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一本蒙台涅写的那种书,但我的目的与他的目的相反,因为他的《论文集》完全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我逐日撰写的文章则是写给我自己看的。【1】
卢梭
各位读者,这是一本一字一句皆出自真诚的书。你把书打开一看,就会发现,书中所言,除家庭和个人之事以外,便无别的。【2】
蒙台涅
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开始写作于1776年秋季。1778年5月20日他离开巴黎,搬迁到吉拉尔丹侯爵向他提供的埃默农维尔山庄的新居。在新居仅住了一个多月,7月2日上午在山庄散步回家后,突感不适,病情急剧恶化,来不及抢救,于11时与世长辞。从1776年秋到1778年7月这一年多“孑然一身,没有兄弟,没有邻人,没有朋友,没有可与之交往的人”的日子里,卢梭为什么要记述他散步中的“梦”呢?读者在展卷阅读本书之前想必要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好,先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了解卢梭写作此书的因由和思路的展开与笔调变化的掌握,是有帮助的。以下,译者谨就管见所及,与读者一起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事情要从《忏悔录》说起
(1)听众的沉默是不祥的征兆
1764年末,卢梭在莫蒂埃【3】开始写作《忏悔录》。1766年3月至1767年5月流亡英国期间写完了前几卷,而最后1卷(第12卷)大约于1770年杀青。他满怀希望,以为用这部“披肝沥胆地暴露自己”的书可以证明自己的无辜,消除人们对他的误解,终止官方和教会从他的《爱弥儿》1762年被判为禁书之后对他的迫害,并揭露敌人对他的诽谤和施展的种种阴谋。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敢于结束1767年5月从英国潜回法国之后居无定所的逃亡生活,回到巴黎。多亏孔迪亲王从中帮助和多方疏通,巴黎当局才默许他回到首都,只要他不随便发表文章,大家就不管他。于是,1770年6月24日他又回到了他从前居住的普拉特里埃街(今让—雅克·卢梭街)的圣灵公寓;经历了8年苦难的流浪生活到此终于告一段落。
他始终记住他此次回到巴黎的目的。尽管他“不随便发表文章”,但他要另想办法“公布事情的真相,他几次邀请公众来听他朗读他的书【4】。第一次是12月在佩泽侯爵家,第二次是12月末在多拉家,第三次是1771年2月念给瑞典王子听,还有一次是5月在埃格蒙伯爵夫人家”【5】。在埃格蒙伯爵夫人家读完第12卷【6】后,他表情严肃地发表了如下一段声明:
我讲的都是事实。如果有人说他所知道的情况与我所讲的情况相反,即使他说的情况是经过千百次验证的,他心里也明白,那全是谎言和诬蔑不实之词。如果他不去深入调查,并在我活着的时候给我把事情弄清楚,那他就是一个不公平正直和不尊重事实的人。至于我,我要在这里毫无畏惧地公开声明:将来无论什么人,即使他没有读过我的书,只要他亲自对我的天性、我的人品、我平日的作风、志趣、爱好与习惯进行一番观察之后,还硬说我为人不诚实的话,那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被绞死的人。【7】
他讲完这段话以后,满以为可以得到热烈的响应,然而听众却报以死一般的沉寂,一个个全都默不作声。这样的气氛,不仅令人尴尬,而且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果然,1771年5月10日,巴黎警察总局局长应埃皮奈夫人的请求,下令禁止卢梭向公众朗读他的书;法官也召见他,告诫他要“安分守己”,否则就会导致法院对他的旧案重提。这一下,他被封住了嘴。
敌人胜利了,让—雅克·卢梭再一次遭到失败。
(2)圣母院的祭坛被关闭,这难道是上天的旨意?
卢梭失败了,但他并不认输。禁止他向公众朗读《忏悔录》这一做法的本身,难道不是正好证明他的敌人心里有愧,证明他的敌人还在继续玩弄阴谋,而他更加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吗?现在,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继续为自己辩护,而是如何辩护;这时,他忽发奇想:写一本与《忏悔录》在形式和笔调上完全不同的书;在这本书中,他将不像在《忏悔录》中那样详细陈述事实和内心的感情,而要自己对自己作一次客观的分析和评判。他把自己一分为二:把“让—雅克·卢梭”分为“让—雅克”和“卢梭”,另外还设想了一个法国人,通过他和这个法国人的对话,阐明他一生行事的是和非。从1772年到1775年底,他极其秘密地以《卢梭评让—雅克》为题写了三篇《对话录》。文字有时明快,有时晦涩,拐弯抹角,故布疑阵。被一分为二的卢梭和一个法国人谈论那个人人都在评说,但谁也不真正了解的让—雅克。卢梭读过让—雅克的著作,并且十分赞赏,而那个法国人没有读过让—雅克的书,却没完没了地重复让—雅克的敌人散布的流言飞语和捕风捉影之词,说什么作品是好的,但作者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作品的“好”与作者的“坏”是矛盾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如何论证让—雅克是一个好人?如何论证这个热爱真理和热爱人类的让—雅克与他的作品之间的统一性?是卢梭这部《对话录》全书的主题。
第一篇《对话录》主要是回顾他的敌人对他策划的一系列阴谋,并坦率承认他的过错,后悔他不该抛弃他的孩子,他说他良心上的责备使他感到如同身在囹圄。在第二篇《对话录》中,卢梭说他经过调查,查明让—雅克并非人们所说的是一个坏人;人们之所以迫害他,是因为他敢说真话,他说:“让—雅克人如其文;他言行一致,他的生活与他奉行的立身处世的原则是一致的。”第三篇《对话录》主要是让那位法国人讲他的看法;他说他在读了让—雅克的著作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些著作的作者并不是一个坏人,还说他将和卢梭一起去收集能够证明让—雅克为人正直的证据,以便让后世的人们终有一天明白他是一个好人。
《对话录》大约完稿于1775年末;写好后,他并不公开发表,而是想悄悄把它藏在巴黎圣母院的祭坛上,托付给上帝替他保存。1776年2月24日他走进圣母院时,突然发现祭坛被人用栅栏围起来,栅栏的门被锁上了。他在巴黎生活了三十余年,从未见过祭坛周围的通道被关闭过,今天突然关闭,难道说上帝也要把他拒之门外吗?既然如此,以后就听天由命好了。于是他决心从此以后永远放弃为自己申辩的打算,因为他深信“不管人们怎样做,上帝自有安排,……我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人们就休想折磨我,就休想使我死时心里不得安宁。”【8】他告诉人们“休想按照他们的模式塑造一个让—雅克;卢梭将永远是原来那个卢梭”【9】。看来,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用另外的方式和笔调写一部表述自己是何许样人的新作品;1776年九、十月间,《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的构思已大体上在他心中形成。
[二]1770—1776年:他以替人抄写乐谱谋生
有些人根据《对话录》中某些情节的描述十分荒诞,便认为卢梭写作此书时神志已经错乱,他晚年的头脑已不清晰。其实不然;我们从第一篇《对话录》中就可看出,书中的叙述是按照一定的顺序铺叙的,尽管有些谵言妄语,但事情的发展是合乎逻辑的。是的,卢梭晚年的脾气有些乖张,有时甚至反常,但他的思维一直是正常和健全的;1770—1776年这段时间,他的写作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应波兰米谢尔·韦罗尔斯基伯爵的请求,替波兰王国写了一本《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1771—1772);他为他的芭蕾舞剧《乡村巫师》增写了6首新的曲子,另外还写了许多短歌、抒情曲和二重唱,加起来大约一百首,在他去世后汇成一个集子,题为《我贫困生活中的慰藉》;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他就到巴黎郊外去采集植物标本,而且,“为了讨得德莱塞尔夫人及其女儿小玛德隆的欢心,他还写了8封《关于植物学的信》。他说写这些信的目的,是使孩子们养成‘认真观察,特别是养成正确推理的习惯。’”【10】除了这些活动以外,他还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离恨天》的作者森彼得【11】就是其中之一。卢梭一生穷困,晚年靠替人抄写乐谱谋生;据他的账簿记载,这7年里替人抄写的乐谱有12000余页之多,“许多知名人士,如里涅亲王、加里齐纳、达尔贝公爵、德·克罗伊公爵、克伊翁伯爵,都曾气喘吁吁地爬几层楼梯到他的陋室来看望这个工作认真的小人物,只见他一刻不停地抄写,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音。”【12】他这样勤奋工作,直到辞世前一年——1777年8月才完全停止。
[三]最后一线希望一破灭,《梦》【13】的写作便开始
在《忏悔录》和《对话录》这两次为自己辩护的努力失败后,卢梭并没有气馁;他还依然抢着有朝一日为自己洗刷冤屈的希望。然而,正如俗语所说的:万事都有一个“料不到”,他的希望再次落空;他在《第一次散步》中写道:
我心中恢复往日的平静的时间,到今天还不到两个月。尽管我早就什么都不怕了,而且满怀希望,但这个希望时而浮现在我眼前,时而又离我而去,搞得我心绪不宁,时忧时喜。突然,一件从未料到的令人伤心的事情把我心中的一线希望全都扫除干净,使我感到我的命运今生将万劫不复,再也无法挽回。从这个时候起,我决定一切都听天由命;如此决定之后,我的心才又重获安宁。【14】
这段话中所说的令人伤心的事情,是1776年8月2日孔迪亲王突然病逝。1762年卢梭虽逃脱缧绁,未身陷囹圄,【15】但他心里一直想现身公堂,当众为自己申辩,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恢复自己的名声,而唯一能帮助他达到这一目的的人,只有这位亲王;亲王一死,他的最后一线希望便随之破灭。万念俱灰的卢梭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今后不再做任何徒劳的努力。他说:“我要把我一生最后的时光用来研究我自己;我要及早准备我应当为我自己作出的总结。现在让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与我的心灵进行的亲切的对话。”【16】他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