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在东京，原本是想利用几个月的时间作一下日本妇女情况的调查，后来却发生了政变，原因竟是由电视起的。
那天早饭时，我打开电视，恰逢访日寻亲团的孤儿们与观众见面。无疑，妇女们的面容都做了修饰，衣着也较在国内讲究。然而我仍从他们身上辨不出丝毫日本人的痕迹。他们虽没有日本人的西风度与气质，却是经国内公安部门和日本厚生省反复确认了身份的地地道道不掺假的日本人。这些在中国长大，完全中国化了的，不会讲祖国语言的日本人正操着清一色的东北口音通过电视屏幕与日本观众进行交流，那位日本女翻译不能说工作不尽心，也只能译出大概意思，译不出他们的情感。我扭开电视的时候，一位长春妇女正发表讲话：“……父母亲不认我也没关系，我只求知道我是谁的孩子，家乡在哪儿。自己要活得清楚明白，也给子女们有个。交待……”
屏幕上的她在流泪，我的心里也满是酸涩。她在我的心中仍旧是中国人，普普通通的跟我一样的中国妇女。作为女儿。也作为母亲，我理解她的心。
我决定去采访他们。
他们住在何处，如何联系，我茫然不知，无从下手。日子一天天流逝，心内如焚。
我给日中友协的八木庄司先生打了电话，请他帮忙，他很爽快地答应。
八木先生是中国的老朋友，国内不少杂志介绍过他，叶圣陶先生，溥杰先生也都与他有交往，实在的，给他打电话我确实不敢太抱奢望，老头毕竟有老头的诸多事务，再说也上了年纪。
第二天一早，八木先生便提着一大口袋资料来到了我的住址，不单访日寻亲团的住地搞清了，连日程安排，电话号码也问得一清二楚。为了这些材料，他整整干了一宿。
望着老先生略带倦意的面容，我心里一阵发热，看来无论如何是得干下去了，否则对不住他的一番心意。
访日寻亲团第二天要去京都和奈良，能给我提供采访的机会只有一天。走正式渠道采访要通过厚生省办理各样手序，在这里我的身份是外国人。时间无论如何来不及了。恰巧，吉冈喜美子夫人也要去那里，我便与她结伴同去了代代木青少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代表团的驻地。
登记、接洽全由吉冈出面，有她在前面抵挡省了我不少麻烦。我隐去了中国记者身份，与普通日本人一起混入大厅。有人把我当作会讲漂亮汉语的中国通，一位团员说我的汉语讲得比他们省的电视台播音员还标准，我笑笑。大有受宠若惊之感。
在大厅里见到各式各样的人，认识了老李、老郑、老靳等人，谈得很投机。一个小媳妇悲伤地告诉我，她这回是白来了，没人认她，她的父母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我深表同情，认真记录了她的情况，说一定替她留心寻找。小媳妇挺感激，偷偷问我能不能出去替她买台免税的“卡农”照相机。我这人脸热，心里虽不快但一想人家正在寻亲不遇的痛苦之中便答应了，中途搁下采访而直奔了新宿。加到代代木时天已全黑，小媳妇正在餐厅里吃饭，我跟吉冈在外头等。其间碰到与小媳妇来自同一地区的伙伴，说小媳妇的日本妈妈早已找到，已到中国的家中去过数次了，表面上彼此却以朋友相称。我大惊，问为何？对方说，认了就得她妈掏访日路费，化验费，没几十万下不来。她又不打算来日本定居，何苦？
我有些恼，吉冈也闷着头不痛快。倒好，谁也甭怨谁。狡猾的中国人。
狡猾的日本人。
小媳妇就是后面提到的李秀兰。与她同来和郑丽荣倒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我采访她时，她说第二天父亲要来认亲，她紧张得不得了。我回国以后，她从东北给我来过好几封信，让我在日本的亲属继续帮她打问，又告诉我，来认亲的那位经验证不是“父亲”。她向我谈了一家6口在国内的生活状况，那个温馨和谐的家搬到日本去也不一定合适，但她又希望能与父母亲团聚，她的养父母在她很小时便故去了，她拥有丈夫的爱，子女的爱，独独缺少父母的爱，她要补上，做个十全十美的人。
她满怀希望地盼着，向任何有可能给予帮助的人都伸出求助的手，在幸福中热切地期待着……
或许是永久的期待。
有些事情不好说。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经济危机终于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
城市拥塞着300万失业者，工业生产一派萧条，米与其它农产品价格的暴跌，使众多农民生活水平下降，苦不堪言。
为转嫁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10年时间内，诸多开拓团、青少年义勇队、各类职员和军队先后开进中国东北、内蒙地区。据日方统计，战败时在东三省居住的有日本居民155万，军队60万。战后回到是本的127万，死亡25万。
出于战败后的混乱，大量日本儿童与父母分离，粗算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儿童约10000人以上。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自1981年开始，滞留孤儿陆续回日本寻亲，至1987年先后共有15批1448人回国寻找亲人，其中1551人判明了自己的身份。
为此，我进行了大量采访，最先接触的是来日本定居的第二代战争孤儿。短短的时间，他们的观念便与父辈有了很大差异，与上一辈即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之间产生了分裂，他们是回国定居后最为活跃的力量，为他们的父母所不及。
我采访过新潟山地的农家和大企业主，访问过福岛本宫町的普通市民和青年人，更多的时间是在东京奔命，常常是吃完早饭出门，天黑回来，狼吞虎咽地大嚼一气，便整理笔记。两顿饭之间隔了十几个钟点。
采访异常困难，有些原因是可想而知的。外国人对记者似乎并不那么欢迎，不知外国的同行们如何砸了自己的牌子，特别是听说要写进书里公布于众时，本来如水喷涌的话头便嘎然而止，脸色也不太好看了。实话说，我不能骗人家，不能为了掏出更多的材料而藏起自己的身份，最后又出奇不意地将人家抛出去，那样做太不够意思。我尊重他们，什么可写，什么可不写，谁谁必须用化名，谁谁的住址必须换换……我都依他们，这一切苦衷我都能体量，换了我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都有难言之隐。
我调查了长野县下伊那郡阿智村，战末，330名开拓团成员开往中国东北，仅3个月，日本便战败，为逃避袭击，自杀。生病，这个村死亡288名，剩下3名夫人带着16名孩子逃亡。严寒的冬季，3个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养活16个孩子，于是潜散到中国人家中，约定第二年春天再到哈尔滨集结……实则，第二年的集结一拖便拖了40年……
我也了解了有名的葛根庙事件。1945年8月14日，日本开拓团1200余人及其子女逃到当时兴安南省喇嘛敬寺院葛根庙附近，据说遭到苏联军队十五六门大炮轰击，有的家族用手榴弹自决，当下便死去千余人。有个叫大栉的孩子，被过路中国妇女救护，可谓死里逃生的幸运者。
“中国残留孤儿”这是十奇怪的，不能细细推敲的字眼儿，这个字眼儿自1980年以来却风靡了整个日本，从北海道到长崎，没有谁不知道这个词儿。当年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孩子，现在都已成了人之父母，有的已经抱上了孙子，决非能以“儿”来论了。日本人“出于民族亲爱感”将他们称为“中国未归还同胞”。不料，又引起中国人在字面上的异议，“未归还同胞。是我们抢了你们的还是怎么的？话得说请楚。”这一说清楚，便出现了“中国残留孤儿”这个不伦不类的叫法，连日本人也说，孤儿们不仅在祖国的双亲有可能健在，就是在中国养育他们的父母也大都健在，叫“孤儿”实在欠严密。
对残留孤儿回国定居的态度，我先后采访了几十人，几乎与我接触过的日本人都被我认真地打问过，其中有工人、农民、职员、学生、家庭妇女，资本家、科学工作者甚至菜铺女老板……人五花八门，态度不一，看法也各不相同。最使我感动的是一次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一次聚会上，他们的高桥部长听我讲完战争孤儿们的遭遇后流着眼泪举起酒杯，说“中国人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养育了敌人的孩子，这种无私的爱是举世无双的。中国的母亲是伟大的，是世界母亲的典范。为中国的母亲们干杯！”
日本厚生省1982年6月对永久归国定居的68人的生活实态做过调查，52%是与中国家庭分开以后回来的，其中八成离开了养父母，两成是与子女分离的，一成是与配偶分开而回国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孤儿的回归又造成了新的家庭割裂……在日本，对双亲的抚养属道义问题，法律无法强制。但在中国，依《婚姻法》第十五条规定，“子女对父母负有抚养义务”，《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拒绝抚养，情节恶劣者处五年以下徒刑”……1984年3月17日中日双方达成六项协议，中心议题便是养父母的抚养问题，依着中国人的习惯观点，老有所养的问题不解决，一切认亲都是白搭。
回国定居的残留孤儿要想与日本社会相融电是十分不容易的，要付出艰苦长期的努力。语言的障碍，价值观的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就职自立的艰难，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其中不乏经过努力奋斗取得的成功者，例如李养顺、王家模那样的，当然也有不成功的，1979年3月，岩手县一归国女性因不习惯日本生活而投井自杀，1983年爱知县一回国妇人因语言方面障碍而投身飞奔的列车……对于已死的残留孤儿，我无法了解更多，仅能从报纸的字里行间，从家属讳莫如深，闪烁其辞的谈话中推断出一二。最后我不得不用文学形式对这一事实加以表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