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性的证明 森村诚一

第一节

大概是职业造成的敏感吧，乘客一上车，帆足忠介就有一种不祥的先兆。尽管这位乘客衣着普通，语气平常，看上去毫无一丝令人敬而远之的样子。

这位乘客是在东横线边上、都立大学附近的目黑路上遇着的。乘客独自一人伫立在人行道暗处，拘谨地招手要车。当时正是五月末，时将夜晚十一点。

乘客拉开车门，报了目的地；一号街某饭店。

乘客钻进车，带进一股车外的空气。帆足悄悄地从后望镜里打量着乘客。

乘客是位六十岁上下的老年妇女，穿着丧服似的黑连衣裙，或许就是这种黑色才使帆足预感到不祥吧。看不清她的脸，可能她是故意坐在后望镜反射不到的死角里的。她向司机报过目的地后没吭过一声，一直默默地凝视着车窗外。

司机讨厌多舌的乘客，但乘客太沉默也令人不快。特别是在夜里，就象身后搁着块不会说话的石头，会产生一种压抑感。为了打破这种沉默，帆足把乘客的目的地重复了一遍：“您住在旭日饭店吗？”

“是的。”回答只有两个字。

“那一带在市中心算是安静的。”

对帆足的主动搭话，乘客只是点点头。帆足无话可说车出了目黑路，驶进樱田路。去市中心方向的车大都是空车，从市中心来的都载着客。

“听说战争时期美军选择的原子弹投掷地就在旭日饭店一带。”对毫无反应的乘客，帆足就说些骇人听闻的事，多数乘客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但她依然无动于衷，还是石头似地靠在车座上，不知是累了还是不愿搭理。帆足死心了。

出租汽车的主顾五花八门，只要付钱谁都可以坐。但是，司机可以选择乘客，这是仅有的一点权利。在奔驰的车里可以接触到各种人，但都是短暂的片刻。除了固定乘客，几乎不可能再同乘客重逢。从这一点来看，乘客同过路的陌生人没什么两样。

有一位司机形容这种对乘客一生中某个片段的了解如同吃剩的“爆玉米花”，其意为：“颗颗都是相同的味，毫无特别之处，既无保留的必要，扔掉又有些可惜。”

帆足非常欣赏这个比喻，因为乘客谈的虽然只是一生中某个片段，不够全面，但细细分析各种人的悲哀和欢乐，可以从中预测自己的将来。所以司机们对乘客唯命是听，尽可能多听乘客的谈话。

但是，出租汽车司机同乘客的生活经历毕竟没有关系，乘客有时也不把司机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司机不过是汽车上的一个活部件。所以他们谈机密事不避忌司机，一对男女也会在车厢里若无旁人地胡搞。每当此时，帆足便不由地伤感起来，怀疑开出租汽车究竟有没有社会意义。其实，司机们也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反正乘客如同“爆玉米花”罢了，将他们收笼起来，汇入东京的人流。无数人聚集一地才形成繁华的城市，要不然的话，就会象眼下这条路一样冷僻。谁都不会关心出租汽车司机的生活，也没有人去体会整日奔波是什么滋味。眼下这位冷若冰霜的乘客就是如此，她也是许许多多“爆玉米花”中的一颗。

帆足的车出了樱田门，沿樱田的护城河向左拐，同银座方向来的车合为一个车道。这时身后传来乘客微弱的呻吟声。

“客人不舒服吗？”帆足问。

没有回答。

“觉得不好受的话请打开车窗”。要是在狭窄的车厢里一吐，车内立刻会有一股浓烈的胃酸味，不能再接其他乘客了。

不知她是否听到帆足的话，呻吟声愈加沉重了。

“您怎么啦？怎么啦？”帆足大胆地在行驶中扭过头——乘客显出很难受的样子，痛苦地弓着背倒在车座上，口中吐出血沫。

“哎呀！不得了。”帆足大椋失色，马上把车开到路边刹住，跳下驾驶座，打开后车门一看，乘客已经奄奄一息了。帆足意识到她的处境非常危险，一时惊慌失措竟忘了送医院。但是，他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刻不容缓。

赶快呼救，不巧的是周围既无电话又无行人，只有穿梭般的车流。虽然帆足平时也是这车流中的一员？但他第一次体会到他们竟如此冷酷无情，好象是一堆没有生命的、移动着的钢铁。明明车中坐着人，却目不斜视地只顾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谁也不来理会路边这位濒临死亡的人。有的车唯恐受连累，从帆足身旁开过时还故意加大了马力。

乘客显得更痛苦了，她目光朦胧，神志不清。

困窘中的帆足想起曲町警察署就在附近，找到警察一定有办法。尽管平时警察与司机是冤家对头，但帆足还是毫不犹豫地钻进驾驶座，猛地发动起引擎。

第二节

突然送来个濒临死亡的人，曲町警署毫无防备，马上叫救护车。但就在救护车赶到的同时，乘客停止了呼吸。救护车不载尸体，只好空返。但曲町警署却必须对这具送上门来的尸体负责。

一旦发现尸体，首先要听取发现者的陈述，大部分案件的侦破工作都是以此为开端的。但尸体（送来时尚未气绝）被送上警察署的大门来，这是十分罕见的。警署成了死亡现场，如果死者是被害的话，那么这种破案开端在侦破史上是很少见的。

死者的遗容十分痛苦，就象在车里难受得倒在车座时一样，尸体的外观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中了毒。要是能掌握摄毒情况就可以分析出死因，而确定死因是很重要的。如果确是中毒死亡，那就要查出死者是在何地、用什么方法摄毒的。据司机反映，上车不久她就发出呻吟，那么，应该是在上车前摄毒或上车后服了毒性快的毒品。按常规对帆足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但他也无法回答摄毒时间是在上车前还是上车后。

死者是六十岁上下的老年妇女，带着褐色的皮制手提包。为了确定她的身分，检查了手提包，内有一些小物件，五万日元现金以及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给的因公出国护照，护照上的照片就是死者。姓名：杨君里。58岁。身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译员。另有一张千代田区一号街旭日饭店724室的居住证。中国政府的译员在因公来日期间奇怪地死亡，这非同小可，警署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尸体目检后，送去解剖。同时警署又与中国驻日大使馆联系，并派警官前往旭日饭店，死者很可能在那里下榻。旭日饭店的方向恰恰同曲町警署相反，难怪司机慌乱之中把死者送到曲町警署来。

旭日饭店是家中型旅馆，有二百多间客房。旅客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东南亚人。前去旭日饭店的是曲町警署侦察课的栋居弘一良。

由于死因尚未弄清，所以调查是从意外事故死亡、自杀和他杀三方面进行的。从旭日饭店了解到：死者杨君里是农林省以及日中睦邻协会共同邀请来日访问的中国农业参观团的译员。参观团一行十二人，由农业科技人员组成，从五月十五日起，二周内访问了京都、奈良，长野、秋田、福岛、宫城等地，预定明天回国。昨晚，也就是五月三十日晚上，杨在九时外出，说去走访住在饭店附近的故友。

杨君里在北京的日语学校执教多年以后当了翻译，这次来日是首次。杨出身于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战争时曾同日本人结婚并生下一女儿。战争结束时，丈夫和女儿都回了日本。

“那么，杨君里这次来日是不是去会见过去的丈夫和女儿的呢？”栋居问喻团长。

“她来日本前就知道了访日期间的住所，她盼望了很久。”喻团长用生硬的日语回答说。

“这么说，杨要会见的、住在东京都里的故友就是昔日的丈夫和女儿罗？”栋居问。

“这一点，她没有说，也不愿意说。但我想很可能是这样。当年分手后，三十多年过去了，她的丈夫和女儿一定在日本有了家庭。我想，她虽然想见到他们，但总有些不方便吧。”喻团长的话并没有恶意。

“您是否知道她要找的人住在东京什么地方？”

“不知道。明天就要回国了，我没问她，而且看来她也不愿意告诉我。她只说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我看不一定在她故友的家里会面。”对杨的去向，喻团长一无所知。他对译员的意外死亡感到很不理解。

栋居征得喻团长同意后，检查了杨君里的遗物。或许从遗物中可以发现她该晚的去向。

杨君里住的724室是间标准面积的普通单人房间，五至六坪①大小，室内有床、桌椅、衣橱，附有卫生间。衣橱里只挂着一件睡衣。

明天就要回国，杨君里的行李——一只旅行箱和一只皮箱都整理好了。要是有线索的话，很可能就在箱子里。喻团长提出：箱子的主人已经死亡，死者在国内又没有亲属，这行李应该作为她的遗物。于是，栋居领取这二个箱子暂时保管。

注：一坪等于三十六平方尺。——译者注

解剖还没有结果，无法确定侦察方案，一时还找不到什么线索。

第三节

乘客突然死在车里，帆足忠介只好自认倒霉。本来想去兜长途乘客，警察却慢吞吞迆向他了解事情经过，又叫他填写详细的调查表，好不容易搞完，天已近拂晓了。

出租汽车公司的头等大事就是赚取利润，只要赚了钱回去，司机即使在途中干些私事也无妨。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如果完不成三万六千四百日元营业额就要扣工资。车跑过的路由里程表记录，司机无法在方向盘上捣鬼。出事的那天上午，帆足的车没乘客光顾，想在夜里十点以后拼命跑几趟，以挽回白天的不足，想不到在营业的黄金时间里发生了乘客猝死的意外事件，于是这一晚的营业额就全完了。可是公司是铁面无情的，不理会司机的任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