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四八年二月，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罗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向聚集在老城广场上的数十万公民发表演说。这是波希米亚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那种决定命运的时刻。
哥特瓦尔德的同志们簇拥在他周围，紧靠在他身边站着的就是克莱门蒂斯。正下着雪，天气很冷，而哥特瓦尔德头上什么也没戴。克莱门蒂斯关怀备至地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在哥特瓦尔德头上。
宣传部门复制了成千上万份哥特瓦尔德站在阳台上向人民发表演说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皮帽，周围是他的同志们。共产主义波希米亚的历史就是从这座阳台上开始的。每个孩子都知道这张照片，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到，在宣传画上，在课本中，或在博物馆里。
四年以后，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立即让他从历史上消失，并且自然也从所有的照片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从前站着克莱门蒂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宫殿的一堵空墙。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只剩下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
2
现在是一九七一年。米雷克说：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他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的这些行为不够谨慎：他认真地写日记，保留自己的书信，对他们讨论局势、探讨前途的所有会议都做详细的记录。他对他们解释说：他们没有做任何违背宪法的事情。要是偷偷摸摸行事，还带着负罪感，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一个星期以前，米雷克与自己所在的建筑安装队在一个施工中的大楼楼顶工作时，他朝下看了一眼，感到一阵眩晕。他失去了平衡，顺手抓住一根柱子，可那根柱子先前没有固定好，倒了下来。其后，大家把他从柱子下拉出来。乍一看，伤得很重。过一会儿，当他发现只是前臂一般性骨折后，他满意地心想，这下可有几个星期的假了，他终于可以处理一些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时间处理的事情了。
他最后还是接受了朋友们让他更谨慎些的建议。确实，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可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被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谁也不会知道，国家会在什么时候开始高声宣布，这一言论或那一言论就危害了它的安全。于是，他决定将那些会连累人的书信文件放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他想首先与兹德娜了却此事。他往她所居住的那座城市打电话，那座城市距布拉格一百公里，但没有联系上她。这就耽误了四天时间。昨天，他才与她通上话。她答应今天下午等他。
米雷克十七岁的儿子不同意他这样做：米雷克不可以一条胳膊打着石膏开车出行。他开车确实有困难。受伤的那只胳膊，吊着绷带，在胸前晃动，无力且碍事。换挡的时候，米雷克只好松开方向盘。
3
二十五年前，他和兹德娜有过一段恋情，而关于这一时期，他只剩下几点回忆。
有一天，他们约会的时候，她用一方手帕擦着眼睛，鼻子在抽动，他问她怎么了。她说，俄国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前一天去世了。一个叫日丹诺夫，阿尔布佐夫或马斯图尔波夫的人。看她泪水汹涌的样子，马斯图尔波夫的死，比她自己父亲的死更让她难过。
这真的有可能发生过吗？还是他今日的仇恨使他编排了为马斯图尔波夫之死而流下的泪水？不，这肯定发生过。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今天回忆不起使这些泪水真实可信的当时的具体情形了，记忆宛如一幅漫画，变得让人难以置信。
他对她的所有回忆是这样的：他们一起坐着有轨电车从他们第一次做爱的公寓房回来。（米雷克特别满意地注意到他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性事，一秒钟也想不起来了。）她比他结实、高大（当时他长得瘦小、羸弱），此刻正坐在车内长椅的一角，神情阴郁、古板，面孔老得令人吃惊。当他问她为什么这么不爱说话时，他了解到她是对他们做爱的方式不满意。她说，他和她做爱的时候就像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时的政治用语中，是一种辱骂。它指的是不懂得生活又与人民脱离的人。当时，所有被其他共产党人绞死的共产党人，都被赐予这一骂名。与所有那些脚踏实地的人们相反，据说，知识分子们是飘荡在空中的什么地方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了惩罚他们，大地从此彻底拒绝让他们落足，而他们就被吊在离地面稍高一点儿的地方了。
可是，兹德娜埋怨他像个知识分子那样做爱，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她就是对他不满意，并且，正如她能够将最不真实的关系（与她所不认识的马斯图尔波夫的关系）与最具体的情感（物化在一滴泪中）联系到一起一样，她也能够给最具体的行为赋予一个抽象的意义，给她在欲望上的不满足贴上一个政治标签。
4
他看了看后视镜，注意到一辆旅游轿车一直跟在他的车后面。他从没有怀疑过自己被跟踪，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明目张胆地这样做。今天，出现了极端的变化：他们想让他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到了乡间，离布拉格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大块绿篱，绿篱后面有一个带若干修理车间的加油站。他有一个好友在那里工作，他想换一下失灵的启动器。他把车停在入口处红白相间的栅栏门前。一旁站着个肥胖的老太婆。米雷克等着她打开栅栏门，可是她却不住地盯着他看，身体一动不动。他鸣笛也没用，他从车窗门探出头来。“他们还没有把您抓起来？”老太婆问。
“没有，他们还没有把我抓起来，”米雷克答道，“您能不能把栅栏门打开？”
她又打量他一阵，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然后打了个哈欠，回到她的门岗里。她坐到一张桌子后面，不再理他。
他就下了车，绕过栅栏门，来到车间找他认识的修理工。那人跟他一起回来，自己打开栅栏门（那肥胖女人一直坐在她的门岗里，目光一直心不在焉），让米雷克把车开到院子里。
“你看，是你在电视上露面太多了，”修理工说，“所以这些老太婆都认识你。”
“她是谁？”米雷克问道。
听修理工讲，米雷克才知道：俄国军队入侵波希米亚，占领这个国家并四处发号施令，这对于她来说是非同寻常的生活即将开始的一个信号。看到地位比她高的人（可全世界的人都比她高），只要有一点儿举报，就被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地位、工作，甚至生计都成了问题，这让她兴奋不已。于是，她也开始告密了。
“可是她为什么还是当她的门卫呢？她还没有得到提升吗？”
修理工笑了：“她从一数到十都不会。他们为她找不到其他的位置。他们只能再次确认她告密的权利。对她来说，这就是提升！”
他打开发动机罩，看看发动机。
突然，米雷克注意到他身旁有一个男人。他转过身来：那人身穿栗色长裤、灰外衣、白衬衫，系着领带，长得粗脖肥脸，有一头烫过波浪卷的灰发。他立定站着，看着探身到发动机罩里的修理工。
过一会儿，修理工也注意到了他，站起身问：“您找谁？”
粗脖肥脸的男人回答：“不，谁也不找。”
修理工又探身到发动机里，说：“在布拉格的圣瓦茨拉夫广场，有一个家伙在呕吐。另一个家伙来到他面前，忧心地看着他，摇着头说：您不知道我是多么理解您……”
5
阿连德被暗杀很快掩盖了俄国人对波希米亚的入侵，孟加拉的血腥屠杀又让人忘记了阿连德，西奈沙漠战争的喧嚣又盖过了孟加拉的呻吟，柬埔寨的生灵涂炭又让人忘记了西奈，就这样继续，就这样反复，继续反复，反复继续，直到一切都被所有人完全遗忘。
在历史依然缓慢前行的时代，不多的事件很容易铭刻在记忆之中，编织成一个无人不晓的背景，其前台上演着令人牵肠挂肚的私人生活的诸多传奇。今天，时间在大步前进。历史事件一夜之间即被遗忘，晨光降临便如闪烁的朝露般飘逝，因此也就不再是叙事者故事中的背景，而是过于稀松平常的私人生活背景前上演的一幕出人意外的传奇。
历史正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我应该讲一讲似已千年般古老的发生在若干年前的一些事件：一九三九年，德国军队进入波希米亚，捷克国家不复存在。一九四五年，俄国军队进入波希米亚，国家重新被称作独立的共和国。人们为赶走了德国人的俄国欢欣鼓舞，并且，由于将捷克共产党看成俄国人忠实的臂膀，人们就把自己的好感转移到后者身上。正是因为如此，当共产党人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夺取政权的时候，既没有流血也没有暴力，而是得到了半个民族的欢呼致意。而今天，请注意：发出过欢呼的这个半数更生机勃勃，更聪明，更优秀了。
是的，不管人们怎么说，共产党人都是更聪明的。他们有一个宏伟蓝图，一个全新世界的蓝图，在那个世界里所有人都各得其所。反对他们的人没有伟大的梦想，只有一些陈腐的令人生厌的道德准则，用来补缀既成秩序那破旧的短裤。因此，也就难怪那些热情澎湃的人、那些勇往直前的人，轻而易举地战胜那些不冷不热的人、那些畏首畏尾的人了；也就难怪这些人很快就开始把自己的梦想付诸实践，为所有人谱写正义的牧歌了。
我强调这两个词：牧歌和为所有人，因为古往今来，人类都一直向往着牧歌，向往这个夜莺歌唱的田园，这个和谐的王国，在那一王国里，世界不是作为局外人反对人类，人类之间也不互相对立，而是相反，世界与所有人都糅合到惟一的、同一的物质里。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巴赫壮丽的赋格曲中的一个音符，凡不愿做其中一个音符的人则成为一个无用、毫无意义的黑点，只需抓在手里并用指甲碾死它，就像碾死一只跳蚤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