是，虽然克拉克是一名杰出的科幻作家，但是这个预测最初是以科学论文而非科幻小说的方式发表在《无线世界》（Wireless World）杂志上的。科幻小说中通过喷射带电粒子推进宇宙飞船的离子驱动器出现得远早于现实中与之类似的宇宙飞船推进器。此外，有“预言加工厂”之称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也做出过很多准确的预测。

科幻小说里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戏剧性的预言便是出自这个伟大的科幻小说先驱之手。威尔斯在1903年的短篇小说《陆战铁甲》（The Land Ironclads）中描述了坦克在战争中的功用，比第一辆坦克出现的时间早了13年。威尔斯否认这是自己的原创性发明，解释说他仅仅是采纳了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想法，就像达·芬奇绘制的锥形人力轮动武装车辆一样。之后，威尔斯又灵机一动，在1908年写下《空中决战》（The War in the Air）这本书。像书名展示的那样，书里描绘了从飞机上扔炸弹的场景。虽然当时确实有从热气球上扔炸弹的先例，但是距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成功只过了5年，而威尔斯在当时就已深刻认识到这项新科技在战争中的潜力。

在1914年的一本鲜为人知（晦涩难懂）的著作《解放全世界》（The World Set Free）里，威尔斯给出了他最著名的预言。在这本书里，这个其貌不扬的英国绅士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做出了惊世骇俗的论断：在1956年，美、英、法三国将与德、奥开战，人工放射性物质被用于发电，核能被用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尔斯将之命名为“原子弹”。这一切预测都已被历史证实，这足以让人汗毛竖立、毛骨悚然，而且这些都出于以第一人称时间旅行者口吻写出《时间机器》的威尔斯的笔下。

单就故事中的片段和历史中的现实有惊人的吻合这一点而言，《解放全世界》就已经令人称奇了。“放射性”这个概念始现于世纪之交；在1933年的时候，核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还断言：“原子分解产生的能量微乎其微，想把这些原子的变化转化为能量无异于痴人说梦。”

次年，利奧·西拉德提出“核链式反应”的概念，使利用核能成为可能。1942年，恩里科·费米在芝加哥的一个废弃的橄榄球场看台下建造了历史上第一个核反应堆。仅仅3年后，在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三位一体核试验中被成功引爆。其实，威尔斯的未卜先知不需要时间机器或者超能力。他确实有真知灼见，但同时也很幸运。当我们纵观所有的科幻小说时，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预测都无疾而终、未成现实。

很难想象，有其他科幻作品能比《解放全世界》更接近历史事实，威尔斯确实值得赞赏。你也许好奇自己为什么没有听说过这本书，或者这本书为什么不如《时间机器》或者《世界大战》有名。事实上，与威尔斯的其他文学作品相比，《解放全世界》文笔寡淡。这反映了科幻小说的另一个特点，科幻小说不是未来学。

科幻作品不能预测未来，它只是在设想“如果……会怎样”这样的问题。作品里提到的未来会不会成真并不重要，只要作品生动有趣就好。科幻小说的目的是描绘人类面对新鲜而有趣的环境时做出的反应。如果某个作家足够幸运，能猜中未来发生的事情，那样固然很棒。但是，这绝对不是这些故事的主旨。在“科幻小说”这个词里，“小说”二字才是重点；如果故事枯燥乏味，那么就算涵盖再多的新奇科学也无济于事。

科幻小说的两个伟大先驱儒勒·凡尔纳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看待科学和科幻小说的观点截然不同。凡尔纳直截了当、不屑一顾地这样评价他的年轻的英国竞争者：

我们两人的作品完全没有可比性，我们的写作方式不同。我觉得他的故事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我则运用了物理知识。他发明创造，我所说的利用从大炮中发射出的炮弹去月球则谈不上任何发明创造。他坐飞船去火星，而飞船是用不存在的反重力物质打造的。这样很好——但是，这种物质真的存在吗？让他自己去造！

21世纪科幻小说家亚当·罗伯茨指出，凡尔纳并没能自圆其说。诚然，威尔斯的确虚构了不太可能成真的反重力物质“卡沃尔”，但是他严谨地在小说中持续使用了这种物质。他的故事需要已知科学以外的新物质，然后他用已知科学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新物质的潜在用途。而凡尔纳确实用了现实中的简易版替代物——大炮，但是他在用这个物品的时候完全忽略了物理原理。在他的那个年代，我们早就知道人类无法承受从炮筒中脱离地球引力的加速度，不管用什么样的减振措施，人类都会瞬间被挤压成肉泥。

与科幻小说预测未来相呼应的是，真实生活会模仿小说中的发明，或者从中获得灵感。这就是科幻小说的影响力。不是说科幻小说能成功地预测未来，而是它能启发那些创造未来的人——不仅是鼓励可能的发现，同时也预警潜在的危险。虽然有些学者觉得科幻题材缺少文采，但是自从科幻小说诞生以来，它就比其他的文学小说对日常生活有更大的影响。文学小说家对科幻小说家惯常抱有的蔑视态度源于嫉妒，因为他们精雕细琢的作品并没有像科幻作品一样有那么多的读者。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承认，他们在孩提时代都深深地痴迷于科幻作品，在阅读中培养了好奇心，这从某种程度上使他们投身于现在的领域。

受科幻梦想的不断推进，空间旅行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主题。当韦恩赫尔·冯·布劳恩发明的V–2导弹在“二战”中攻打英格兰和柏林的时候，这项发明的军事用途对它的发明者来说已不重要了。布劳恩的本意是把人类送入太空。（这绝不是轻视那些在战争中因V–2导弹而死去的人或者被摧毁的城市，但是空间旅行确实是受布劳恩启发而成真的现实。）还有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这位被誉为“火箭之父”的苏联航天理论家像设计火箭一样全身心地创作科幻小说。

科幻作家的妙笔生花也会让科幻对现实产生负面的影响，比如大量伪科学的产生。许多有关飞碟和外星人到访的虚假报道都是从科幻小说类似的桥段里获得的灵感。科幻小说家描绘外星生物是小绿人，于是大家也说看见过小绿人。当《X档案》和其他电视节目、电影描绘出大眼睛、灰皮肤的外星人时，目击外星人和被外星人挟持故事的主角们也会描述同样的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