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打算撰写一本关于战争理论方面的书。
对我而言，战争理论是陌生的。而且，我多次说过，我是一切理论的敌人。在我看来，战争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生活中最严肃的现实。事实上，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过，我并没有打算重复那些妇孺皆知的东西。
由于这本书的读者定位是全体人民，所以我重点研究的是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所不熟悉的方方面面。民族生存斗争的本质是全体人民必须要了解的大事情。但是，他们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并不需要通过阅读浩瀚如海的战争教科书，而只需要简明易懂的解说就足够了。
在此要做一下声明，我在这方面所讲述的东西纯属个人最为重要的战争经验，而不是像某些国家猜度的那样，是什么官方言论。
大约100年前，战争理论大师冯·克劳塞维茨就对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经验做了深入的研究，写成了《战争论》一书。该书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屈从我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这点完全正确。在研究为达到这个战争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时，克劳塞维茨只考虑通过会战和战斗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这点成了进行战争的毋庸置疑的原则，也成了总体战领导者的首要任务。
因此，克劳塞维茨这个在战场上消灭敌军的观点，势必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此，冯·施利芬将军在1905年《战争论》再版前言中，也做了中肯贴切的论述。而我也对此深表赞同。
但是，我想说，这部书纵然是经典著作，但它是过去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已跟今天的情况脱节，甚至可以说，《战争论》会扰乱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误入歧途。
克劳塞维茨说的“战争的多种多样性”的那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对于“战争的多种多样性”，克劳塞维茨这样写道：
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就越大；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一切就越是为了击垮敌人，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就更加一致，战争看起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趋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战争离它的自然趋向就越远，政治目的同抽象的战争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起来就越是政治的。
紧接着，克劳塞维茨又进一步探讨形成战争的新特性的原因：
虽然战争在本质上和形式上发生重大变化，虽然这些变化让战争更趋向于其绝对形态，但这些变化并非是因为法国政府已摆脱了政治的束缚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为战争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而导致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巨大威力。
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那个时代，政府首脑无视民众意愿而发动的“内阁战争”，即政府依靠军队进行的战争已经荡然无存了。当时所说的民众参与战争，往往是指民众交纳税款，或者因为部队的行军、宿营和作战而直接受到伤害。
法国大革命则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将人民力量直接吸纳到战场上，只不过当时并未彻底形成像克劳塞维茨说的“抽象的”或“纯粹的”形态。1866年和1870-1871年的战争，法国虽然在甘必大[1]领导下显得生机勃勃，并获得了全民族的同情，但是它依旧没能阐明战争的本质。
而这种战争形式对我们而言，依旧是陌生的。我们只能说，在1870-1871年的战争中，德国政府对在法国出现的这种新战争形式手足无措。对德国而言，战争是军队的事情，与民众没有直接的关系。此时的战争依旧在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本性的学说范围之内。
但是，世界大战[2]和近150年的所有战争相比，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不但参战国的军队在战场上厮杀，就连参战国的民众也参与其中。于是，战争变成了人民的战争，它让人民陷入战争的危险之中。对于这场战争，我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一书中这样写道：
跟以往相比，虽然武装力量和作战兵器更加强大，但是陆军和海军的作战仍一如从前。另一方面，人民倾尽全力支援战争，作为军队的后盾，给军队以鼓舞和支持，这个特点在近年的所有战争中都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当前的战争中，军队和人民已经融为一体，想要分清哪些属于陆海军的范围，哪些属于人民的范围，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人民战争真正体现出它的字面含义。
世界强国汇聚人民的力量进行相互对抗。它们在进行陆战和海战的同时，也对敌国人民的肉体和精神进行攻击，以期达到瓦解敌国人民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
从总体战上看，战争不单单是军队的事情，而且是直接与参战国的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息息相关。
总体战的出现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日渐冲突的争霸斗争，表现在削弱各民族和镇压反抗者的勃勃野心；二是普遍兵役制的出现及使用杀伤力逐渐增强的武器装备。
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的多种多样性时代已成为历史，总体战却随着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比如，随着飞机性能的改善和数量的增加，它不仅能执行投掷各类炸弹的任务，还能够向居民散发传单和其他宣传品。比如，无线电设备，随着其性能的改善和数量的增加，可以执行向敌方进行宣传的任务。
这种变化多种多样，举不胜举。世界大战中，由于敌军作战区域纵深的正面有数百千米宽，以至于在该区域内的居民被卷入战争。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战场，从现实意义上说，它早已扩展到作战国的全部疆域。
在这样的战争中，军队和人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而且还间接受到粮食禁运和宣传等活动的影响。这种情况跟战史中所描述的被围要塞的居民一样，他们最终因为战争的折磨和为生活所迫而弃城投降。
因此，总体战不仅针对军队，也直接针对人民。这是无情的和真切的现实，每个国家都会用各类作战手段来为该现实服务。如果用一句老话来形象地描述总体战，那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则最合适不过了。如此一来，总体战的所有参战国的民众将承受巨大的精神负担。
但是，战争不会轻易爆发，只有在整个民族的生存遭到真正的威胁、全国民众众志成城决心投入战争时，总体战才会付诸实践。这一特点是由总体战本质所决定的。
以前那种战争，即政府无视民众意愿，以及为实现有限的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与总体战相比，这种战争与其说是维护民族生存的道义战争，不如说是纯粹的强盗战争。
在“殖民战争”中，侵略者凭借船坚炮利、训练有素的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灭掉一个民族或者部族，被侵略者则因为生存遭到威胁而被迫反击。对于被侵略者而言，这种战争更具有总体战的性质，因为他们是为了道义而战。
除了这点，可以说，殖民战争是最不道德的战争，甚至配不上“战争”这个崇高、庄重的称呼。因为殖民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民族生存而进行的，而是完全出于利欲[3]。
如果我们对总体战的特性进行深入研究，那么便能得出意义深远的结论。从克劳塞维茨至今的100多年里，战争的本质早已发生变化，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或许是政治本身先发生了变化。
结合我在上面引用《战争论》的引文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究竟是如何看待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当时，他只关注所谓的对外政策，即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宣战和媾和等问题，而忽视了另外一种“政治”。克劳塞维茨认为对外政策的意义远远高于战争的意义。尽管他对统帅做了一定的评价，但他依旧认为，战争和统帅都是紧密依赖于对外政策的。
为了更好地证明这点，我们再来看看《战争论》的一段话：
由此可见，战争不单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的另一特殊手段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与该手段相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且提出这样的要求并非无关紧要。但是，不管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如何，我们只能将它当成对政治意图的修改，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在另一处，克劳塞维茨这样说道：
我们再强调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所以，从战争主要方面来说，战争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或许克劳塞维茨也对自己过分看重外交政策的观点产生怀疑。他在另一处认为战争不仅关系到外交政策，还涉及一个国家的全部政策，尽管他没有触及事情的本质。他这样说道：
这种情况（即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常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