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睹皇帝陛下绍履尊极,方逾数月,临朝神圣,祖宗法度俱全;太皇太后、皇太后勤劳庶政,保佑圣躬,德泽流行,已及天下。
臣远从外服,召至左右,窃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讲求修德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后日就月將,学有缉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诚,考论圣道,概举十事,仰赞聪明。
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諫,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
皆随事解释,粗成条贯,不为繁辞,以便观览。伏望两宫慈圣、皇帝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采,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顾省,庶於圣德少助万一。
其畏天曰:
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盖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慤,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
自古禹、汤、文、武以畏天而兴,桀、紂、幽、厉以慢神而亡,如影隨行,罔有差忒。
然自两汉以来,言天道者多为曲说,附会世事,间有天地变异,日月灾眚,时君方恐惧修省,欲侧身修道,而左右之臣乃引经据传,或指外事为致灾之由,或陈虚文为消变之术,使主意怠於应天,此不忠之甚者也。
诗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然则有天下者,固当飭己正事,不敢戏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后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
天人之际,焉可忽哉?
其爱民曰:恤我则后,虐我则讎。人君既即尊位,则为民之父母,万方百姓,皆为己子。
父固不可以不爱子,君固不可以不爱民。
若布德施恩,从民所欲,则民必欣戴不已。欣戴不已,则天降之福。
若取民之財,不忧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劳,好战不休,烦刑以逞,则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则国从而危。
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然自古人君临朝听政,皆以赤子为忧,一旦用兵,则不复以生灵为念。
此盖献策之臣,设奸言以导上意,以开边拓境为大功,以暂劳永逸为至计,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寤也。
夫用兵不息,少壮从军旅,老弱疲转饷,伏尸流血,而胜负得失犹未可知也。
民劳则国先敝,夫何以为功?
兵兴则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献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宠,罔上而营私耳,岂国家之利哉?
其修身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齐国治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诚意为本。
其心正,则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诚,则天地神明,皆可感动。
不诚则民不信,不正则令不行。况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
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將为万代讥笑。
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虽小恶不可不去。
然人君进德修业,实繁乎左右前后。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於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不能无不正,犹生长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圣。
其讲学曰:王者继祖宗之业,居亿兆之上,礼乐征伐之所自出,四方万里之所视效。智足以穷天下之理,则谗说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则政令无不行。
自非隆儒亲学,何以臻兹?然天子之学,与凡庶不同。
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禄利,取科级耳!非人主之所当学也。人主之所当学者,观古圣人之所用心,论历代帝王所以兴亡治乱之跡,求立政之要,讲爱民利物之术,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
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又曰: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
故傅说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汉之晁错,以为人主不可不学术数。错之意,欲人主用机权巧譎,以参制羣下。而景帝用之,数年之间,汉罹七国之祸,而错受东市之诛。盖其所主者,不出於诚信而已。由是观之,择术不可不谨也。
其任贤曰:
昔成王初亲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诗以戒之,言求贤用吉士。盖为治之要,在乎任贤使能。能者不必贤,故可使;贤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贤可任以长民,大贤可与之谋国。
若夫言必顾国家之利而行足以服众人之心,夷险一节而终始可任者,非大贤则不能也。
人君虽有好贤之心而贤人犹或难进者,盖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则不为苟合;志在於利,则惟求苟得。忠言正论,多咈於上意;而佞辞邪说,专媚於君心。
故君子常难进,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虽无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恶乱,然而治君少而乱国多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人主诚存此心以观臣下之情,则贤不肖可得而知矣。
其纳谏曰:
昔书称成汤之德曰:从谏弗咈,改过不吝。
汤,圣君也。
不曰无过而曰改过者,言能舍己而从諫,则不害其为圣也。
及纣为天子,强足以拒谏,智足以饰非。纣非无才智也,然身灭国亡而天下之恶皆归之者,言其复谏自用,才智適足为害也。前代帝王无不以纳谏而兴,拒谏而亡,著在史册,一一可考。
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贵则骄心易生,富则侈心易动,一日万机,则不能无失,固当开道而求諫,和颜而受之。
其言可用,则用其言而显其身;言不可用,则恕其罪以来谏者。夫纳忠好谏之臣,初若逆耳可恶,然其意在於爱君而忧国;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顺意可喜,然其情止於媚上而徼宠。人君诚能察此,则事无过举,身享美名。
故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其薄敛曰: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人君恭俭节用,取於民有制,则民力宽裕,衣食滋殖,自然乐输租赋,以给公上。
若暴征峻敛,侵夺民利,物力已屈,而驱以刑辟,势必流转沟壑,散为盗贼。为人上者,將何利於此哉?故善言治道者,尤恶聚敛之臣。
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前代帝王或耽于声色,或盘于游畋,或好治宫室,或快心攻战,於是小人乘间而肆其邪谋,为之敛財以佐其横费。世主不悟,以为有利於国,而不知其终为害也。
赏其纳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当怨,而不知其怨归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桥之粟,商纣聚之以丧国,周武散之以得民。
由是观之,人主之所当务者,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其省刑曰:夫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百王不易之道也。
昔汉高祖去秦苛暴,约法三章,以顺民心,遂定王业。孝文循之以清静,而几致刑措。然则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烦刑也。
况人主之於刑狱,其势不能亲临,则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则权在於狱吏;广侦伺,则权在於小人;肆刑戮,则权在於强臣;通请謁,则权在於近习。
自古奸臣將欲诛锄善人,自专威柄,必数起大狱,以摇人心。
何则?
狱犴之间,其情难知,锻链周內,一繫於吏。及夫奏成狱具,则虽有冤抑,人主何从而察哉?然则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
自三代以还,有天下者数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无事,不见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异前世者,直以诛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决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於有司,不復措意轻重於其间。
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气,而致无穷之福。祖宗所以消恶运、遏乱原者,呜呼,远哉!虽甚盛德,无以加矣!
其去奢曰:昔夏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而为三王祖。汉文帝即位,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而天下断狱四百,几致刑措。然则勤俭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四方百物所以奉养於上者,盖亦备矣。
然而享国之日寖久,耳目之所御者习以为常,入无法家舱士,出无敌国外患,则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从而导之,於是穷奢极侈,无不为已。
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荡上心者,杀无赦。
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养之具,而以供人主无穷之欲,致人主於丧德损寿之地,而以邀己一时之荣,虽诛戮而不赦,固未足以当其罪也。
昔纣为象箸而箕子谏,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为过侈也,然箕子以为象箸不已,必金为之,金又不已,必玉为之。
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渐也。
至汉公孙弘相武帝,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
当是时,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宫室,为千门万户,由是天下户口减半,盗贼蜂起,而弘犹病其不广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诚能不以箕子之言为太过,而察见公孙弘之大佞,则夏禹、汉文之德,不难及已。
其无逸曰:昔周公作无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惧,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国五十有九年。厥后立王,生则逸,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呜呼!非爱君忧国之深,其言何以至此?
又曰:继自今嗣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商王受之迷乱,沈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
盖人君初务纵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乎淫刑乱罚,以杜言者之口,然后流连忘反,不闻其过而终至于灭亡。故曰无逸之书,后王之元龟也。
唐明皇初即位,宋璟为相,手写无逸图设于帝座,明皇勤于政事,遂至开元之治。其后宋璟死,所献图亦敝而撤去,明皇遂怠於政,亲见天宝之乱。
由是观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人君诚能谨终如始,不敢逸豫,则德有尧舜之名,体有乔松之寿,岂不美哉!又臣闻孟子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陈於王前。
今朝廷始初清明,臣虽学术褊浅,惟是前代圣帝明王所以政治之跡,可以为法,与夫暴君暗主所以兆乱之道,可以为戒者,乃敢告於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
惟两宫慈圣、皇帝陛下加意无忽,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