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告白书摘

听说我的The Unlikely Settler（《耶路撒冷告白》）一书要出简体中文版，我非常高兴。这本书是我在耶路撒冷的回忆录，它记述了我在那个中东最受关注的城市的生活。该书已在台湾以繁体中文的形式出版，而现在，它将面向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广大读者—真是荣幸之至。

出版方如此大力地推广The Unlikely Settler，真是不敢当。这本书概括了我八年来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工作和养家糊口的经历。在此，我要向广大的中国读者们解释，为什么应该对这本书感兴趣。

The Unlikely Settler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可它同时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一开始这是我代理人的主意，她让我把个人化的东西加入到政治日记里。她劝我说，我们可不想再出一本会淹没在茫茫书海中的关于中东冲突问题的书。没过多久，她就说服了我。

将个人化的东西混合进政治内容里，这样一来，熟悉巴以现状的读者和不了解巴以现状的读者，就都能看懂了。

那个“unlikely settler”不是别人，正是我。2005年夏天，我来到了西耶路撒冷一座旧式阿拉伯房子的门前。就像带有阿拉伯特征的房子出现在没有阿拉伯籍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周围全是犹太人的地区一样，我的出现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我是两个带有南亚血统的孩子的母亲，也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却来到耶路撒冷，和我的犹太家人一起生活。当时，我是BBC伦敦新闻编辑部的记者，为了去我家人想去的地方，我休了长假。

我首先是一个母亲，其次才是一名记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带着恐惧和好奇，观察着这座城市。这八年里，有挑战，也有激动。在此期间，我既要养家，还要了解这个对我半推半就的城市。我和家人一起目睹了两次加沙之战、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汽车炸弹袭击、持刀袭击、检查站枪击等造成的创伤，从此，这个城市对我的影响开始加深。

这种创伤已经从政治层面渗透到了个人层面，我也是后来才发现这点。

The Unlikely Settler里的故事是从我第三个孩子在耶路撒冷出生开始，以倒叙的方式讲述的。在我之前，有很多外来者想要在这座城市定居。多年以来，我也渴望成为这里的一分子，而他的出生证实了这一点。

一开始，这个城市像谜一样，让我困惑不已—宗教民族混杂；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展开了房地产争夺战，前者因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而深感不满，后者相信《圣经》上所说的土地是上帝赐予的。后来，我着手开拓自己的空间、领地和舒适区。最后，我觉得我做到了—我的孩子们长大了，我学了希伯来语，这里的文化和复杂性在我身上扎了根。我不再是带着一点南亚斯多葛学派思想的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物。

我无法再像局外人一样站在外围，我要加入那整个吞没了我的家庭和地区的日常的战争。我受到了挑衅，我要还击。我对这座城市享有权利。

也许最能吸引中国读者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试着加入耶路撒冷—那座城市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特有的世界大同主义。走在雅法大道（Jaffa Road）上，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亚人、印度人、苏丹人、美国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北非人、阿富汗人……和中国人。那里有一个小社区，里面住的是中国籍犹太人和那些在英国管辖期间来到这里并定居的商人。雅法路上的“曼达林”（Mandarin）是以色列最古老的餐馆，它是联结这座城市不同人群的通道。大家都在试图对这座城市、这个地区宣告自己的权利。乍一看，它可能拥挤不堪，可是它容纳了所有的局外人，并让他们在困难中生存了下来，有史以来，它不都是如此吗。在中世纪的地图上，耶路撒冷被标记为世界的中心。

我如今居住在伦敦，但我经常回去。作为记者、电影制作人和作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那里。最后，我讲一件我最近去以色列编辑一部BBC纪录片时发生的逸事。我相信，接下来的故事，会让你对那奇怪的领地争夺行为和那历来就有的根深蒂固的偏执、好斗与不安的心理有所了解。

飞机上人很多。我的座位在后排，挨着厕所，我被两个人挤在中间。我挤了出去，想看看过道是否空着，或者前排是否还有靠窗的座位。最后，我找到一排，座号是23DEF，旁边坐着一个睡着了的女人。问题是，她占了三个座位。于是我问乘务员，她是买了一张座位的票，还是买了三张座位的票。我得到的回答是“一个—靠窗的”。

我试着轻轻叫醒她，可是没有反应。于是我就在她座位旁等。过了一会儿，她起身上厕所，我就坐到了靠着过道的座位上。

她回来的时候，我把脚偏到一边，好让她过去。可是她突然朝我大喊：“我需要睡觉，你没看见吗，我需要睡觉，我需要三个座位。”

“看到了，但你还是可以睡啊—你还有两个座位。你只买了一张座位的票，对吧？”我说。

“我不想坐在你旁边，你想要我怎么睡，抬起脚，放在你身上吗？”

我很惊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坐在那儿，因为亲切的乘务员会过来解决问题。

她还在大声喊叫：“我失去了两个兄弟，我还在服丧期—还在为其中一个服丧。他们一个在黎巴嫩战争中死了，另一个也在最近的加沙战争中死了。我需要三个座位。我需要睡觉。你走开。”

“她没有义务离开。”乘务员杰拉西莫斯过来对那个女人说，可是，那个女人和一个极端正统派的戴着帽子的黑人男子吼着将他的声音压了下去。

“我一直看着你，你移到那里，现在又不让这个可怜的女人睡觉。”他对我说。

“有话好好说。”我用颤抖的声音对那个女人和那个极端正统派男人说。她突然把脚伸过来，开始大叫：“我说过很多遍了，我说我需要睡觉，可你就是不让。”那个女人准备睡在三个座位上。这时候，我真的相信她会说到做到—把她的脚放到我腿上。

这时，杰拉西莫斯说：“抱歉，在这个航班上，我见过很多这种情况，很抱歉让您受到这样的侮辱，不过，请您别生气，我再为您找一个座位好吗？”

于是杰拉西莫斯把我换到了一对友善的夫妇旁边。他们让我坐在靠过道的位置上。看到他们似乎比我还受伤的样子，我心里顿感轻松。我听到那个极端正统派男人继续说道：“我一直看着那个女人，她是故意这么做的，故意让这个可怜的女人睡不着觉。”然后，他又问那个可怜的女人：“你的兄弟是什么时候死的—刚刚牺牲的那个？”

我从未感到如此挫败过—也从没像这样被动地加入一场争吵。

坐在我旁边的乘客问我还好吗。她穿着一件漂亮的、芥末黄色的毛衣。她很年轻，二十多不到三十岁的样子。我还在因为那个可怜的女人的话而发抖。别人不需要拿硬物敲你的头，只需要对你说一些难听的话，就能给你造成看不见的伤害，仿佛让你变成一个秘密审讯室里的受害者。

这让我认清了冲突的现实，看到了其中的偏执和对领地的沉迷。我迅速看了一眼刚刚空出来的座位—23DE上仍然没有人，可她的两个塑料购物袋放在上面，其中一个袋子上还写着“好好活着”。

“需要水吗？”那个穿毛衣的女人问我。

“好的，谢谢。”我用希伯来语和她说话，然后拿过瓶子，喝了一口。我不断想起袋子上的字—“好好活着”。

“哦，你会说希伯来语！”同座的乘客用我们共同的语言回复我，又说，“要巧克力吗？”说着递给我一块奇巧巧克力。我接过巧克力，但没打开。我发现自己拿着巧克力的手在发抖。然后，我打开了它。

“吃了吧，紧张的时候吃这个很管用的。”她说。从她的口音来看，她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

“研究了五年的心理疗法，她能给予的也只有巧克力！”她的同伴说。那是一个面目温和的染着姜黄色头发的年轻男人。

我开始咀嚼。巧克力果然管用，或者是她那番宽慰的话起了作用？我想，不管怎样，这就是以色列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吧，当然，这枚硬币总是不停地被抛来抛去。

“该我了。那里面已经有糖了，不过，这里还有—你应该需要。”他说着又给了我两个袋子。

也许并没有什么。我若不曾面对人性的低点，也就不会见到人性的高处—被他人友好对待了。那对南以色列夫妇和友好的乘务员杰拉西莫斯都让我感受到了友好和亲切。无论发生什么冲突，我们不能只看到一部分。总有未被发现的部分，那些部分将对已有的现实提出质疑。

我希望我的书能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体验，让他们了解巴以冲突的微妙之处。The Unlikely Settler是通向复杂冲突的桥梁。

利皮卡·佩拉汉

2016.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