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胡治兵语录》，是蔡锷辑录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军、用兵方面的言论而编成的一部语录体兵书。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1895年，未满13岁的蔡锷以优异成绩考中秀才。1898年，又考入湖南时务学堂，服从梁启超、谭嗣同学习。蔡锷在头班学生中年龄最小，但“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1899年，蔡锷应梁启超之召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1900年，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幸免于难的蔡锷再度东渡日本。他痛心师友罹难，祖国风雨飘摇，决心投笔从戎，以军事救国。1901年，他自费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1903年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1904年冬，蔡锷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训练新军，1911年被任命为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统领。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蔡锷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等革命党人在昆明起义响应，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军都督。1913年，袁世凯调蔡锷入京，任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并授以将军府昭威将军。1915年，袁世凯帝制野心暴露，蔡锷潜出北京，到云南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他抱病亲率护国军第一军入川，与袁世凯军激战于四川泸州、纳溪等地。护国战争胜利后，蔡锷出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蔡锷因积劳成疾，赴日治疗，11月8日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终年34岁。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38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检讨(官名)，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工、刑、吏等部侍郎。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回籍，次年初奉命帮办团练，乘机组建了一支新型的地主武装——湘军。1854年湘军练成，自衡州出师东下进攻太平军，获胜于湘潭、岳州。1854年10月湘军攻陷武汉，1858年攻陷九江。1860年8月授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次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11月曾国藩奉命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1865年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起义。1866年12月因师出无功回两江总督原任。1867年授大学士。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7月在查办“天津教案”时屈辱妥协，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9月复调回两江。1872年3月，病死于两江督署，谥文正，终年61岁。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1836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旋授编修，充江南副考官，捐升知府。1854年擢贵东道员，率勇赴湖北、湖南参加镇压太平军起义。1855年1月，胡林翼带勇配合曾国藩湘军攻打江西九江、湖口。不久调任湖北布政使，率部回援武昌，并署理湖北巡抚。1856年12月，胡林翼以攻破武昌实投湖北巡抚，随即以湖北为基地，全力支援曾国藩的作战。1857年，胡林翼与湖广总督官文派兵援安徽庐州(今合肥)，次年又同官文派兵攻打安庆，进图庐州。1859年初出驻黄州，整理军务。次年败大平军于小池驿等地。1861年1月移营大湖，旋因太平军陈玉成部入鄂，派兵回援武昌，并派兵助攻安庆。6月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入湖北，连下通山、兴国、大冶，武昌岌岌可危，胡林翼亲率所部回救。9月30日，胡林翼在武昌呕血而死，谥文忠，终年49岁。
二1911年春，蔡锷由广西赴云南担任新军训练工作。数年的军中生活，使他亲身体会到所谓的“新军”，依然是风气败坏，纪纲废驰。“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面对这种现状，他感到只有号召“多数同心同德之君子，相与提挈维系，激荡挑拨”，“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才能“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正好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委托他编写一份“精神讲话”的教材，蔡锷认为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多洞中窍要，深切时弊”，于是便从他们的奏章、函牍和日记中，摘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内容，分类凑辑，取名《曾胡治兵语录》，以此作为云南新军的“精神讲话”。全书共分十二章：第一章《将材》，第二章《用人》，第三章《尚志》，第四章《诚实》，第五章《勇毅》，第六章《严明》，第七章《公明》，第八《仁爱》，第九章《勤劳》，第十章《和辑》，第十一章《兵机》，第十二章《战守)。其中前十章论治军，后两章谈作战。
曾国藩、胡林翼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起家的，他们的军事思想，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曾胡善于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注意吸收和继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尤其是曾胡是以理学家的身份谈兵的，理学是其兵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种浓厚的理学背景使得曾胡对中国传统兵学从范畴到体系都做了重新的诠释，从而提出了大量富有借鉴意义的命题，如治军方面的“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用兵方面的“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军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这些极富理学意蕴的兵学命题，深深地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推动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体现了理学思想的深刻性，而且通过对传统兵学范畴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自先秦以来即存在的兵学与儒学的对峙与紧张，促进了宋明以来兵学与儒学合流的进程。胡林翼所说的“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及也”，便透出了兵儒合一这样一种信息。这对于传统兵学地位的提升，应当说是有意义的。
《曾胡治兵语录》各章都附有蔡锷的按语。这些按语或者是对本章内容的概括归纳，或者是对曾胡言论的评述，或者是借题发挥，阐明蔡锷自己的思想。蔡锷对于曾胡“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的思想十分欣赏，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对于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蔡锷也十分崇尚，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并将其忠君卫道的内容转换为救国救民的大义，从而为这个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蔡锷还从曾胡“以主待客”的作战指导思想受到启发，对西方军事思想中的“极端进攻”作了批判分析，提出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反映了蔡锷军事思想的过人之处。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阶级局限性，蔡锷在按语中多次对曾胡二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罪行进行称诵，并称太平军为“粤匪”等。凡此等等，请读者朋友注意鉴别。
三《曾胡治兵语录》成书于1911年夏。1917年蔡锷去世一年后，上海振武书局首次公开印行，梁启超为之作序。1919年李根源于广州重印。1924年蒋介石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名义印发黄埔军校作为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下发部队。解放后因政治原因该书一度绝版。近年解放军出版社与辽沈书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兵书集成》第50册由上海振武书局影印再版，巴蜀书社也组织力量重新将增补本译成白话出版，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兵书名著精华(文白对照)》亦选译了部分内容。
梁序松坡既死于国事，越一年，国人刊其遗著《曾胡治兵语录》行于世。世知松坡之事功，读此书，可以知其事功所由来矣。自古圣贤豪杰，初未尝求见事功于当世也。惟其精神积于中，著于外，世人见之，以为事功耳。阅世以后，事功或已磨灭，而精神不敝。传之后世，遭际时会，此精神复现为事功焉。松坡论曾、胡二公之事，谓其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则松坡之事功，亦为此良心血性所驱使而已。曾、胡二公，一生竞竞于存诚去伪，松坡于此，尤阐发不遗余力。精神所至，金石为开，二公屡言之，松坡亦屡述之。二公之言，不啻诏示松坡，使其出生死，冒危难，掬一诚以救天下之伪。则虽谓松坡之事功，皆二公之事功可也。松坡自谓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今松坡得所归矣，而救国志愿，曾未达其万一。护国军之起，仅使民国生死肉骨。如大病方苏，元气已伤，将养扶持，所需于事功者，正复无限。来者不可见，惟恃此耿耿精神，常留存于吾国民隐微之间，可以使曾、胡复生，使松坡不死，以解除日后之千灾百难，超苦海而入坦途。而此语录十余章，实揭吾国民之伟大精神以昭兹来许者也。
民国六年四月新会梁启超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