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十年寒窗苦读，我终于赢得一个“洋翰林”的尊号，在一个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了。当我穿上黑袈裟烂的毕业证书，真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以为从此以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青云直样的学士服，戴上吊须绦的学士方帽，走上台去，从我们的校长手里领来一张金光灿路、鹏程万里了。我虽说不能如理工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行”，贡献出振兴实业、济世救穷的良策；也不能如政法科的学士那样出去“立德”，站在庙堂之上，贡献出治国平天下的大计；我是文科学士，总可以出去“立言”，忝列名流，挥如椽的大笔，为匡正世道人心，主持公理正义说话吧。至少可以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诸后世吧。
我越想越得意。我捧着那张金字毕业证书，以为是捧的一只金饭碗，洋洋得意地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等待着别人给我奉献牛奶、面包和荣誉。谁知竟应了在大学里早已听说却总不肯相信的话：“毕业即失业！”我四处奔走了几个月，风里来雨里去，看了不少的马脸，挨了不少的白眼，说了几大箩好话，天地之大，竟然找不到一个我落脚的地方。还谈得上什么大展抱负，立言立行？还说得上什么著书立说，传之后世？我也曾经在街上碰到过几个同学，都是那么西装笔挺，油头粉面，出入于大机关、大公司之门。问起来，他们或是在大学上的经济系，学会了陶朱之术，会做生意买卖；或是在大学上的政治系，学会了苏秦、张仪那套舌辩之术，专会给人出谋划策，打烂条儿。他们问起我学的专业，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书蠹”，只够到三家村去做个老学究，连去当个舞文弄墨的刀笔吏，当个师爷也不够格。他们对我叫一声爱莫能助，便挥手告别了。我还是每天在街上奔走，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有一天，我忽然在街上碰到一个学化工的同学，在那里摆了一个地摊，卖些雪花膏、香粉、发油之类的化妆品。他虽然在求业的竞争中失败了，却还能靠自己的一点手艺，做个小本买卖糊口。他谈起来虽不免有几分伤感，我却羡慕他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比那些低三下四、向人乞讨生活的人还高尚些。可惜我连这点本事也没有。不过这却激发了我的灵感。难道我不可以在街上也摆一个摊子？虽说我不会测字算命，但是替人写家信，写状子，写请帖、对联、喜幛、讣告、祭文以及买卖的文书关约，总可以的吧？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看测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玩意儿，也不是不可以无师自通的。
于是我去买了一本《应用文大全》和《万事不求人》来，仔细研读。我找一个不太热闹也不太冷僻的街头巷尾，摆好桌子、板凳，立好遮阳伞，摆开文房四宝，开张营业。我并不感到可羞，甚至有几分自豪，我到底自食其力，不去朱门乞讨残汤冷饭了。可是有一天，大学里中文系一位教授，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在街头发现了我，他说他没有想到大学里的高才生，竟然落到这么斯文扫地的境地。于是他热心地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位新放外县去的县太爷，跟他去在他的衙门里做一名文书科员。
我到了那个县衙门，跟即去上班办公。过了几天，我就发现，其实无公可办。县太爷根本不来办公，科长们也很少露面，于是科员们便乐得喝茶、看报、摆龙门阵过日子，倒也自在。科员中大半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也有年逾花甲的。至于风华正茂、年富力强、三十岁上下的人实在不多，要说才二十岁出头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了。有一个科员开玩笑说：“我们这里可以算是三代同堂了。”
最老的科员姓李，看他那须眉皆白的样子，大概年近古稀吧。大家都尊敬他，叫他一声李老。他自己却老是自称科员，老说“我李科员”怎样怎样，倒好像这是一个值得他夸耀的什么官衔一样。他是我们这个衙门里资格最老的科员，他自己却说是这个衙门里最没有出息的科员。他说他在这种衙门里坐冷板凳已经坐了几十年了，朝代都换了几个，别的科员能高升的都高升了，能找到别的有出息的活路的也干别的去了，唯独他还是当他的科员，死守着他的办公桌，靠他说的“砚耕”，过了几十年不算不太平也不算很太平的日子。
他的科员当久了，就像产生了一种“职业优越感”似的，向我们大讲科员之重要和当科员之舒服。他说：“科员对于任何一个衙门都是不可缺少的，就像那车子一样，没有轮子，就玩不转了。或者说像老爷们坐的轿子，没有抬轿子的人，老爷的威风也就抖不成了。因此无论是南军打北军，赵大老爷打王大老爷；一会儿放爆竹，张县长到任了，一会儿一个姓李的、姓赵的，或无论姓什么的，反正长着鼻子眼睛的人，拿一封公文进衙门，宣布张县长‘劣迹昭著，革职查办’，于是这位李县长又上台了。李县长的屁股在太师椅上还没有坐热，忽然又被当兵的来抓走了，于是那位穿二尺五的军官又弃武从文，来当县太爷了。不管是谁，就是那些师爷、科长，以至贴身马弁，随房丫头，都可以换来换去，反正科员是不换的。这科员像铁打的饭碗，总没有被打破过。没有人来夺取我这个宝座。过这种与世无争的舒服日子，岂不快哉！”
我才二十岁出头，又是大学毕业生，本该有雄心壮志，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可是李老这一席话，却把我说动了心。我又何必蝇营狗苟，去宦场争名逐利？陶渊明还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李白还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呢，我学不到他们那样，总可以学到李科员这样安分守己，过几天开心日子吧。
我们每天吃罢晚饭，没有事，喜欢串门子。或三个两个，或这家那家，无非是坐在板凳上，喝一壶酽茶，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七嘴八舌地摆起“乱谭”来。我们去得最多的是李老科员家。他的家坐落在衙门后街，其实不过两三间破平房带一个小庭院，李老却把他的这座“公馆”取名叫作“心远居”。我知道他是取的陶渊明那两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典故。我们到了那里，李老照例拖出几条板凳和几只小竹椅，抱出一壶早已泡好的酽茶来，让大家喝冷茶，摆龙门阵，每次总要摆到深夜才散。有时哪个热心的科员，带来一瓶烧酒，李老及时端出几盘盐黄豆来，让我们细细地酌，慢慢地摆，就更有意思了。梆子已经敲了三更，大家还拖拖拉拉，不肯散去。
这些科员都是在这个衙门或者那个公署里混过十年二十年事的人，哪个没有见到过或听到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呢？我的阅历最浅，没有我插嘴的余地，但是我听到那么多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奇闻怪事，真是大开脑筋，原来这个社会是这么绚丽多彩的呢。因此我一晚上也不拉下。从此，听科员们“说禅书”，是我的生活中最有色彩的一部分了。当然我也私下心中暗想，这不是我写文章的好材料吗？
就这样，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平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老样子。大大小小的老爷们、少爷们还是那么安然自在地收租要利，抽烟打牌，坐享清福。老百姓还是那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上粮纳税，当壮丁，充公差，去为那谁也没有见过的“三民主义”快乐世界卖命，去剿灭那些听说是杀人放火的共产党。我们的县大老爷还是那么坐大堂问官司，打板子。收税的还是那么照见十抽一的老规矩办事。鸦片烟馆里还是那么人头攒挤，烟雾缭绕；茶楼酒肆还是那么划拳行令，呼五喝十；卖唱的还是那么在深夜的街头流落，唱着凄凉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野狗还是那么在深巷狂吠……甚至太阳还是那么每天从东山树林顶上升起来，从西山山坳边落下去。天没有塌下来，地没有陷下去，地球照老样子旋转着。我们也还是照老样子在“心远居”里坐冷板凳，喝冷茶，摆些无稽之谈。
有一回，李老说：“我们这些穷科员既没有资格上酒楼去吃得酒醉饭饱，也没有本钱进赌场去呼幺喝六，也没有兴趣到烟馆去吞云吐雾，作缥缈仙人，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拥红抱绿，我们只能这么喝冷茶，扯乱谭，自寻其乐，我们何不索性来起一个会、结一个社呢？不是听说当今圣上蒋委员长下决心要还政于民，要恩赐给我们集会结社的自由了吗？”
“对头。”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张科员欣然赞成，他说，“我们从天涯海角，到这个冷衙门里来讨生活，碰在一起，也算是前生有缘。我们都在这里坐冷板凳，同病相怜，何不就把我们结的社叫‘冷板凳会’呢？”
“赞成。”一致的声音，数了一下，整整十人。
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冷板凳会当然要有一个龙头。大家一致推举李老当冷板凳会的会长。他既是发起人，又是年高德劭，众望所归。李老觉得当之无愧，也就当仁不让了。他当时就指定我这个年龄最小的“秀才”——这是他给我取的光荣称号——做跑腿打杂的干事。我也欣然从命。
于是大家在李会长的领导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会规来。
大家一致赞成每月的初二和十六这两天，也就是给灶王爷上供的吉利日子，晚上上灯时刻，按各人年龄的大小顺序，依次到各家去做清客。主人家只要拖出几条冷板凳，泡一大壶茶就行了。
至于哪个好客的主人，还想招待一壶冷“烧老二”，几盘盐黄豆，以助谈兴，也不反对。每次集会，拈一回阄。哪个拈着了，就归哪个摆一个龙门阵。不过李老是会长，不参加拈阄，由他第一个摆，我是干事，最后一个摆。各人摆的龙门阵，可长可短，一次摆不完，下次接着摆。不摆的就勒令退会。李老告诫大家说：“虽然听说要恩赐言论自由了，可是祸从口出的明训，不可不守。我们坐冷板凳，喝冷茶，说牛皮酢，扯野狐禅，或是耳闻目睹，或是亲身经历，或采自街谈巷议，或搜于野老乡妪，或奇闻逸事，或野史秘谭，都不过是一些无稽之谈，摆出来可以让大家去胀化食，理经通气，混时光、消永夜罢了。我们本来不想言之于口，笔之于文，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更不敢去针砭时弊，妄断是非。至于发聋振聩，犯上作乱，更不是我们的旨意。因此，我们冷板凳会要有所谈，有所不谈。”
大家觉得李会长说的也在理。明哲保身，古今如此嘛。于是大家议论哪些不可谈。结果由会长归纳出“十不谈”来，订出一个“十不谈”公约：一不谈圣贤之训；二不谈大人之言；三不谈党国大事；四不谈红楼艳史；五不谈儒佛上帝；六不谈怪力乱神；七不谈洋场轶闻；八不谈海外奇观；九不谈玄；十不谈机。大家都赞成。
会长李老，兴致很高，又说话了：“冷板凳会是一个雅会，何不效法古人写《兰亭集序》的先例，请哪位大手笔写一个《冷板凳会缘起》呢？”
“秀才！”张老才出口，大家一致举手赞成。
我很惶恐，连忙推辞：“不可，不可！小子不才，岂敢班门弄斧？另请高明吧。”
李老说：“要说写等因奉此的滥调公文，你不如我们，要说写一篇读来有板有眼的《缘起》，非你不行。你是不第的秀才，大学生，洋翰林，肚里的墨水比我们的多。现在我是会长，你是干事了，我这个会长叫你干事干这件事，你不能不干。”
我还能说什么呢？
平常不大开口的王科员，出人意料地又出一个主意说：“既是雅会，我们都算是雅人了。雅人不可没有雅号，何不各人给自己取一个雅号呢？”
“好主意。我们都自取一个雅号，权且冒充一回风雅吧。”张老第一个赞成。并且马上报出自己的雅号叫“巴陵野老”，他说因为他是巴州乡野的老人。
李老也自报叫“峨眉山人”，他说他是苏东坡的老乡，眉山人，隔峨眉山不远。黄科员说他是重庆山城的人，他大半辈子在山城给人当“帮帮匠”，自号“山城走卒”吧。吴科员说他是郭沫若的老乡，生长在青衣江畔，青衣江古名羌江，他就自号“羌江钓徒”。王科员平常霉秋秋的，大家说他像个老学究，于是奉送给他一个雅号：“三家村夫”，他还挺满意呢。周科员说他的祖辈人没有出息，家里无田无地，只传下来一支笔、一块砚盘，靠这个谋生，因此自号“砚耕斋主”。童科员是一个道地的山里人，一头乱发，像个穷而无告的杂毛老道，所以他自号“穷通道士”。孙科员出身缙绅之家，早已破落，可是他还念念不忘他家的花园里有一个“无是楼”，因此他自号“无是楼主”。赵科员还没有想出自己的雅号，李老却已替他想好了，说：“你就叫‘野狐禅师’吧。”大家都觉得好，因为他是一个摆龙门阵的天才，平常爱给大家摆些没经没传的龙门阵，大家说他摆的是“野狐禅”，叫他“野狐禅师”，再恰当也没有了。最后轮到我了，大家本来就叫我秀才，李老说我是一个没有来得及赶考及第的秀才，叫我自号“不第秀才”吧。
李老批准了大家的雅号，说：“以后再不要叫张科员、李科员了，只叫雅号。”
当然谁也不反对。
过了半月，我写的《冷板凳会缘起》写好了。我们的会长李老——哦，现在要叫他峨眉山人了——通知大家一个黄道吉日，那一天各人都要斋戒沐浴，到会长家里去举行典礼。
这一天，我们都到了“心远居”。会长已经安排好了神位，点上大蜡，中间插上升起袅袅青烟的一炷香，桌上摆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大茶壶，一溜摆着十只已经倒满茶水的陶茶杯，桌前散放着几条木板凳。会长率领大家一字站开，面向茶壶。大家跟会长学，举起茶杯，用指头蘸起一滴茶水，弹向空间，这表示献给在天上巡游值班的过往神灵；然后把茶杯里的茶水倒一点在地上，这表示献给当值的土地公土地婆。会长口中念念有词，大概是祝告上苍和过往神灵、土地公婆，保佑我们人在家中坐，不要祸从天上落吧。然后会长端起茶杯，一饮而尽，我们都照办了。他叫我读我写的《冷板凳会缘起》。
我充分发挥了我作为一个秀才的本领，摇头晃脑，按着韵拍，抑扬顿挫地读了起来。这虽然算不得是一篇震古烁今的妙文，总算得是一件荡气回肠的小品吧。我念道：
唯无可奈何之年，不死不活之月，凄风苦雨之夕，于残山剩水之国，地老天荒之城，心远地偏之居，我峨眉山人、三家村夫、巴陵野老、野狐禅师、山城走卒、羌江钓徒、无是楼主、穷通道士、砚耕斋主、不第秀才等十人，立于冷板凳之旁，拜于冷茶壶之前，诚惶诚恐，祝告天地而言曰：
“呜呼！嗟我小子，炎黄遗脉，生不逢辰，命途坎坷。既无田园之可归，又乏青云之可托。苟活于乱世，逃命于干戈。挣扎泥涂，转徙沟壑。乞食冷衙，岁月蹉跎。安身于冷板凳之上，等因奉此；耗神思于纸笔之间，按律宣科。戚然不知所虑，愀然不知何乐。生活苦寂，情绪萧索。我辈既无钱财，呼幺喝六；又无兴致，看戏听歌。寻花问柳，非君子之可许；屠门大嚼，更非小子之所乐。至于徜徉街头，颐指气使，横行里巷，提劲打靶，更非我辈之所能，亦非世情之所可。老而弥怪，穷且益酸，奈何奈何？”
“然则涸辙之鲋，尚知相濡以沫；我辈同命之身，岂可视同水火？人生苦短，去日苦多。乃应长者之邀，践冷板凳之约。于是出冷衙，转冷巷，入冷室，坐冷板凳，喝冷茶，说牛皮酢，扯野狐禅，横生枝节，妄加穿凿。或耳闻目睹，或亲身经过；或采自街谈巷议，或搜于野老乡婆；或奇闻怪事，或野史妄说。要能言之栩栩如生，听之津津有味，顺理成章，自圆其果。虽不如老窖大曲，令人陶醉；亦强似市井浊醪，聊解干渴。嗟我十子，皆标准良民，从来安分守己，得过且过。所以结盟夜谭，不过穷极无聊，苦中寻乐。非敢犯上作乱，妖言蛊惑。过往神灵，土地公婆，幸垂察焉。”
我念完了《缘起》，会长峨眉山人正要宣布礼成，我们的老学究三家村夫，忽然诗兴大发，要求念一首他作的《礼赞冷板凳会》的七言律诗。会长只好等他念完，才宣布礼成。赞诗云：
你来海角我天涯，
乞食八方入冷衙。
忍看青天飞魑魅，
何嫌大地走龙蛇。
白天无事翻陈报，
夜晚有闲喝冷茶。
同病相怜冷板凳，
管他娘的国和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