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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与中国武术世界的冲突

自马可·波罗（Marco Polo）以来的许多世纪中，访问中华帝国的西方旅行家们，从商人到使节，从传教士到军人，在丰富多样的各类中国旅行记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从未提及一个武术世界（world of martial arts）或者江湖空间（space of rivers and lakes）的存在。这一点常令我们感到惊讶，但却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中国的保护者和朋友，即远比他们更为熟悉中国社会的官员、地方绅士和平民，对此也仅有极其有限的了解。一般的居民对此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某位匿名的“骑士”忽然出现，杀死了某个本地的黑帮头子，或者不知姓名的“采摘花朵的窃贼”（Flower‐Picking Thief）又蹂躏了某位富翁的美丽女儿这样的市井流言；在文人的作品中，曾不时流露出对游侠骑士和“剑仙（Sword‐Immortals）”的向往，但成为帝国官僚的吸引力对他们而言远远大于进入这一领域；在帝国朝廷的正式文告中从未承认这个秘密世界的存在，虽然它谴责其中的许多人是叛乱分子、邪教徒和穷凶极恶的盗匪；帝国的将军们和情报系统的官员或许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但是他们不会对一般居民透露这些不适宜的信息，否则会引起皇帝陛下臣民们的严重不安：整个中华帝国，通过其自身意识形态的透镜来看，是被“上天之子”和儒家哲学的权威所照耀的中央之土，这里不允许存在不受皇权支配的黑暗领域。虽然事实上，这样的领域一直存在着，如同中国道家哲学中的阴与阳，它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帝国结构形成对立和互补。但对此，并没有形成一套相应的话语加以描述。对于远离这一领域的人们来说，它是无可名状的黑暗混沌。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之前从未了解中国社会中除了官员、士大夫和底层民众之外的另一层面。但自从1840年的第一次英华贸易战争后，西方人的势力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国事务，不可避免地要和这一秘密世界发生冲撞，结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悲剧性的。

西方人同中国武术世界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始于1853年，当时，刚刚成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外来劳工，他们逐渐将民间的各种秘密社团引入到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这些秘密社团的组织者们很快发现这个处于中国政府和西方殖民者之间的地带是他们进行反政府活动的绝佳场所。三合会（天地会的一个分支）的首领刘丽川统一了当地的若干会党，成立了上海小刀会。他们在1853年9月7日发动了起义，攻占了上海及其周边的若干县城，并向此时在帝国南部发动叛乱的太平军政权称臣。对于这些手持小刀、挥舞拳脚的奇特叛军，来自西方的冒险家们最初保持了谨慎的中立。但连年的叛乱严重影响了西方商人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并导致各强权的干预。在叛乱开始一年后，法兰西的军舰轰开了上海的城墙，两百多名法军随即攻入上海城，结果他们在遭到惨败后不得不退出上海。这一失败令法国人印象深刻。他们没有再度进攻，而是联合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围困了上海。不久后，叛军粮食短缺，不得不设法突围，他们在夜间离开了上海，部分被清军和西方国家的军队所杀，另一部分投奔了在南京的太平军，这样就结束了西方人和中国武术世界的第一次碰撞。1

第二次大规模的碰撞发生在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天地会（Heaven and Earth Society）的武术家刘永福于1866年在广西组建了一支“黑旗军”（Black Flags），进行反政府活动。不久后，这支军队被迫撤退到越南，在那里他们遭遇了正在入侵越南的法国军队，并不可避免地与后者发生了冲突，这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的爆发。战争开始后，刘永福的军队与清朝政府达成和解，并在1885年3月的镇南关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法军。但在几天后的驱骡战役中，即使精锐的黑旗军也在法国人的优势火力下遭到了重创，伤亡超过七千人。此时在巴黎，儒勒·费理（Jules Ferry）内阁的倒台及时阻止了战争形势的逆转，战争最后以对中国相对有利的和约结束。2

更为西方人所熟知的是1899年—1900年的拳民之乱（Boxer Rebellion）。似乎在一夜之间，数以万计的半吊子武术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三个月前还是朴实的乡民——仿佛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挥舞着“消灭洋人”的旗帜，勇敢地向他们所能见到的一切西方人和他们的中国朋友发动了歇斯底里的攻击。这些拳民相信他们的内功和拳术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西方枪炮的打击，这种狂妄的自信弥漫在中国朝野间，甚至感染了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孝钦皇太后。在西方人的武力威胁下她狂妄地向所有的西方国家宣战。不出意外地，这次战争在极短的时间内以八国联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3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中，传统的中国武术世界第一次遭遇到了中华帝国政府之外的另一个敌人——工业革命后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并发现后者的强大远远超过自己之前所遭遇到的一切强敌。在上述的三次冲突中，中国的武术家们尽管也取得过局部的胜利，却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的血肉之躯无法与西方人的枪炮相抗衡。这个悲剧性的遭遇最终导致了中国武术世界的解体，而它的敌人甚至并未注意到其存在。

一位反对者或许可以举出孙禄堂、杨露蝉、霍元甲等帝国晚期著名的武术家来论证中国武术界的延续性，但是少数精英的出类拔萃难以掩盖整个体系的衰败。正如在当代中国，仍然有少数精通儒学的学者存在，但是无可否认儒学作为主流思想已经走向没落。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中国武术上，一旦原本试图学习武术的青年发现，他们花费二十年时间所学到的高深格斗技巧往往敌不过一个孩童手上的一把手枪时，中国武术的没落就无可避免了。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武术和江湖的分道扬镳。武术不再成为江湖空间中的主导力量，取而代之的是火药和子弹。事实上，在拳民之乱后仅仅几年，天地会等秘密社团就已经拜服在热兵器的威力之下，并用之来暗杀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商雅森博士（Dr. Sun Yat‐sen）就是靠这些用热兵器武装和重组的帮会势力建立了同盟会，在1911年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政权。

中国武术系统的衰落和玛雅人的天文学失传，或者古希腊的数学在中世纪被遗忘一样，是世界文明史上无可估量的损失。毋庸置疑，中国人在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通过其特殊的文化实践和意识形态，掌握了对于人类身体运动的精确把握之技巧，并最大限度地开发了其潜能。但是这些成就的绝大部分，已经被现当代的中国人民所遗忘。西方人直到最近的时代——首先应该感谢李小龙先生和查良镛博士——才对此有所认识。

在美国，1973年，马萨诸塞州首次承认了针灸的合法地位，此后在五十一个州都陆续得到了合法化，今天，有一万多美国人在学习这一古老的东方人体技术，而接受过其治疗的美国人民多达数千万人。但是点穴的技术已经失传，也许在此后几个世纪里都不会复兴。阻碍这一技术复兴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科学中根深蒂固的主客体分离的对象化倾向，通过其表面上的技术之胜利，使得主要通过内省和自我调节的方式探索人体的东方智能被深刻地压抑了。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以来，灵魂和身体被当成本质上不同的实体，一切可被经验的事物，都被当成外在对象那样被观察、计算和控制，而通向内心的原始体验之途径则被堵塞了。笔者认为，西方思想最大的误区之一是，这些体验并非仅仅是心灵的（psychic），而同时也是身体性的（bodily）。只有通过这些基本体验本身，才可能对人的身体性存在有本真的（authentic）把握，也才能让心灵成为身体真正的主人，从而产生出让我们今天的生理学无法理解的诸多现象，例如元婴（original embryon）和真气（authentic air）。

人们有时候会想知道，如果西方的科学和东方的古老智慧能够结合在一起，将会产生出怎样的奇迹呢？历史并非没有提供这样的机遇，但是结果却如同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诗中所哀叹的那样：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东方与西方，永远碰不上。

武术世界在中国出现的条件

已故的萨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教授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武学或武术科学（The science of martial arts）出现在中国而非西方？这个问题可以被视为李约瑟问题（The question of Needham）——为什么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而出现在西方——的反题。写作本书的初衷之一，就是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尝试。在这篇导论中，我们将对此做一番先行考察。

在任何文化中，都有格斗技巧或广义的武术的存在，但只有在中国文明中，武术的发展才不只是停留在单纯技艺的范畴，而深入到理论反思的层面，因此，成为了一门基于对人体之深入了解的学术。无疑，这一点是武术在中国文明中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的直接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一点仅仅在中国文明，而非在其他文明中也得到同样的发展呢？为什么似乎同样出色的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以及西方文明中没有发展出类似的高等学术呢？

在此我们还不能就中国文明本身的特质考察其具体机制，但是仍然可以从一般方面勾勒出武学在中国产生所需要满足的若干条件。首先无可置疑的是，任何可能发展出武学的民族，必须是一个具备文明的民族。亦即这一民族具有能够记载和传承其武术成就的文字系统。诸如黑非洲的黑人、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爱斯基摩人，以及北美的印第安部落，无论其表现得有多么骁勇善战。他们那里不存在城市、文字和礼仪建筑，也就不存在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