鲛在水中央（孙频新作，阎连科、韩少功、苏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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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昨夜山间淅淅沥沥一场微雨，我在半睡半醒间听到雨滴正拍打着这漫山遍野的落叶松、栎树和云杉。

树下开着野玫瑰、老虎花、荚蒿。层层叠叠、时远时近的雨声在无边的森林里游荡，雨滴从树叶间滑落的回声又冷又远，流年在梦中暗换。

大概昨晚喝得又多了些，蜡烛都没吹灭就睡着了。醒来才发现那支蜡烛在半夜已经自行燃尽，只在桌子上结下一堆皱巴巴的蜡泪，里面还裹着一只小飞蛾的尸体，琥珀一般。

我朝地上一看，那只肥大的塑料酒壶静静卧在我的鞋边，里边还有半壶酒。我每晚都要从这酒壶里倒出一碗酒来，点着蜡烛一边喝酒一边看书，跳动的烛光把我的影子扣在了墙上，比我自己大出好几倍来，像座狰狞的建筑耸立在那堵墙上。

大多数的夜晚，我都是这样打发过去的，点支蜡烛看本书，看上几页抿上一口酒，再看几页再抿一口。下酒的多是些山里的花鸟鱼虫；或是把山里采来的木耳用开水焯一下，用蒜泥和野葱拌了;或是把土豆埋进炉灰里埋一个下午，到了晚上把烧焦的土豆壳敲开，再往冒热气的沙瓤里撒点盐。

柳木桌上胡乱堆着一摞书和杂志，有《老残游记》《红楼梦》《唐诗百话》《诗经译注》、「三言二拍」，杂志多是些《读者》和《书屋》，还有几本破破烂烂的《今古传奇》。除了这张柳木桌，屋子里还有橡木柜、核桃木椅子，都是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用这山里的木材亲手做的。

当年铅矿倒闭后，这些家具都留在了职工宿舍里，多年以后我回来打开这间宿舍一看，居然还是我当初离开时的样子。如同寒潮一夜忽至，不及躲避，冰雪下到处锁着栩栩如生的鱼虾尸体。因为地处深山，铅矿倒闭之后连电也被停掉了，现在这整座废弃的铅矿里就住着我一个人。

我朝挂在墙上的那本巨大的日历看了一眼，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七日，这是我住进这废弃铅矿里的第四年了。每年过年买年货的时候，我都要下山买这样一本巨大的日历回来挂在墙上，上面庞大鲜红的数字隔着老远就能跳到人的眼睛里。一个人在深山里待久了，会感觉像掉进了时间的黑洞，无论宇宙中又孵出多少个新鲜的日日夜夜，都会立刻被这无底的黑洞吸收进去，消化殆尽。人被裹挟在这黑洞当中时会有一种类似要永生下去的恐惧感，无边无涯，有时候过着过着居然连自己的年龄都会突然忘记，一时疑心自己是不是已经活了几百岁。想想一个失去年龄的人就这么无限地奔走在时间里，没有个歇脚处，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死去，便觉得又是可怜，又是好笑。

我穿好衣裤出门打水。铅矿大门外的树丛里藏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山里的溪流都这样，只听见满山环佩叮当，似在脚边又似在身后，却终是无迹可寻，在这山中久居才能掌握其秉性。我提了一桶水回屋洗脸刷牙，又在门口的泥炉上熬了点小米粥做早饭。

吃过早饭之后，我对着墙上残留下来的半面镜子细细把下巴刮干净，把头发三七分梳整齐，再喷点摩丝定型。然后穿上一件卡其色衬衣，打好那条蓝底白点的领带，外面再穿上一件深蓝色西服。我一共有三件衬衣、三套西服、两条领带，三套西服的颜色款式都一模一样，是多年前请同一个裁缝做出来的。所以以前老有人以为我一年到头就一身衣服，从来不换，其实是我来来回回已经换了多少次别人却并不知道。

把自己穿戴整齐是我每天早晨起床之后的一个重要仪式。就算这一整天都不过是对着山林和鸽子，我也不敢在仪表上有丝毫懈怠。真的是不敢。这是一种站在断崖边上的感觉，稍不留神就会掉下去。一个人住在深山里，整天除了植物和动物，没有任何观众，自然是身上随便披挂个麻袋都能出入，可是我不允许自己这样随心所欲地塌下去，或者，掉下去。

穿戴整齐后，我照例在荒凉的铅矿院子里巡视了一圈。铅矿四面环山，如在井底，破败的采矿车间门窗洞开，里面住着年深日久的黑暗。当年卖剩下的几台锈迹斑斑的破碎机和球磨机，如年老的象群挤在黑暗里等待死亡。干涸的浮选槽里长满荒草，槽边是当年开采的矿石，有铁矿石、金矿石、铅矿石。我太熟悉这些矿石了，铅矿石里有紫色的晶体，黄铁矿石里有一种金黄色的光泽，金矿石看起来反倒没有黄铁矿石那么耀眼。废弃的高炉默立着，水塔顶上住着一大群野鸽子，只要往水塔上随便扔块石头，那群鸽子就会呼啦啦从水塔顶上炸起来，仓皇地四散而去，到黄昏时分，又会在血红的残阳里飞回来栖于塔顶。

我站在水塔下仰着头看了会儿鸽子，又继续往前巡视。山里的寂静所产生的压强挤压着我，有时候竟会把我一路挤压向童年，我养了一黑一灰两只兔子做伴。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养过这么两只兔子，每天放学后头一件事就是兴冲冲地跑过去喂它们。这中间的四十多年忽然被挤成了薄薄的一扇门，我推开一看，那一黑一灰两只兔子居然还在门后，好像从来没有长大过，也从未离开过。

我独自走过矿区的幼儿园、医疗室、图书馆，这些阒寂无人的废墟散发着类似坟墓的气息。但我走在这废墟里还是不由得觉得亲切，像走在曾经的自己里面，从前的那个少年包裹着如今已到中年的我，像小时候玩过的俄罗斯套娃。

我八岁那年随父母从山东的一个海岛来到这深山里的铅矿，父亲从海岛上的一名军人转业成铅矿上的小干部，母亲则在矿上的图书馆做了管理员。我二十九岁那年离开了倒闭的铅矿，四十岁那年又一个人回来了，回来时铅矿已经是一座无人的废墟。

我重返铅矿的那个晚上，整个矿区没有电，我也没有准备蜡烛，到处是最原始的黑暗。荒草早已过人头，矿区的骨骼和周围毛茸茸的密林如血肉长在了一起。荒山密林之上是一轮巨大的明月，我感觉自己像忽然退回到了最远古的洪荒时代，满目只剩了山林和月光。月光像大雪一样隆重地覆盖着这片废城，我乘着月光重新游荡在阔别已久的故地。

我推开少年时代最熟悉的图书馆的门进去，所谓图书馆，其实就是两间简陋的平房，门口那把管理员的椅子是空的，布满灰尘和蛛网，母亲曾经就坐在那里。几排书架空旷荒芜，我曾借过的那些书都已经不见了，只地上还零散地扔着一些书，月光从门里涌进来，那些书被淹没了，闪着银色的磷光。

被月光淹没的一瞬间，我又有了那种置身于水底的感觉，好像是在童年那个海岛的海水里，我一直向海底游去，直到水压即将把我挤爆。周围海水的颜色在慢慢变深，有大鱼和灯笼般的彩色水母从我身边游过，那时，我看到那些大鱼往往会觉得敬畏和尊重，我会给它们让路，因为它们看上去古老而庄严，像人类的祖先。

我又好像正潜在那个藏在这深山里的无名湖的湖底，湖的周围全是密不透风的参天古木，树林阴森森的，看不到头，林间飘荡着鸟儿们各种古怪的叫声。有风吹过时，成片的树林在嘶吼，湖面却静极了，像面大镜子，在阳光下有一种璀璨的感觉。而那湖底是幽深恐怖的，水极清澈，能看到大片大片墨绿色的水草，像女人的长发一样在水中鬼魅地招摇着。鱼儿们在其中嬉戏，柔软的蛇鱼和水草交缠在一起，湖底到处是长满水藻的毛茸茸的石头、贝壳。

在这湖底还有一具人的尸体。那具尸体这么多年里一直就沉在这水底，是因为，他身上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是石头把它锁在了这湖底。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完整的、新鲜的，还是一个人的形状，呈现出石灰一样僵硬的滞白。等我第二次再潜入湖底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得残缺不全，鱼儿们把他身上、脸上咬得坑坑洼洼的。他的一只眼睛被鱼吃掉了，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大洞。右手上的肉已经被鱼啃噬干净了，露出了雪白的骨头，那只露出白骨的手就那么在水中安静地张开着，还有几只一寸长的小鱼正叮在那手骨的缝隙里觅食。

我仔细辨认，不是水，只有满地的月光。我从地上捡起一本满是灰尘的书，就着月光看到是一本破旧的《矿产资源勘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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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捡起几本书走出了图书馆，我像小时候来借书那样抱紧它们，仿佛它们可以给我御寒。那个夜晚，我坐在外面的石级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背后是黑暗如古堡的图书馆。

半夜了，我听到周围丛林里有沙沙的声音，那可能是一只野兽。巨大的月亮就悬在我的头顶，在这无人的深山里，月亮看上去极大极亮，如同上帝坐在那里。因为有月亮在，我心里静了些，到了后半夜，居然就靠在墙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把我少年时代和父母一起住过的那间宿舍收拾了一下住了进去，屋里的家具都还是我当年离开时的样子，只是落满了厚厚的灰尘。

安顿下来之后，又经过一番踌躇，我决定去看看它。

于是我朝着那个藏在这深山里的无名湖走去。我一直相信，除了我，世上没有谁还会知晓这个湖的存在。我还是个少年时就找到了这个秘密存在的湖，那时候因为刚从海岛迁移到这山林里，我浑身干燥难忍，于是漫山遍野地找水想游泳。山里只有齐腿肚那么深的小河流，没法游泳。铅矿的工人们告诉我，这山上是不可能有湖水的。但我相信我在山间已经嗅到了湖的气息。

就这样，我顺着弯曲的山间河流一路寻找，河流忽隐忽现，多数时候河流都是藏在柳树林里的，因为柳树逐水而生，有水的地方就有柳树。遇到石头多的地方，河流就会变急促、变大声，喧哗着从柳树林里钻出来。在阳光下明亮地流一会儿，忽然又不见了，再见到它时，却是清泉石上，有一尾野生的金鳟鱼在水中倏忽掠过。

我就这样顺着河走进了一片阴森的原始密林，在那不见阳光的密林里穿行了很久。周围的树木越来越高大古老，越来越繁密蓊郁，但那条河从不曾断开，一直向前流动着、行走着。我相信，只要河流没有断开，我就不会迷路，所以，我一边恐惧着，一边却还是紧紧跟着河流前行。忽然，树木一下消失了，前方静静地、耀眼地跳出了一片湖。

湖就在这密林的中央。

后来的很多年里我都不舍得告诉任何人关于这个湖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个只属于我和这个湖之间的秘密。我一直记得我第一次跳进这湖水里游来游去的感觉，像从干燥陌生的生活里挤进了一道潮湿的裂缝。

后来我一直相信这片湖就是世间留给我的一道缝隙。

我走出铅矿的大门，再次跟着河流往深山里走去，走进那片阴森的密林，走着走着，忽然有一片湖水像梦幻一般出现在了我眼前。无名湖看起来和五年前一模一样，碧绿的湖面静得可怕，一丝皱纹都没有，似乎在这几年时间里它不曾被任何东西打扰过。我先是在湖边静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佯装着散步，仔细观察了一番周围，不见人影，只有无边的密林和倏忽掠过的鸟影。我脱了衣服慢慢潜入水中，以免惊起太大的波纹。

平静的湖面下存在着另外一片丛林，有植物，有动物，也许在这样的湖底还有一位维护秩序的统治者，类似龙王或者水妖。我在鬼魅般的水草间游来游去，寻找着记忆中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我在幽暗的湖底看到了那块大石头，它依然在那里，轮廓没变，只是身上已长满青苔，这使它看起来变臃肿、变柔软了。

然后，我看到了压在石头下面的那具尸体。墨绿色的湖底上一点刺目的白。他还在原地，只是已经变成了一副干净的白骨，上面居然连一点皮肉都没有了，那白骨像瓷器一样洁净，安宁肃穆，竟让人不再觉得恐惧。有一条小蛇鱼从他头骨的左眼眶钻进去，又从右眼眶里钻了出来，摆摆尾巴游走了，看上去天真无邪。

在我身边游来游去的鱼儿们看起来似乎都格外肥大，这使得它们身上有一种妖气。我开始使劲划动双手双脚，向泛着微光的湖面升去。

转眼间我已经独自在这深山里住了四年。四年里我开垦了十几亩山地，种上土豆和莜麦，因为这山上早晚温差很大，特别适合土豆和莜麦的生长。秋天收获了以后拿到山下去卖，平时在山上采的木耳、蘑菇晒干了也拿到山下去卖。我太了解这片山林了，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蘑菇，我还知道在这山林里只有橡树可以长出木耳，而且只有冬天砍倒的橡树长出的木耳最多，有时候一棵倒在地上的橡树密密麻麻地长满了木耳，像长出了无数只耳朵。所以在每年冬天的时候，我会砍倒十来棵橡树，好等到来年采木耳。

我还在下面半山腰三条路的岔口处开了家小饭店，挂了个木牌，白底上四个红字「岔口饭店」。那是公路还能通到的地方，路边有间废弃的护林人住过的小屋子，灶台是现成的，还有炕，屋里只够摆一张饭桌。

我的饭店里平时只做四个菜：过油肉、酱梅肉、野鸡炖山蘑、烩土豆。只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偶尔用香椿、苜蓿和蒲公英拌点凉菜。我从不用鸟铳打野鸡，响声太大，我的办法是把粮食拌上酒，撒在山林的空地上，野鸡吃了粮食之后就会醉倒，躺在那里就睡着了，如果是冬天，睡着之后就被冻死了。第二天捡到的野鸡已经硬邦邦的，一碰还叮当作响，像用玻璃做的。而且醉倒的野鸡都是一对一对的，因为它们喜欢夫妻结伴而来。偶尔，如果捉到一条蛇，我也会把蛇炖了吃。当我一剪刀下去把还在扭动的蛇剪成两截时，我心里还是会暗暗一惊，为自己身上那些已经暗中发生的变化而吃惊。我曾经可是连只虫子都不忍心踩的人。

去我饭店吃饭的人不算多，多是些进山拉木料的大车司机和进山采木耳的人，偶尔还有些专门赶过来找我的故人。因为我没有电话，这里便成了我和昔日故人们唯一的隐秘的联络处。

在矿区里巡视完一圈之后，我从大门出去，沿着山路往林子里走了几步路，准备给兔子割些苜蓿。进铅矿的这条僻静的山路没有通公路，早已被世人遗忘在深山里，又经过山洪的冲刷和野草的侵略，已变得越来越窄，有些地方几近于消失。在这条山路上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任何人，如果真的碰到一个人，他看到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戴着眼镜的男人正在那里割兔草，估计也会吓一跳。

我回去把兔子喂了，又在水塔的周围撒了些玉米粒喂鸽子，然后便准备下山一趟。我半个月左右会下一次山，所谓下山就是到山下附近一些村庄的小卖部里买些日用品，那些村庄，即使最近的也要三十里路。我有时候用钱买，没钱时就用我在山上采的木耳来换。木耳的价格很高，山下的村民都认木耳，所以木耳在这一带就像货币一样好使。

我背上包，骑着一辆旧摩托车往山下驶去。刚开始的时候我下山都是靠走路，一走就是半天时间，往回赶的时候还得走夜路。据说在山上走夜路的时候，会碰到有人在背后拍肩膀，这时候千万不要回头，因为那多半是狼在用它的爪子敲你的肩膀。狼在当地被叫作麻虎。我倒不怕遇到狼，因为我知道所有的动物其实都是怕人的，它们不会主动攻击人。而且动物能看出人身上的火焰，遇到火焰高的人，它们就会远远避开。所以我走夜路的时候从没碰到过任何野兽。

走完那段崎岖的山路就上公路了，在这山路与公路连接的地方，常年有一处浅浅的水洼，这水洼附近便成了蝴蝶的家园。夏天每次走到这里都有成千上万只蝴蝶在我身边飞来飞去，有的还会落在我头上、身上。回来的时候又是一身蝴蝶。

这次下山我要去的村庄离铅矿有三十多里路。这个村庄有一个雅致到奇怪的名字——落雪堂。不知道是不是和村口的那棵大杏树有关。这村口有一棵巨大的千年杏树，因为年老，树根盘结突出，竟可以供十几个人同时坐在树根上乘凉。树冠则庞大得有些遮天蔽日，好像整个村庄都不过是这老树孕育出来的子嗣。每年到了清明前后，一树杏花如雪，有风吹过的时候，落花几乎要把整个村庄都埋起来，一直要到五月，这个村庄才能渐渐从花醉中苏醒过来。

我先是骑着摩托车去了一趟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一支牙膏、一块肥皂、两包蜡烛，然后再骑到村西的范听寒家门口。

二

村西有处十间瓦房的大院子就是范听寒家的。这座院子在整个村子里显得鹤立鸡群。范听寒在院子的周围种了很多垂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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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四月，门口的一排垂柳绿得如烟似雾，在层层鹅黄烟障的最后面，是一扇带着小飞檐的街门，门口左右各一个鼓形石墩，门的后面是一个几米深的狭长门洞，一个瘦小的老人正独自坐在门洞里饮酒。这个老人就是范听寒。我放下摩托车，站在门口恭敬地打了个招呼：「范老师，这是吃午饭呢？」

范听寒闻声连忙站了起来，走到门口迎接我。他有七十五六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些，奇瘦，而且在我看来，他似乎一年比一年瘦，好像正试图慢慢地从这个世界上隐遁而去。驼背，背上扣着一只巨大的「驼峰」，走路的时候整个人简直就是一把折尺，从腰那里向前弯成了九十度，所以总是身体还没走过来的时候，头已经自己先到了。

又因为驼背，他走路的时候总是把两只手高高搭在背后，不然一垂下来，两只手都快碰到地面了，估计他是怕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是在用四肢走路。他背着双手，驮着一座大「驼峰」，像只年迈的骆驼一般慢慢踱到我跟前，努力朝上翻起两只眼睛看着我，用大同口音说：「你过来啦？来，进来喝两杯吧。」

我也不推辞，跟着他走进门洞，在小木桌旁的竹椅上坐下。木桌上有一碗手擀面，还有半玻璃杯白酒。认识也有四年了，我大概知道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他一日三餐只吃手擀面，绝不吃一口稀的，一大把年纪了还是顿顿自己擀面。

他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早早起来，光是穿衣服对他来说就是一项难度不小的工程，得穿很久。因为驼背，他穿上衣的时候必须拼命把衣服向空中甩起来，就像中世纪的骑士甩斗篷一样，甩得越高越好，这样衣服才能比较准确地降落在驼背上。他穿好衣服后背着手出门散步，趁着天还没亮，在田间地头溜达一圈，采两把野菜或几朵蘑菇，走出汗了就回家开始洗漱。他很爱干净，每日洗漱的程序非常隆重，要把好不容易才穿上的衣服全部脱掉，脱光之后把自己浑身上下擦洗一遍，然后再把衣服甩一次，披挂上去。每天如此。

洗漱完之后，他开始动手给自己做早饭，他孙女范云冈在镇上的小学教书，周末才回来一次。五年前他的老伴去世了，据他说，他老伴活着的时候，两个人经常吵架，但从不会为吃饭吵架，因为他们吃饭的口味出奇地一致，那就是，手擀面。他说他儿子和孙女也是只认手擀面，好像在他们一家人眼里，世上只有手擀面才算得上饭，别的都是假的，都是唬人的。

早饭就是一碗手擀面，一定要和成那种硬得像铁一样的面团，然后用九牛二虎之力把面团擀开。因为面团实在太硬了，擀的时候一定要整个人不时跳起来，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到擀面杖上才能擀动。擀好后再切成钢丝一样硬的面条，下锅煮熟，拌点茄子、白菜、豆腐之类的，然后就着一二两酒把面条吃下去。他是一日三顿都要喝点酒的，顿顿不落，且每天都要准时到村里的豆腐摊上割一块豆腐吃，风雨无阻。每天上午割了豆腐往回走的时候，村里人照例要问一句：「范老师又出来割豆腐？」他一边点头一边微笑道：「豆腐好，既能当粮，也能当菜。」

他和我说过，他那老伴过世前终日病病歪歪却酒瘾极大，烟瘾也不小。她每天早晨起来二话不说，先抱住酒瓶灌自己两大口，再歪到炕上抽根烟，一根烟抽完才算正式起床了。一天当中，趁老头不注意就抱起酒瓶子咕咚咕咚偷喝两口，而且不管把酒瓶藏到哪里，她都能闻着酒味找出来。吃饭的时候还要和老头对饮几杯，两个人有时候就着面条下酒，有时候一根黄瓜、一根葱、一只梨、一把花生，统统可以下酒。

有时候她呻吟自己腰疼、腿疼、肚子疼，老头把酒瓶递过去，她只要喝上两口就停止呻吟了，老头得到了暂时的安宁，却又得防备她一会儿之后重新开始呻吟：「哎哟，哎哟，就不如早点死了好。」

有时候喝多了，她会哭着上街，见个人就拽住问：「你看见我家范柳亭去哪里了？他怎么走了就不回来了？」有时候喝得更多，她干脆就歪在自家门口的石墩上睡着了，夕阳打在她脸上，透亮的涎水从嘴角流下去，一直挂到胸脯上，蛛丝一般。

后来她病重，临死之前已经昏迷了好几天，昏迷中一直在说胡话，一会儿说「我在几千人的大会上都讲过话，我不怕你们斗我」，一会儿又是「同学们，马上就是期末考试了，要抓紧时间学习，把时间都用在刀刃上」，再过一会儿是「范秋纹、范柳亭，站住，你们要往哪里去？」。

昏迷了几天，她忽然醒过来了，眼睛一睁开倒像是开过刃的钢刀，亮得吓人。她向唯一守在她身边的老头招招手：「老头子你过来。」范听寒便驼着背，两只手背在身后，赶紧走到床前。老伴说：「给我口酒喝。」老头犹豫了一下，把酒瓶子抱过来递给她，她两只手抓过酒瓶子咕咚咕咚就咽下去两大口，这才说：「老头子，我要先走了，以后就不能陪你喝酒了，你自己喝吧。老头子，我年轻的时候宁可和父母断绝关系也要嫁给你，又跟着你被发配到这穷乡僻壤，多少年里连碗小米稀饭都喝不上，儿女都没了，你说我恨不恨你……我又丢东西了，肯定是来串门的老太太们偷走的，农村老太太都不识字，人没文化就是不行哪……你这么多年都哪儿去了？你怎么瘦成这样？快坐下，我给你擀面去。擀完面我还要去开会，又快期末考试了……要恢复高考了。」说完抱着酒瓶子又闭上眼睛睡了过去，此后再没有醒来。

范听寒不是本地人，是大同人，那是晋蒙交界之处，北魏遗留下来的痕迹浓重，他孙女的名字大约就是出自大同的云冈石窟。

大约是第三次来他家借书的时候，我就问过他：「范老师，你是怎么来的这落雪堂？」他说，他祖上世代都是读书人，他原来是大同师专中文系的老师。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学校在轰轰烈烈地打右派抓典型，有一个做临时工的老师向教育局检举揭发范听寒用的是一支进口的派克水笔，还成天向别人夸赞外国造的水笔就是好用。那临时工看来也不是观察他一天两天了，谋划已久的样子，把他说过的话都记在笔记本上，还注明年、月、日，大约是想顶替了他的工作岗位。教育局很重视，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去学校查这件事情，结果一调查证实不少老师确实都听到他说过这样的话。

于是，他的右派身份很快就被确定了，站在全校师生面前被批斗了几次，之后又被发配到地处晋西的偏远的落雪堂进行改造。他老伴当时是个中学的校长，辞职跟着他一起流落到落雪堂。后来虽然平反了，但年龄已经大了，城里的房子早被没收充公了，除了落雪堂竟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便留下来在此终老。

我又问他：「范老师，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顿顿都吃手擀面，还擀这么硬，不怕消化不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早些年饿着了，几年吃不上一口干的，顿顿喝汤。后来我们全家都是一看见稀饭就害怕，每顿饭都要看见面心里才觉得这是吃过饭了，如果是吃了菜啊、粥啊之类的，总疑心自己刚才其实并没有吃过饭。」末了他又补充道：「儿子范柳亭小时候老是吃不饱，只能喝米汤，所以个头才长了这么点。」

他用手比画到我胸前，范柳亭才长这么高。手比画完放下去了，脸上却抱歉地笑着。

这是第一次听他说起他的儿子，我脑子里轰隆一声巨响，久久没有说出话来。呆了片刻，我又有些疑心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便用一种惊讶得有些过头的语气说：「你还有个儿子？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叫范什么？」

他又说了一遍，范柳亭。

我的心脏几乎要蹦出胸腔了，我怀疑自己此刻看起来是不是脸色煞白，因为他忽然就问了一句：「你怎么了？」

我勉强按捺住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想抽支烟，摸了半天却连烟盒都没有摸到。我一只手揣在口袋里，虚弱地笑着说：「哪两个字？是柳树的柳，亭子的亭？」

「是的。」

「哦，柳树的柳，亭子的亭，范柳亭，好听，读书人家起的名字就是好听。」

也是因为我一向喜欢柳树。

「好听，这名字真是好听。范老师，你儿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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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什么的，能盖起这么大的院子？」

「他呀，成天就折腾着办厂子，什么铁厂、油厂、铸造厂都办过，就是瞎折腾。」

我终于费力地把烟盒掏出来了，准备点烟的时候看到自己的那只手正在发抖，便又把烟放下了，只是很惊讶地反复说：「是吗？你儿子原来还是企业家啊？还办过厂子哪？」

我忽然发现他好像正看着我那只拿烟的手，那只手还在轻微地发抖，我一紧张就这样。我把那只手重新塞进口袋里，一边假装掏东西，一边找话说：「那范老师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吗？怎么不见他在家里啊？」

说到这里，他说话的语气反而平静下去，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情。他说他本来还有一个女儿的，叫范秋纹，比儿子大好几岁，当初因为要求进步，没跟着他们来落雪堂，后来才二十多岁就自杀了。范柳亭是他唯一的儿子，几年前外出做生意就再没回来。又过了几年，他老婆都去世了，儿子还是没有回来，至今生死不明。

我听了又做出非常惊讶和惋惜的表情，嘴里连连说：「啧啧，这样啊，唉，真是的。」

后来我断定范听寒顿顿都要吃手擀面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吃得下手擀面证明他身体还硬朗，还可以坚持到他儿子范柳亭回来的那天。

那天我敬了他好几杯酒，自己也喝了一杯又一杯，他说：「你这么远跑过来借书，不赖，爱看书，真不赖。」我说不出别的话来，只是一遍一遍地重复道：「有缘分，范老师，我和你有缘分，这就是缘分。」

喝完酒之后，他背着驼峰走到院子里一辆改装过的三轮小推车旁边，推车里是一只垃圾桶。他抱歉地对我说：「你先坐着，等我把垃圾倒出去，放久了招苍蝇。」说着便弓着腰低着头使劲推那辆三轮车，我先是呆呆看着他，然后像忽然清醒过来一样，猛地起身，几步走到三轮车前，拎起那只垃圾桶就往出走。

我把垃圾倒到垃圾池里，又在垃圾池旁边蹲下来，抖着手抽了一支烟才走回去。他弓腰站在门口，像是一直在等我，见了我却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了。」我拎着空桶茫然地立在院子里，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手里明明还拎着那只空垃圾桶，却忽然扭头对他说：「范老师，我这就帮你把垃圾桶倒掉。」

他没有接话，只是驼着背站在门洞的阴影里静静地看着我。此刻，又是在他家的院子里，我坐在小木桌的一旁，看着驼背的老人又拿出一只杯子，杯子里有半杯白酒。他把酒递给我，说：「锅里还有手擀面，你自己吃多少就盛多少吧。」我说：「我是吃过饭才来的。」他说：「你老是这样。」

然后他坐下来继续喝酒吃面，背着大驼峰，上身折叠在膝盖上，下巴几乎要搁在桌子上了。从某一个角度看过去，我忽然惊悚地发现，他已经老得不大像人类了。尽管没有下酒的东西，我还是默默陪着他喝完半杯酒，是当地打的五十三度的散酒，叫梨花春。这酒入口烈，但余味爽净，喉间有清香。

杯里的酒都喝完了，他才问我：「书又看完了？」我恭敬地说：「都看完了。」说完就从身上背的包里取出几本书和杂志，双手还给他。他接过书，连连摇头：「像你这么爱看书的人却开个小饭店，也真是可惜了，你就没想过再做些别的？」我忙说：「人各有命，看书也不能当饭吃。」他又摇头：「可惜，真是可惜了。」

他背着手踱回屋又取出两本书和杂志给我，他有每年订阅新杂志的习惯。两本书是《古诗十九首集释》和《雪堂集》。我每次来他家的时候都要先把上次借的书还掉，然后再借几本新的带回铅矿去看。我把新借到的书装进包里，顺便掏出一包晒干的木耳放在了桌上，说：「范老师，你要多吃点木耳，对身体好，吃完了我再给你带过来。」

他点头，又递给我一张叠好的冷金宣纸，说：「我又给你抄了首诗，读唐诗就是要多体会那种水中之月的意境。唐诗看起来写的都是些山水，其实那是自然之道，就是天地间本来的样子，所以唐诗里写的其实是一些最恒久、最牢固的东西。相比之下，你看我们人的一生反而短暂多变，是最不牢靠的。所以读诗能让人心安。」

我打开那张纸，是一首用毛笔小楷抄写的《春江花月夜》。我重新叠好，很小心地装进包里，然后开始满院子找活干。这几年里我已经习惯了，每次来了都要帮他把院子收拾一遍，把垃圾桶倒掉，把厨房的水瓮蓄满水，把菜园子里的杂草除净，给蔬菜和花卉浇浇水。干完活我又低头巡视一遍院子，发现甬道上的一块红砖翘起来了，容易绊倒人，便把这块砖挖出来又仔细铺平了。

好像已经差不多该走了，但我还是想和他多待一会儿。见桌子有点不稳，我就地做了个楔子插进榫卯里就稳当了。有穿堂风从门洞里经过，风里带着杏花的香味。我看到他在院子里种的两棵海棠树也开花了，海棠花香很淡，不到跟前是闻不到的，走近了却能感觉到一缕阴柔的冷香。

树下有一口大水缸，缸里养着两条鲤鱼。我朝那水缸里微微瞟了一眼，两条鲤鱼正在缸里游来游去。我只看了一眼便像是感到很嫌恶一样，目光飞快地移向别处。窗台上卧着几只去年收的大南瓜，还有一只洁白如玉的西葫芦。估计都是村民们送给他的，村民们都恭敬地叫他范老师。

这时候我像想起了什么，猛一回头，发现他还坐在门洞里，似在静静地观察我。他脸上半明半暗，看不出是什么表情。我不由得愣了一下，暗暗悔恨自己在这里又待久了。

每次都这样，总是怕自己在这里待得太久。

三

我记得四年前我第一次出现在他的院门口也是在这样一个春天的午后。

柳枝新染，杏花满天，我也是穿着这身西装，打着领带，他当时也是这样坐在门洞里驼着背正喝着小酒。恍惚间我真的有了一种错觉，觉得中间这厚厚的几年时间原来不过是薄薄几页，风一吹就轻轻翻过去了。

当时我站在门口，有些紧张。为了能在与世隔绝的铅矿里待下去，我能想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书。我想问他借书，又怕被拒绝。在门口踌躇半天，终于还是主动上前跟他招呼道：「你就是范老师吧？我听说你家的书特别多，就找了过来，不知道我能不能借几本看看，我保证一看完就给你还回来。」

他用略有些混浊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会儿，慢慢说：「以前从没有见过你，听你的口音不是这村里人吧？」

我避开他的眼睛说：「我小时候是在山东长大的，后来父母调动工作，我跟着来到这里，我就是在这附近长大的，也算当地人，只不过不会说当地话。」

我说的是实话，这些经历没必要说假话，况且，我确实是异乡口音。

他一直没有放下手里的空酒杯，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似在对着酒杯说话：「你父母是从外地调过来的？那是不是县里的晋华纺织厂？那里的外地人多。」

我第一次听说县城里还有个晋华纺织厂，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厂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我还是回答了一句「是」，我不想让人打听太多关于我的事情。

这时又听他说:「你是山东长大的，山东什么地方？」我稍微犹豫了一下，说：「日照。」他说：「哦，海边长大的。」

我心里乱跳，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强调海边。我只好不语，表示默认。

他又问：「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我记得晋华厂在一九九八年就倒闭了吧。」

我说：「没工作了，我就自己开了个小饭店。」他问：「在哪儿？」

我又犹豫了一下，说：「在凤城镇。」

他说：「镇上啊，我孙女就在镇上的小学教书。那学校你知道吧？离你的饭店远吗？」

我有些口干舌燥，但还是听见自己尽量平静地说：「不算远，不过我没进去过那学校。」他又说：「在镇上开饭店，那你也住在镇上吧，十几里地，你怎么会找到我这里？」

我说：「听有个去我饭店里吃饭的人说起过，说你书特别多，大概是你们村的人去镇上赶集吧。」

我确实是在镇上听别人说起范听寒家里有很多书的，但不是在我的饭店里，而是在我摆摊卖木耳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放下那只杯子：「哦，这么说，你喜欢看书？」

我忙说：「从小就喜欢，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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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岁的时候，只要能逮住一本书，连夜就看完了。」

他说：「你上过几年级？」

我说：「我当年高考落榜了，没上过大学。」

他说：「你来我这里是专门为了借书？」

我说：「是的。」

他翻起眼睛看了我一眼，我忍不住又一阵紧张，只听他说：「你今天是为了借书专门打的领带吗？」

我忙说：「不是，我平时就这样，习惯了。」

他说：「讲究点是好习惯。你想看什么书？」

我说：「什么书都可以。」

他说：「什么书都可以？喜欢看书的人可不是这样的。」

我说：「我是来借书的，哪还能挑三拣四。」

他说：「诗词能看懂吗？」

我说：「懂得不多，但心里喜欢。」

他说：「那你等一下，我进屋给你找几本。」

他终于放下那只杯子，起身回屋。我坐在那里悄悄看着他那只杯子，却仍然发现它真的只是一只再普通不过的杯子。他拿着几本书出来，驼着背慢慢走到我面前，又把我上下打量一番这才把书递给我，说：「你看看能不能看进去。」我连忙把书接住，有些惶恐地说：「范老师，我保证一看完就还回来。」他缓缓掉转了伸在最前面的脑袋，跟在后面的是大驼背，只给我留下了半截背影。他边往里走边说：「你这么喜欢看书，要是不想还回来就当送给你了。」

我出了门，走过那排柳树，向自己的摩托车走去。他的最后一句话让我眼睛一阵湿润。

四

这时候又是一阵微风吹过，海棠花如胭脂粉团一般簌簌落了一地，有几片花瓣飘进水缸里，那两尾鲤鱼便游上来争相啜食花瓣。

我曾在他借给我的一本书的扉页上看到他用钢笔写下的几行字：「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那一刻我忽然有些明白我为什么后来还要一次次地去找范听寒了。这几年里，其实我已经不止一次下过决心不再去那院子里，可事实上，只要过一段时间，我还是会再一次出现在他家门口。

告别范听寒之后，我骑着摩托车出了村，一直向西，一路爬山路来到那个三条路的岔口。这个地方在半山腰，经常有一些拉木料的运输车会经过这里，我的小饭店就开在这岔口处。因为顾客来得不固定，我开张的时间便也不固定，另外就是，这样别人也不容易找到我。

停好摩托车开饭店门锁的时候，我一低头忽然发现一只西服袖口已经磨破了。这才想起这件西服已经穿了好多年，我已经多年没有为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了，这让我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悲凉和恐慌，但我还是脱下西服小心翼翼地挂在门后，正了正领带，挽起袖子开始准备做晚饭的材料。

两天前，我在饭店的门缝里收到杨晓武塞进来的一封短信，说他来过一次，我不在，两天后的晚上他还会来岔口饭店找我。我一边做饭一边等着他来。

我把昨天捉到的一只野鸡砍掉头，无头鸡又蹒跚着走了几步才倒下，没有了头的脖子像龙头一样喷着血。我等着它彻底不动了才开始拔毛，收拾干净，剁成块，和发好的山蘑一起在锅里炖，放的野茴香和月桂叶都是我在山里采的，快熟的时候再撒上一种叫纸末花（学名檵花）的香草，香味奇异。虽然它容易招徕回头客，但我又暗自担心这奇异的香味会吸引来更多人。炖上鸡肉之后，我在灶洞的炉灰里埋了几个土豆。土豆是去年秋天收的，我专门挖了个土豆窖存放土豆，这样就可以一直吃到来年秋收。

暮色在一层层加重，渐渐地，外面的山林又一次堕入了巨大的黑暗之中，从这小屋的窗户望出去，幽暗的山林正张着血盆大口欲吞噬一切。远处的山路上亮起两束灯光，灯光蹒跚着渐渐逼近，是进山拉木料的大卡车。大卡车没停，从饭店门口呼啸着过去了，刚才从窗户里打进来的灯光支离破碎地涂在墙上，飞快地繁殖出各种形状，在一个瞬间里长满了这间小屋，转瞬之间又凋落下去。

野鸡的香味近于蛮横，溢满整个房间，我没有点蜡烛，只身坐在黑暗中抽烟。

杨晓武是我当年在监狱里认识的。那是一九八三年，那年我十九岁。前一年刚刚高考落榜，又没有合适的单位可去，便整天窝在家里写小说，为了熬夜写小说还学会了抽烟，烟瘾竟越来越大。写好的小说再工整地抄一遍，然后去邮局投给杂志社，那时候我成天梦想着能成为一个作家。

我记得那是一个黄昏，矿上已经下班了，人声寂静，我写了一天小说也累了，便走到矿区的院子里散步。这时候迎面走来一个姑娘，我不认识，估计是矿上的新职工。那姑娘可能刚去澡堂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穿着一条碎花长裙，抱着脸盆正往过走。平时在矿上看到的基本是清一色的工作服，在那个黄昏忽然看到一条这样的碎花裙，我忍不住盯着那裙子多看了几眼，等姑娘走过去了，我又回过头看着她穿长裙的背影。第二天我正趴在窗前写小说的时候，矿上保卫科的人忽然来我家找我。原来是昨天穿碎花裙子的姑娘告到保卫科了，说我耍流氓。

我并不知道当时正在「严打」，矿上的保卫科正愁名额不满的问题，就这样我被关进了监狱。鉴于我确实没有具体的肢体触摸，但毕竟已经用目光对女性进行了一番猥亵，流氓罪已经坐实，只是刑期不算太长，判了我三年有期徒刑。能和杨晓武在狱中成为朋友，是因为他和我一样，也是高考落榜生，比我还早了一年。一九八三年那年他正在第二次复读，准备再考一年。那天他正在家里复习功课，他表哥忽然在窗外大声喊他出来帮忙，表哥在和人打架又打不过，叫他出来帮忙，他拎着擀面杖出来打算帮表哥，结果只是站在边上观望了一会儿，还没来得及上手就被赶来的警察逮捕了。

我坐在黑暗中又点上一支烟，炉灰里的土豆已经烤熟了，散发出一种植物肉身的芳香。我想起那几年狱中的生活，干活、打架、刷尿桶都不算什么，我最怕的就是看不到字。监狱里只允许看《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就这两份报纸，被我反反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看的时候不是一句一句地看，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很小心地把每一个字含在嘴里，不舍得咽下去，生怕看完就没有了，像在冰天雪地里赶路，必须储备好足够的粮食。

几支烟抽完，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我点上一支蜡烛，把炖好的野鸡扣在一只粗瓷大碗里，把烤熟的土豆从灶洞里掏出来，拍了拍上面的灰，堆在盘子里。它们看上去像一堆丑陋的卵石，但是恬静简朴，让人觉得心安。这种心安，我在问范听寒借的一本书中也曾读到过：「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我拿出一壶散装高粱白倒进一只白瓷酒壶里，摆在桌上，又洗了两只酒盅。这套酒具是我父亲当年在矿上评上先进工作者时发的奖品，他到死都没舍得用过一次，多年以后被我从床底下翻了出来，居然还完好无损。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很轻的敲门声，敲得小心翼翼的，不仔细听还以为是风声吹过。我问：「谁？」门外的声音说：「海涛，是我。」他不知道我现在的名字已经改成了郭世杰。

我拉开门，裹着一团黑暗钻进来的果然是杨晓武。他来回搓着手，埋怨自己道：「都怪我，其实我已经到了好一会儿了，远远看着你这饭店里一直黑着灯，以为你不在，就在附近的林子里等着你来。这林子在晚上还真是疹人，看到屋里忽然有亮光了，我这才敢过来敲门。」我有些不客气地说：「你一个大活人长着两只囫囵手就不知道先过来敲敲门？你说好要来，我能不等你吗？」

我们在桌子两边坐下，我给他倒了一盅酒，又扔给他一个烤土豆，说：「饿了吧，先垫垫。」他把土豆掰成两半，轻轻吹着热气，也不蘸盐，很小心、很斯文地咬了一小口，慢慢咽了，然后才说还行。我不想再多看他，我看着他，他就不敢放开吃。我说：「来，先喝上一盅，又有一年没见了吧。」他连忙举起酒盅， 我们连着干了三盅酒，他还是不敢放开吃，一个土豆吃了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他开始是慢慢把土豆瓤掏出来吃，吃到最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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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了两半薄薄的土豆皮，贝壳似的。他犹豫了一下，把土豆皮也撕开放进了嘴里。大碗里的菜他只敢挑着吃蘑菇，鸡肉却半天没动一筷子。我说：「吃肉啊，别光吃蘑菇。」他嘴里嗯嗯着，筷子还是绕过鸡肉挑着蘑菇。

一支蜡烛快要燃尽的时候，他才勉强说了一句：「海涛，你这饭店现在生意怎么样？」我使劲抽了一口烟，就着猛然跳动起来的烛光打量着他，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夹克，里面是一件看不出颜色的圆领秋衣，眼睛下面挂着两个大黑眼圈，嘴角还沾着些土豆泥。

在跳动的烛光里，他看上去好像浑身只剩下这一张脸，这张巨大的脸发着光，而其他的部位都已经被黑暗消化掉了。我不忍心告诉他去擦一下嘴角，只说：「吃饱了吗？土豆还有。」他低着声音，不太确定地说饱了。我说：「再吃一个。」他犹豫了一下才说：「算了，饱了。」我又抽了口烟，说：「这么小的饭店你说能怎么样？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了，我们这样的人还想怎么样。」

他坐在那里半天没言语，我也不说话，等着他开口。其实我知道他此行来的目的，无非就是借钱。他比我在监狱里多待了一年，自打出来之后，每次找我基本上就一件事——借钱。说是借钱，其实根本不会有还的那天，所以和乞讨也没多少区别。正是因为和乞讨差不多，我才没法拒绝他。出狱之后不知道他靠什么为生，他也不说，多半是些非法的事情，却又常常连饭都吃不起，四处借钱，然后被要债的人追得东躲西藏。但我知道，他变成如今这个样子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我当年在监狱里的时候，正是因为嗅到了一种危险，才拼命想找到一切有文字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拼命写稿子给狱里办的报纸投稿。

猛烈地跳动之后，蜡烛彻底燃尽了，蜡尸里冒出的呛人青烟弥漫在重新黑暗下来的屋子里。我没有再起身点蜡，还坐在原处不动，桌子另一边的人也坐着没动。突然而至的黑暗紧紧包裹着我们，让我们都感到了某种奇妙的轻松和熟悉，好像我们昨天还一起在狱中的大通铺上挨着睡过。

那时他一次次对着我的耳朵讲，他第一次高考就差了 1.5 分，后来又变成只差了 1 分。「就 1 分啊，」他反复说，「就 1 分啊。」似乎只要说得足够多，那 1 分就会像壁虎的断尾一样再自行长出来，长成完整的肢体。现在，他和我之间就隔着一张木桌，隔着这木桌，我都能感觉到他紧张的心跳声，好像他的神经已经像榕树的气根一样长满了这张桌子。

外面又过去一辆大卡车，车灯的余光扫进屋子里，飞快地掠过他的脸，他的那张脸便在黑暗中短暂地浮现了一下，很快又沉下去了。光紧接着照到了我的脸上，我被晃得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候他忽然开口了，语速很快地说：「海涛，有点急用，能不能再借给我一千块钱？」

我终于还是等到了他这句话，果然没有任何意外。我反倒放心了些，明明已经放心了，却扭过脸对着他那团黑乎乎的影子说：「你不能一直就靠着借钱活吧，你也得自个儿想办法挣钱啊。」

他坐在黑暗中忽然低低地短暂地笑了一声，这笑声让我打了个寒战，只听见他说：「说是容易说，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去哪里挣钱呢？」

我的声音忽然高了几度：「那你也得自己想办法啊。」

说完这句话之后，两个人都静了下去，半天没一点声音。我有些后悔刚才自己虚张声势地拔高嗓门，其实，在他来之前我已经把要借给他的钱准备好了。我曾听说当年我们的一个狱友在出狱后四处流浪，不知怎么跟着人吸上了毒，后来为了问人讨要五十块钱，随时可以跪下来喊人家一声爸爸。

杨晓武坐在桌子那头像块生铁似的，冰凉，一动不动，我忽然很害怕他会跪在我面前，我连忙从口袋里取出准备好的一千块钱递给他。我说：「这是一千块，拿去用吧。」他不作声，默默地把钱接住，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我又说：「你赶紧下山吧，你看我这里根本住不下两个人，我就不留你住了。哪天再来，提前告诉我。」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住在哪里。

他仍是沉默着，站了起来。我不打算再点蜡，免得看到彼此的表情。他在黑暗中朝我坐着的方向看了几秒，又对着窗外黢黑的山林愣怔了几秒，却没有再说话，然后嘎吱一声打开屋门，很快便消失在了阴森森的山路上。

我独自骑着摩托车回到深山里的铅矿，整个铅矿没有一点亮光，万顷碧空中斜挂着半轮焦黄的月亮。我回到宿舍点起一截蜡烛，倒了一碗酒喝了两口，身上有了暖意，才慢慢在桌子前坐下，抖着手打开今天白天范听寒送我的那首诗：「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那一晚，我一直不敢脱掉身上的西服、摘掉领带，就这身衣服似乎还能给我一点点做人的体面。我就那么穿得端端正正地坐在烛光里，高声把这首诗读了一遍又一遍。「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我不敢停下，似乎只要一停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我就会在瞬间变成杨晓武，或者变成那个给人跪下四处讨钱的狱友。一直读到半夜，终是累了，夜空澄澈，烛光阑珊，最后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五

几年前，那是我第四次出现在范听寒家门口。

我停好摩托车，从那排柳树下走过。微风过处，无骨的柳梢从我脸上拂过，柔软得不像是这人世间的东西。我闭上眼睛，仰着脸任由它抚摸。从上次知道他是范柳亭的父亲之后，我就知道我不该再来这里了。可是，一个月后，我还是又一次来到了他的家门口。

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门洞里看书，看书的时候，他的上半身往前趴着，整张脸几乎要埋进书里去了。我站在门口无声地看着他，我想，就这么站一会儿也是好的。可他像是已经嗅到了我的到来，把脸抬起来向门口看过来。

我走进来把上次借的书还给他，又给他带了一包干木耳和一包羊肚菌。我说：「范老师，看书呢？我还书来了。」

他摘下老花镜，说：「是你啊，可有段时间没来了。」

我忙说：「最近事情多，老抽不开身。这是上次问你借的书，都看完了，还想问你再借几本，不知道行不行。」

他说：「你都什么时间看书呢？」

我说：「晚上。」

他说：「晚上就不看电视？」

我说：「我不爱看电视。」

他说：「也不用给孩子做饭什么的？」

我略略迟疑了一下，说：「有我父母和老婆给孩子做，用不上我。」

他说：「怪不得有时间看书，家里都不用你管。这些天你也读过一些诗了，和我说说有什么感受。」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里忽然跳动着一种喜悦，我知道这样也许并不好，却也不想太掩饰。我说：「在晚上读诗，读完后心里觉得既安静又亮堂，连心里的害怕都少了。」

对面的老人手里拿着老花镜，忽然抬起头盯着我仔细端详了几分钟。我背上一下绷了起来，意识到刚才还是有些忘形了。我一阵后悔，不知道该坐该站。这时只听他慢慢说：「也不知怎么，我总觉得你不大像是开饭店的，但我也说不好你到底像干什么的。」

好像被什么笨重而巨大的东西狠狠地往前推了一把，我猛地站了起来，像是急于要离开，却终究没有迈出步子，只是口干舌燥地辩解道：「我真是开饭店的，别的我都干不了，又没文凭，正经单位进不去，我也想去坐办公室，人家哪会要我。我就做饭还可以，所以只能干这个。我看书真的是为了打发时间，真的，没事干的时候，看看书就是个消遣，和别人打牌、看电视是一样的，就是个消遣。」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就笑了那么一下，只是极短促。他说：「看来你那饭店也忙不到哪里去啊。」

我有些疲惫地坐下，说:「小饭店。」

他扛着自己的大驼背慢慢站起来，顺势把两只手背在身后，说:「你倒真是个喜欢看书的人。不少喜欢看书的人都想过要自己也写一本书出来，你想过没？」

我飞快地摇摇头:「没，我不是那块料。」

我感觉他的眼睛还一直盯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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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只听他说:「确实，大部分人都写不好的，我那儿子年轻时也想过写书当作家呢，后来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其实看书不光是为打发时间，养心最重要。你等一下，我进屋给你找书去。」

听到他再次提起他儿子，我打了个激灵，像是忽然感到了一股寒意，整个人却又变得异常兴奋，没话找话道:「那他后来怎么就不写了呢？要是一直写着，说不来也成作家了。」

他没搭话，慢慢走过去掀开竹帘进了屋。我也跟着起身，独自站在寂寂的阳光里，阳光煦暖，却感觉自己仿佛又沉入一片湖水中，而范柳亭坐在一只小船上正漂过湖面，他恰好就位于我的头顶，我能窥视到他的身影，他却看不到湖中的我。我没想到，他年轻时居然也想过写书当作家。我独自冷笑了一声，抬起脸来看太阳，阳光蠕动在我脸上，忽然就一阵难以抑制的心酸，不知究竟是为他还是为我，又差点掉下泪来。

这时范听寒抱着两本书出来了，把书递给我，书里夹了一张冷金宣纸，他说:「看你还挺喜欢诗词，读多了你就知道了，好诗都是有蕴光的，有一种山水之外的东西，读完以后会觉得心性宁静疏朗。」

两本书是《纳兰词》和《二十四诗品》。我放好，道谢。他忽然指着放在桌上的木耳和蘑菇说:「每次都带木耳来，你都从哪里弄来的？」

我镇静地说:「山上采的。」

他费力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这么说你经常上西山？」

我没有看他，其实我很讨厌自己不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但我更讨厌自己盯着对方。我听见自己说:「只是偶尔去一趟，采点木耳、蘑菇什么的回来，我饭店里做菜也要用嘛。」

他的声音忽然有些异样，我怀疑只是我听错了，只听他紧接着问道: 「那山上都有什么？」

我感觉自己插在口袋里的手又在发抖，我悄悄吞吐了一口气才故作轻松地说:「山上嘛，都一样，到处都是树，有的树下有蘑菇，有的树上长着木耳，对了，山上还有野鸡。」

他说:「到处是树，那你进山里采木耳不会迷路吗？」

我说:「我会看树叶，树叶长得密的是东面，稀的是西面。这也是我听别人说的。」

他说:「听人说那山上还有狼？你也不怕？」

他说的是狼，不是麻虎，这让我再次感觉到我们两个其实都不过是异乡人，是某种同类，让我有一种虚弱的安全。我攥紧的拳头在口袋里略略放松了些，说：「好像确实有吧，不过我没见到过，狼也得晚上才出来吧。」

我没有说野兽其实都是怕人的。在他面前，我生怕哪一句话忽然就说错了。

他说：「唉，这么多年里我一直想着要上那山上看看究竟有什么，因为腰不好，一直没去成，现在老了，就更去不了了。」

我从自己的声音里听出一种虚假的客套，我说：「不怕，哪天你想上去了，我带你去。」

他笑笑，只说：「这两本书你先拿去看吧，看完再来。」

我装好书并不急着走，先帮他把垃圾桶倒掉，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我发现菜园子里的两架豆角已经枯死了，便和他商量，拔掉豆角种些别的菜吧。他拿出一把芹菜籽。我拔掉豆角，在菜园子里种了两排芹菜，又进厨房把水瓮接满水。这时看见他驼着背要往出走，说要出去打点散酒回来，我忙说我帮你去买。我去小卖部买了一桶五斤装的梨花春，又买了一斤五香豆腐皮和一包卤花生米拎了回来。我说：「范老师，你晚上自己慢慢喝点，这是些下酒的，今晚就不要擀面了，省点事。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喝点？」

嘴里这么说着，我却不肯再坐下。他转身去看海棠树，驼背上落了两片叶子，因为驼背几乎是水平的，如果不帮他摘掉，估计这叶子就会被他这么驮一整天。再加上他走路的姿势，倒像是刚刚加入人类的一只天真的老龟。

他没有回头看我，只说：「天黑了路上就不好走了，你先回吧。」

我对着他的背影说：「范老师，那我走了。」

他像是没有听见，还是不回头，只是翘首默默看着海棠树。

他的背影看起来分外瘦小，「驼峰」却奇大。

我注意到他坐的那把椅子已经很老了，一坐上去就嘎吱作响。

六

晚上我给自己倒了碗酒，先喝了一口，然后在烛光里展开范听寒夹在书里的那首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一句读罢，脑子里轰的一声，他难道是故意让我读这首词？难道他已经觉察到了什么？我没有心思再读下去了，披上衣服，走到外面去抽烟。山里的温度要比山下低出好几度，入夜之后凉意更重。我一边抽烟一边在草丛里徘徊，荒草上的露珠打湿了我的鞋袜也不觉得。大约已到半夜，山中虫鸣越发幽咽，风入废墟，草木萧瑟，我甚至能在夜风中闻到藏在深山里的无名湖上传来的潮湿气息，这缕潮湿的气息像只从黑暗中伸出来的柔软的手，只那细细的指尖从我脸上轻轻划过。我出了一身冷汗。抬头一看，一轮金色的大月亮正压在头顶，月光澄净，好像要逼着这山间所有的鬼魅都现出原形。

我回到宿舍，又喝了两大口酒，然后就着烛光，壮着胆子把那首《江城子》读了一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一遍读罢，算是读懂了，我的眼泪忽地就下来了。我少年时，母亲总对我说，一个男孩子家不能老是哭，没出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旧禀性难改。我披衣出门，在青铜器一般古老的月光下又高声吟诵了一遍，这次仿佛是专门为了那早已葬身湖底的人读的。如果可能，我倒真的希望他能听到这首词。

在这个深夜里，我觉得自己像个神秘的信使，正往返于明冥两界传递着什么。

七

又到了凤城镇赶集的日子，我一大早起来把兔子喂了，把鸽子也喂了，自己吃了一口昨晚的剩饭，然后把这几个月攒下的干山蘑、干木耳装了半口袋，准备拿到集上去卖。

临出门的时候我站在半面镜子前犹豫了一下，我知道这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蹲在集市上卖木耳会让我显得过于扎眼，而且看起来多少会有些怪异。但也就犹豫了那么一下，我终究还是不能允许自己脱下这身西服。我打了那条暗红碎格的领带，头发上喷上摩丝，梳成一丝不乱的三七分，戴上眼镜，这样的装束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却也给了我某种与世绝缘的安全感，好像在这样的外表下我就可以自行繁殖，在最内里处生生不息下去。穿戴好之后，我把蘑菇、木耳和折叠马扎绑在摩托车上便出发了。

凤城镇离铅矿大概要四十里路，逢每月的农历十五都是赶集日。我赶到集市上的时候，大大小小的摊位都已经摆出来了，把街道的两边塞得密不透风。摊主大多是附近的村民，也有远道而来的游贩，他们以赶场子为生，像猎狗一样，只要嗅到哪个村子里有集就会赶过来，开着改装过的三轮车或「四不像」（一种又像摩托又像拖拉机又像汽车的乡间交通工具），晚上就猫在车厢里睡觉。

集市上有卖袜子、内裤、秋衣秋裤、纱巾、小孩衣服的，还有卖老人们死前要穿戴装裹的。这些衣物都用竹竿子高高挑起来好引人注意，因为要竞争，竟是一家挑得比一家高，使整个集市看起来像座摇摇欲坠的巴别塔。一有风吹过的时候，挂着的衣物便你追我赶，迎风招展成一大片，有种富丽堂皇的感觉，硬是把下面赶集的人都淹没了。

也有卖蔬菜的、卖水果的、卖干货和零食的，就不像卖衣服的那么招摇凶悍，很自觉地聚集在另一片，画地为牢一般在各自面前摆个小摊，人就在后面招揽生意。我放好摩托车便也问人们挤了一小块地盘加入进去。

果然，我在一群小贩中间很是扎眼，来来往往赶集的女人们都会朝我多看两眼。有的走过去了还要回头看一眼，有的边看我边窃窃私语，有的在捂嘴偷笑。还有的本来正聚精会神地挑干货，一不小心眼睛在我身上瞟了一下，就像看空气一样，继续低头挑木耳，低下头去却像忽然感觉到哪里不对，连忙又抬起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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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才真正看到了我。对方直直地盯住我看了有一分钟，然后先感到不好意思，慌忙低下头去，买了木耳后匆匆离去，又忙把走在前面的一个女人叫住，回头把我指给她看。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前些年里，我即使在公园里看湖水，也会有年轻的女孩子故意把我拍进照片里做背景。早年在广州还遇到过两个有钱的中年女人提出要包养我，因为我不仅对着装有要求，对自己的体重和身材也一直控制得比较严格。我知道这么多年里一直保持这个样子其实对我并不利，最好的办法是我能让自己在十年八年之内变得面目全非，完全变成另外一副模样，直到没有人能认出我。可是我终究不忍心那样去放逐自己，那是一种被赶入时间黑洞的感觉，我将彻底失去最后一点尊严。

我一低头又瞥见了那已经磨破的西装袖口，它像一道盔甲上的破绽，又像一种从我身体内部蔓延出的疾病。我居然迟迟不肯再为自己添置一件新西服。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我心里一颤。

正午时分，赶集的人们纷纷回家做饭，集市上冷清了不少。小贩们也开始吃午饭，大都是随身带的干粮，馒头、火烧之类，就着凉水吞咽下去。我也不例外，随身带了两个馒头、一瓶蘑菇酱。只是，蒸馒头的时候我在面里掺了些山上摘来的槐花，所以馒头里有一种槐花的清香。蘑菇酱也是我用山上采来的蘑菇自己做的。

在山上隐居的几年时光里，我悟到一点，人只要随四季而动，便能获得一点心安。我会在春天的时候去采摘山中的榆钱、槐花、野韭，夏天的时候采摘山蘑、木耳、各种野菜。秋天的时候，漫山遍野的野果，我会把沙棘熬成果汁，把山桃做成罐头，把松子剥下来在炉子上炒熟了。冬天的时候，我会在雪地里捉野鸡，捕獾炼油，还会把藏了一年的好酒拿出来，在冬夜围着炉子喝掉。

在我慢慢嚼馒头的时候，周围的几个小贩都好奇地瞅着我。可能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眼镜的人蹲在这里嚼着凉馒头确实滑稽了点。这时我旁边一个摆摊卖粉条的老头凑过来搭讪：「伙计，你不是这里人吧？看着你是个高级人，怎么也来赶集挣这两个小钱？」

我眯起眼睛看了看正午的阳光，金色的会繁衍和滋生一切的阳光，和二十二年前的阳光并没有任何不同。

一九八六年，我从狱中被无罪释放，陆陆续续还有些当初被错抓进去的人也被放了出来。出狱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找工作，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但工作还是很难找，又是从监狱里出来的，虽说是无罪释放，但各种单位还是避之唯恐不及。当时社会上正流行下海从商，很多有公职的人都辞职下海做生意。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也下海经商，便和一个也是刚刚放出来的狱友赵胜利结伴南下广州贩卖小商品。

第一次去广州的时候，我俩坐了三十二小时的绿皮火车一路蜿蜒到岭南，下了火车，手脚都是肿的。广州的植物叶子阔大，藤萝交缠，看起来都杀气腾腾，到处是榕树、木棉、棕榈这些宽嘴大眼、长相奇怪的植物。我们靠路边小摊上的肠粉和鱼蛋充饥，用麻袋把当时北方还没有的那些小商品贩回去。两块钱一个的电子表，回去后卖四十块，零售则八十块。十五块钱一副的麻将回去后卖一百五，零售价三百。《金瓶梅》一套三十块，回去后卖一百五，零售价三百。一块五一身的童装，回去后卖十五。三十块钱一盘的录像带回去后可以卖到一百五。回去之后，一下火车就已经有小贩们在车站秘密等着接货，我们偷偷把带回来的货物批发给他们，他们贩到手后再到解放大楼前、五一大楼前、海子边这几个据点高价零售掉。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和赵胜利就这样坐着水泄不通的绿皮火车一趟一趟往返于山西和广州之间做着二道贩子，在当时也被称为倒爷。

有一次，我和赵胜利正走在广州的街头，有一个乞丐过来向我们讨钱，让我们吃惊的是，他讨钱时说的竟是山西方言。一问才知道，他也是早几年南下广州做生意，结果钱被骗光，自己身无分文，又没有亲戚朋友在广州，无处投靠，想回家连张车票都买不起，最后只好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乞丐在听到赵胜利发出乡音的那一瞬间，泪哗哗地流了一脸，把一张脏脸冲得沟壑纵横。

那次我们回山西的时候就把那乞丐也一起带了回去。后来偶尔也会联系一下，前几年他告诉我他当上会里乡的乡长了，让我尽管过去玩，他包吃包住包玩，还说要让我甩开腮帮子好好吃几顿会里乡的柏籽羊肉。

这样来回跑了一年多之后，我们手里渐渐有了些钱。那次在广州过夜的时候，赵胜利说要带我去找小姐。那时正赶上岭南的回南天，广州的雨下得无日无夜，到处都是雨滴的滴答声，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水珠像泪痕一样顺着潮湿的墙壁缓缓往下爬。

那是一栋破败的广式小楼，小姐住在楼上，斑驳的墙壁长出了滑腻的青苔，腐朽的木楼梯上生出了草子，阳台上养的一棵三角梅像蛇一样爬满了整个阳台，有一根水红色的花枝还爬进了房间，像蛇芯子一样。窗外是一株巨大的木瓜树，挂满了大大小小乳房一般的木瓜，熟透的木瓜在雨中跌落到红土里，发出沉闷笨拙的回响。

那个小姐是个广东土著，矮个子，高颧骨，大嘴巴，嘴唇血红，褐色皮肤，戴假睫毛。我不问她的年龄，因为她不会说自己的真实年龄。也许在半夜，我会看到她忽然现出原形，银灰的头发、嘴角的皱纹，竟然像我慈祥的母亲，盘腿坐在这雨中的阁楼里。

我说：「就和我聊聊天吧，这样下雨的夜晚最适合聊天。」她说：「大佬，倾计都要畀钱慨（哥哥，聊天是要给钱的）。」我说：「我会付你钱的，你要多少？」她说：「二百蚊（两百元）。」我说：「我给你，你陪我聊天就行，你要不愿说话就听我说。」她说：「好慨，多谢喇（好的，多谢了）。」

窗外的雨一晚上都在滴答、滴答，滴在塑料棚盖上，滴在木瓜上，滴在三角梅上，榕树的气根在雨中吐出舌头，欲缠住一切。我整个晚上都坐在那阁楼的木床上不停地说话，我的声音像雨滴一样滴在腐朽的木地板上。

「我讨厌这样的雨，都快发霉了。」

「哦。」

「我喜欢小时候待过的海岛，不过后来我更喜欢大山，你不知道，在山林里有多好，就是挣不到钱也不会饿死。我可以一个人在山林里一躺一天，什么都不想。」

「哦。」

「我讨厌广州，讨厌粤语，像到了外国。」

「哦。」

「我要说我坐过监狱，你会不会怕我？」

「系咩（是吗）？」

「干这个真的不适合我。」

「哦。」

「我觉得世上最好的工作是当个图书管理员，像我妈那样，清静自在，还有书看。你觉得做什么最好？」

「哦。」

「我也讨厌我自己。」

她忽然就说了一句：「边个唔憎自己（哪个不讨厌自己）？」

「......」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着赵胜利到广州，此后就再没去过。在家赋闲半年之后，我顶替父亲成了铅矿上的一名正式工。二○○四年我独自隐居到废墟般的铅矿上时，赵胜利已经摇身变成了资产数亿的开发商。

二十二年后的阳光不多不少地落在这个小镇的这条街道上，落在我和一群小贩的身上、脸上。身边卖粉条的老头见我不想说话，便转头与别人聊去，一边聊一边喝着装在大罐头瓶里的凉开水。

我挺直腰板坐在一堆蘑菇和木耳的后面，努力遮掩着那只磨破的西装袖口，怕被人看到。

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在哪本书上看到的一句话：「一旦我想要向另一个人诉说它，它就立刻变成乌有。」

八

我再次来到范听寒家门口。那晚读完那首《江城子》的时候，我又一次以为我再不会来了。

天气已经热起来了，我还是穿着那件卡其色的衬衣，打了那条蓝底白点的领带。我把前几天刚做好的一把核桃木椅子从摩托上卸下来，走过柳树下，柳叶已经长如小鱼。我正了正领带，门大开着，门洞里没有人，我提着椅子穿过阴凉的门洞走到了院子里。

菜园子里，黄瓜已经蹿了很高，其中一棵已经挂了一只顶着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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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小黄瓜。他穿着一件改过的斗篷一样的白汗衫罩住驼背，一条铁灰色大短裤里，露着两条爬满青筋的秸秆腿，脚上却规规矩矩地穿着袜子和皮凉鞋，正站在院子里的水缸边低头看鱼。

我恭敬地立在那里，说：「范老师，我来还书了。」

他艰难地把头发白花花的头颅连带着整个上身都向我转了过来，像在掉转一辆重型卡车的车头。他说：「过来啦？又有阵子没来啦，快坐。」

我把新做的椅子摆在地上，说：「我看你的椅子太老了，就抽空给你做了一把新椅子，核桃木的，用得住。」

他弯腰盯着新椅子看了好几分钟，说：「原来你还会木工？手真是巧。这木料是从哪儿来的？」

我被夸了一句，略有些忘形，张口说：「木头是从山里找的。」说完这句话我一阵后悔，慌忙打岔：「范老师你坐下试试，本来早该过来还书了，就是最近又比较忙，老是抽不出空来。」

他摘下那只顶花的小黄瓜递给我，说：「忙着打理你的饭店？说明生意还不赖。」

我惶恐地连连摆手道：「黄瓜还这么小，你留着下酒吧。生意就那样，我也就是混口饭吃，现在干什么都不好干了，不比八十年代，钱越来越难挣了。」

他那只干枯的手还在空中伸着，我只得把那黄瓜接住了，咬了一小口，忽然感觉到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正看着我的一举一动，我额头上出了一层细细的汗，便索性几口下去把那黄瓜吃掉了。只听他坐在椅子上说：「八十年代你也就二十多岁吧，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我把那根黄瓜嚼完，缓了口气才说：「当年我不是没考上大学嘛，就在家里闲了两年，每天在家里跟着我妈学做饭，后来就顶替了我父亲的班去厂里当工人了。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工厂不是都倒闭了嘛，我下岗之后就出来自谋职业开了家小饭店。」

他点点头：「那时候能顶班算是好出路了。」

额头上的汗珠悄悄凉了下去，我唯恐他话里再有埋伏，便主动问道：「范老师，你最近身体还好吧？」

他的目光不再看我，只看着院子的某个角落说：「身体还行，就是怕躺着，晚上睡下之后要想翻个身，那实在太困难了。这驼背太大，像个龟壳一样都翻不过去，必须坐起来，再换个方向躺下去。我看见你们这些能躺着翻来翻去的人就羡慕。现在年纪越来越大，腰越来越弯，连坐起来都开始费事了，得用两只手慢慢拄着自己，半天才能起来。」

我说：「范老师，你这背怎么驼成这样？」

他说：「当右派被批斗的时候脊梁骨被打伤了，后来又得了骨质增生，也没治，脊柱都变形了，就彻底直不起来了。」

我说：「可不是，那时候还有人都被打死了的。」

他说：「其实我也差点要被打死了，不过当时我钻了个空子。我刚被下放到落雪堂的时候，村里人知道我原来是个读书人，到了晚上没事做就凑过来让我给他们讲《红楼梦》、讲《三国演义》。那时候又没电视，村里人识字的也少，晚上没什么娱乐，我就讲书给他们听，从《红楼梦》讲到《水浒传》，他们把我当成了说书人，把我家原来住的那间破房子围了一圈又一圈。后来我挨批斗越来越厉害，晚上关在牛棚，每天挨打呀，就快要撑不住了。一天晚上，忽然有个村民进来悄悄把我带了出去，但他不让我回家，而是把我带到他家藏了起来。他家是老房子，有个以前挖的地道，他就把我藏在里面，每天白天的时候给我送两顿饭，到了晚上他就去地道里找我。你猜他要干什么？他让我讲书给他听，他不识字。我就凭着记忆，把看过的书一本一本地讲给他听。在他家地道里藏了几个月，出来后才知道，当时和我一起挨批斗的那几个右派，已经有好几个都死了。我能活到今天，你说这不是钻了个空子是什么？」

手指间已经只剩下一个烟屁股，就快烧到指头了，我还是就着烟屁股狠狠又抽了两口才踩灭。然后我说：「真不容易啊！」

他忽然紧盯着我那两根熏黄的手指说：「你抽烟一直这么省？」我略微点了一下头，淡淡地说：「就是个习惯，要不一年下来烟钱也要花不少。」

这个习惯是我在监狱里养成的，在监狱里没有烟抽，等母亲从外面送进烟来又迟迟等不到，烟瘾犯了就在地上捡别人扔掉的烟头抽，有的烟头已经小得可怜，可我还是有办法让自己从最小的烟屁股上再抽上一口。

他还是盯着我的指头说：「我以前也抽烟，后来我老伴抽得比我还厉害，我就戒了，省下给她抽。她抽烟喝酒都比我厉害，我都由着她，人家年轻时候跟着我私奔出来，没享过什么福，还落了一身病，成天七病八痛的，要不抽点烟喝点酒，活着还有什么乐趣。」

我说：「你们老两口每天在一起抽烟喝酒，也挺有意思的，像哥们儿一样。」

这时候毫无预兆地忽然就听见他问了我一句：「你觉得我儿子还会不会回来了？」

我并没有看他，只是很专心地又点上了一支烟，想了想才说出一句：「这个不好说吧，主要是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

他好像正盯着我的脸说话：「有时候我觉得他肯定还会回来的。你看我不就活下来了吗？你知道为什么我能活下来？有时候，只要能找到一道缝隙，人就活下来了。」

我只是专心抽烟，并不言语。

他又说：「可有时候我又觉得他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他不回来也有他的道理。其实他并不是块做生意的料，却总以为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强，大概是因为活在一个小村庄里，没见过世面却偏偏比别人多看了几本书，也是被我害的，还不如踏实地做个农民。」

我抬起头眯着眼睛装作在看天上的云。我漫不经心地说：「都是为挣钱养家嘛，做生意也没有错的，只要不坑蒙拐骗就好。」

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你说谁？」

我从天空里收回目光，笑着说：「这年头骗子还少吗？有些人为了赚钱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我看现在有些骗子还专门跑到村里来骗老人，范老师你可要当心啊。」

他还是坐着一动不动，嘴里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没钱没家产，还怕被骗？倒是我那儿子，我就怕他是在外面被人骗了。」

我忽然就无法克制地冷笑了一声，说：「怎么会呢？他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被人骗，估计只有他骗别人的份。」

他的头猛地从驼背上昂了起来，他急切地问了一句：「怎么，你认识我儿子？」

我意识到自己刚才太愚蠢了，便抽了两大口烟来平复表情，我听见自己终于平静地说：「不认识。但像你读过这么多书的人，以前又是大学老师，你的儿子怎么能不聪明。」

他复又叹气道：「他呀，初中上完就没再上过学，成分不好，老被人欺负。闲在家里倒是看了不少的书，后来我平反后托关系给他安排了个中学英语老师的工作，可他根本教不了。在学校混了两年，实在混不下去了，后来就辞掉工作跟着别人下海去了。」

我嘴角还挂着一丝冷冷的笑容，说：「还有人离家十几年了又回来的，说不来哪天他忽然就站在家门口了。」

想到范柳亭可能已经在我之前把范听寒的这些书都看过了，我不禁生出了几分奇怪的恍惚和悲伤，还有一种愤怒，好像我身上的某些部分和他已经交缠到了一起，我连甩都甩不掉。正胡乱想着，忽见正屋的竹帘一挑，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

我吓了一跳，因为每次来都是范听寒一个人守着个空荡荡的大院子，没有想到屋里竟还藏着个人。这人站在屋檐下，肩膀倚着墙，手搭凉棚，朝我们坐的方向张望了一会儿才走过来。走近了才看清楚，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孩，薄嘴唇抿着，眼睛看人直愣愣的，长着和范听寒还有范柳亭如出一辙的瘦长脸，上身一件半袖 T 恤衫，下身一条低腰牛仔裤，中间露着一截白晃晃的腰，光脚穿着拖鞋，露出的脚指头用指甲花染成了红色。

只见她一走过来就冲范听寒说：「爷爷，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见人就说我爸的事，你又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我又不是没出过门，出门在外的人怎么可能几年不想和家里联系？」

她讲的既不是落雪堂的方言，也不是范听寒的大同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