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稳地靠在“玛鲁鲁”号汽船的舷杆上，那个打着黑领结、身着白色夜礼服的英俊小子风度翩翩，就像复苏了的“箭”牌衬衫广告画上的模特，此刻他正心满意足地凝视着粼粼波光，银色的月光均匀地铺洒在无尽的水面上。
时而，薄薄的水珠会轻溅到他那张轮廓鲜明的脸上，时而，依偎在他怀里的年轻美貌的社交新秀会送上甜甜的一吻，她那玲珑的曲线在深蓝色的夜礼服下清晰可见，这温润的夜晚、这凉爽的季风怎会不激荡起华服下少女的芳心？空中闪烁的群星和她颈下的钻石项链与纤细手腕上的钻石手链交相辉映。
她叫伊莎贝尔·贝尔，一个响亮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格莱汉姆·贝尔的侄女，这名字意味着她足以支付起长途旅行的花销。
他呢，也许是名来自东海岸的阔少爷，出身于有四百年历史的名门豪富之家。不过从他那棱角分明的外型来看，他也许是“卡菲社团”的一分子，是名舞台或电影演员，或是名快乐的运动员。
没准儿他是名剧作家，多年来历经磨难，砍伐树木、与野牛搏斗、驾驶汽艇等等，这样的生活将他磨砺得通晓事故，于是他为普利策奖而写作——那些打动人心的文章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非人道，而且他决不会让好莱坞的那些极端分子破坏他的杰作。就是他，一位出身平民阶层的天才人物能与上流社会的精英亲切交谈，甚至相依相偎，可能还会像传言中的那样，在几个小时后偷偷地溜进伊莎贝尔·贝尔的高级舱房，进行一些上流社会内部的“交易”。
或许，他不过是一名前往某个热带岛屿的文雅侦探，去着手调查一桩卑劣的案件，在那桩案子里，邪恶的暴行欺侮了一名可爱无辜的白人妇女。
亲爱的读者，你刚刚所容忍的那些胡言乱语中，最接近事实的，无论你相不相信，就是最后一种。
那名靠在舷杆上的“英俊小子”，看上去有些“意志薄弱”，那就是我—一内森·黑勒，一个在迈斯威尔街长大的穷小子，刚刚离开芝加哥警察局，受命调查一件棘手的案件，这案子能使芝加哥最高明的警探都为之摇头。我身上这套体面的白色夜礼服——连同那张昂贵的船票，抵得上我一年的薪水——是由一名圣徒般传奇的赞助人提供的，他也住在芝加哥。
出于私人目的，我竭力搭讪这位迷人的贝尔小姐。虽然，她对我的身份知道得一清二楚，绝不高估我的社会地位，却对我低俗的职业有着浓厚的兴趣，更何况我还是一名二十出头的美男子呢。
所以真相就是……伊莎贝尔自降身份——那么，我呢？
我时刻记着我是在去往“伊甸园”的途中。
几周以前，一个老朋友突然打来电话，将我从芝加哥警察局一件缠人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当时我正在调查飞行英雄查理斯·林德波夫的儿子被绑架一案，那孩子才二十个月大。芝加哥的黑帮分子艾尔·卡朋涉嫌卷入此案，他刚因逃税入狱，又在牢里大肆发表有关绑架一案的可疑言论。
所以一九三○年三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充当着芝加哥警方、新泽西州警方以及林德波夫三方之间的联络员，来往于新泽西、纽约和华盛顿之间调查着这案子的方方面面。
不过到了四月上旬，我所参与的挠头的早期调查已基本告一段落了（这部分我在上一本书中已经详尽描述过了）。正在这时候，我在林德波夫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邀请我去沙迪餐馆共进午餐，这家餐馆坐落于曼哈顿演艺区的中心地段。能从案子让人厌烦的收尾工作中摆脱出来，我感到如释重负。
我把法拉利车交给门口的一名戴着红帽子的侍者后，又在另一名穿着红色制服的侍者引领下穿过大厅。大厅里有着高高的穹窿，光线十分充足。之后我被带到了餐厅，这里的光线变得十分柔和，四面是温切又不乏男子气的嵌板装饰，墙上还挂着栩栩如生、色彩生动的名人漫画像。
有些漫画像活了过来。在餐厅的最里面，乔治·吉雷正在一名金发女歌手的陪伴下，对着盘中剩下的羊排发表着“颂词”。玛尔特·威温在一间橙红色的雅座中接待着他的爱慕者，一心一意地对着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高谈阔论，他的听众大部分是迷人的年轻女孩子。巴巴拉·斯坦威克，她那头浅棕色的秀发剪得像男孩一样短，不过依然和银幕上一样韵致优雅，此刻她正和一名秃顶的年长绅士边饮着酒边聊着天，那个人看起来像名制片商或经纪人。杰克·达姆——难道他没有自己的餐馆吗？——一边吃着炸肉饼，一边与漂亮的姑娘调情。
可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既不是来自百老汇，也不是来自好莱坞，或是新闻界、运动场，而是来自遥远的“草原牧场”——芝加哥。他背着墙坐在圆形雅座的里面，面前白色的亚麻台布上不仅为他，还为另两位未到的客人摆好了餐具。
即使是坐在那里，他也相当引人注目，圆桶形的大脑袋，穿着未经整理的灰白色西装，松松垮垮的蝶形领结像只滑稽的活结一样晃来晃去；头发也是灰白色的，中间有些秃顶，厚重的额发像逗号似的悬垂在右眼前，这更突出了他那张粗糙的、沟壑纵横的脸。在这张脸上，那双剃刀般锐利的棕色眼睛和阿帕克式的颧骨格外引人注目。卡莱斯·达伦正在心不在焉地往小圆面包上抹奶油，抹得毫无章法、完全敷衍了事。一看见我走过来，这位已经七十岁的退休律师朝我孩子气地凋皮一笑。尽管我们在一年前我父亲的葬礼后再也没见过面，可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刚刚见过一样。“你得原谅我不能站起来。我的腿不再是过去的老样子了，而且现在我正急于要大吃一顿呢。”
“如果露比看到你这样，她肯定不会赞成的。”露比是他挚爱的妻子，她自封为达伦的主管。
“反对被驳回。”他一边笑着，一边大口嚼着面包。
瓷器和银器丁当碰撞声，自我炫耀的喧哗声在屋里响成一片。这可真是一个进行私人谈话的好地方。
在他的身旁坐下，我朝对面的空位点点头。“我们等人吗？”
达伦点了点乱蓬蓬的头，“一个叫乔治·林赛的华尔街律师，哈佛的毕业生，也是威尔德·德那汶的合伙人之一。”
“哦，”我笑了笑，“所以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
德那汶，国会荣誉奖章获得者，也是战争英雄，是林德波夫的好友，在寻找失踪孩子下落方面出过不少力。
“有人向我推荐了德那汉律师事务所，”达伦边嚼着面包边草草地说道，“因为达利·马洛退出了。”
尽管达伦想轻描淡写地搪塞过去，可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达利·马洛是几乎和达伦齐名的刑事大律师，在很多案子里他们曾并肩作战，这中间就包括田纳西州的斯格普斯一案，这桩案子为达伦从威廉斯·吉宁斯·达伦手里挣得一大笔钱。而为两名未成年的“激情杀手”利奥德和利奥普德的成功辩护使他声名鹊起。
“马洛退出了什么？”我追问道。
“我正在考虑的一桩小案子。”
“别对我说你又套上了轭套，刑事大律师。你不是已经退休了吗，呃？”
“我知道你只读一些通俗小说和福尔摩斯探案集，”达伦机智地避过话锋，“我想你可能不知道，报纸上……华尔街出了些小风波，股票跌得很惨。”
我嘀咕着，“我听说你在经济危机中损失很惨重。不过我也听说你现在正在从事写作，怎么，难道你不是巡回演讲中的热门人物吗？”
他的口气更具说服力，“所谓的经济危机减少了我本来就不宽裕的经济来源。在这样一个只有惊险小说才广为畅销的年代，我出版自传不是件可笑的事吗，你不这样认为？”
“你所经历的那些事不就是活生生的惊险故事吗？”
“我可一点儿不想把我的生活和工作歪曲成流行小说的模样。”他又开始往面包上抹奶油了，那双锐利的眼睛微眯着，紧紧盯着面包，瞧都不瞧我一眼，不过他左边脸颊上那抹越来越深的笑意却是冲着我的。“不管怎么说，孩子。生活中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事，我想你现在总该明白这一点了吧！”
“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伸手拿了一个面包，“对于一个憎恶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来说，你却对每一美元都有着贪婪的渴望。”
“说得不错，”他大度地附和着，又咬了一大口黄油面包，“我像所有人一样——意志薄弱，有很多缺点。”
“你是你周围环境的真正受害者，刑事大律师，”我说道，“更不要说遗传了。”
他笑了一下，“孩子，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你机智，又有勇气，还有不错的头脑。不过只有这些还不足以解除压迫我们的层层束缚。”
达伦大律师是我所见过的人中，少数可以把对生活的悲观看法用最欢快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人之一。
“这也不全是为了钱，”他坚持说，诡秘地眨眨一只眼睛，“但是千万别告诉露比我是这么说的——我好不容易才使她相信我们的经济是多么糟糕，我出于无奈，不得不从退休状态中挺身而出。我告诉她这是我接这案子的惟一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