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如果不种满鲜花 就会长满杂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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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有什么植物妨碍了我们的计划，或是扰乱了我们干净齐整的世界，人们就会给它们冠上杂草之名。可如果你本没什么宏伟大计或长远蓝图，它们就只是清新简单的绿影，一点也不面目可憎。我与杂草的缘分始于我和植物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而这次相遇是我生命中一次意外的惊喜。

那时我只有二十五六岁，在外伦敦的一家出版社做编辑。每天我都要从位于奇尔特恩的家出发去城乡结合部上班，从伦敦周围沉静的乡村一路行至城市中略带荒凉的角落，我很喜欢这段充满矛盾之美的旅程。企鹅出版集团的教育部可不是什么充满浪漫气息的文艺沙龙，笼罩着这里的只有悬铃木投下的树影。成立教育部是为了开发一种新型的教科书，这样一个先锋部门连选址也不同寻常，一反传统地挑在了希思罗机场北面一英里的地方。这里地处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边缘地带，大片大片的荒地正慢慢被高科技产业占领。在我办公室的窗户下面，大联盟运河载着散落水面的漂浮物源源不断地向伦敦流去，河岸边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来植物。运河往西是交错混乱的采砾场和废弃的垃圾场，它们都古老得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如今那片采砾场更已淹没在水下。拾荒者是那里的常客，他们到处翻捡的情景让人感觉他们似乎正站在某个第三世界的贫民窟外。向北则是错综混乱如迷宫一般的废车场和拖车停车场，德国牧羊犬是那里的统治者。总之这里到处是不知从何而来的垃圾，它们成堆成片地散布在整个区域。而最让我开心的是，这里长满了茂密的杂草。

那时我的工作主要是为辍学的学生编写一些有关时事和社会研究的书籍。当时最时兴的就是这种“联系时事”的读物。这些书籍（其实更像是杂志）中的内容是一些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理解但也有一定政治难度的东西，目标读者群是那些长期颠沛流离的人。而每当我望向窗外那些绿意汹涌的杂草，就仿佛看见那样一个多变不定的世界正飞快地向我们走来。

这片杂草并没什么美丽可爱之处，完全不是英国田园诗中那种野花烂漫的景象，甚至与英式风格沾不上半点边。但它们充满了生机——不加雕琢的、无处不在的、光合作用下的勃勃生机。老旧的垃圾场里，茂密的毒参从碎石中钻出，茁壮地生长着。爬着小虫的喜马拉雅凤仙花散发出清洁剂的清香，几乎把脚下的废玻璃瓶遮得严严实实。来自中国的醉鱼草长得足有30英尺（约合9.1米）高，好几种植物都层层叠叠地被它笼在身下。虎杖来自日本；开着洋红色花朵的宽叶山黧豆则来自地中海；曼陀罗开出的鹅颈花朵精致美丽，不过它们分布得如此之广，以至于我们已无法确知其原产地。在这几种植物之下，生长着更加不起眼的杂草，它们默默地装饰着铺满塑料和玻璃的土地。这里还有用来做苦艾酒的艾草，还有三种茄科植物；款冬的叶子是马蹄形的，刺缘毛连菜的叶子则布满斑点，就像刚被工业用酸喷过一样。孜然芹、张牙舞爪的葫芦和起绒草在这里长成一片——这幅景象除了在这种废弃之地可能出现，在英国别处是绝对见不到的。这些杂草营造出了一种梦幻的气氛，仿佛“废墟”这个词成了一句咒语，轻轻一念便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午休时我常在这片荒草丛生的世外桃源中散步，一边为杂草的繁茂昌盛而惊叹，一边带点天真浪漫地感到它们这种从废墟中重生的力量与我们为之努力的工作是多么契合。这些植物就像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而在这里它们战胜了工业时代的废墟。

这段经历是我与植物世界结缘的起点，也永久地影响了我对那些常被蔑称为“杂草”的植物的态度。我更喜欢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它们，看看我们能从它们蓬勃的生机中得到什么正面的启示。不过我承认，我这种六十多岁的老头对追寻米德尔塞克斯郡奇观的热切劲儿是有点古怪，甚至可能有点不负责任。毕竟按大部分标准而言，它们都是最糟糕的那类杂草。它们中有许多是逃逸到野外的物种，有许多是入侵物种。它们从管理严格的园林和医药公司农场中叛逃，然后四处作恶。有几种杂草极具毒性。至少有两个品种后来表现出了很强的入侵性，以致政府将它们列入了黑名单，写明“在野外种植或导致其在野外生长”是违法行为。但对于杂草而言，环境决定着一切。无论什么植物长在如此残破不堪的地方都会变成杂草。它们被生长环境背负的罪名连累，长在哪里就被认为与那个地方是“一路货色”。那些从垃圾堆中萌芽的植物，自己也变成了某种垃圾。植物垃圾。

实际上，杂草的名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命运是基于人类的主观判断的，妖魔化它们还是接受它们完全取决于我们，但鉴于杂草对环境的种种影响，这一点并不总那么显而易见。自从《创世记》将“荆棘和蒺藜”作为人类在伊甸园中犯错后的长期惩罚，杂草们似乎就背上了许多超出自身本质的东西，人们常常忘了它们就像细菌一样，只是随处可见和不言而喻的普通生物，而非什么文化符号。数千年来它们与农作物争夺资源，奋力反击。中世纪时它们引起过大规模中毒事件，还因此被冠以恶名，暗示它们是魔鬼的幼苗。如今，尽管每年为了对付它们而喷洒的农药比防治虫害的多得多，它们依旧能让粮食减产10%—20%。

而它们造成的问题也日益严重。由于全球贸易的发展，一类全新的杂草正向全世界散播。独脚金是一种美丽的寄生植物，在原产地肯尼亚，它的花朵被用来铺洒在迎接贵客的道路上。1956年它来到了美国东部，在这里它使成千上万英亩的农田颗粒无收。作为一种林地花园的观赏性灌木，虎杖在维多利亚时代被引入英国。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我们只顾着欣赏它精致的花柱和雅致的枝叶，直到现在才发现它是英国最危险的入侵植物。如今想要把伦敦东区奥运会场馆区域的虎杖清理干净，据估算所需的资金为7000万英镑。在这些植物从美景变成杂草的过程中，它们自身没有任何改变，改变的只是所处的地点。

仅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所谓“杂草”的矛盾性和多变性。一个地方的观赏性植物到了另一个地方就成了可怕的入侵物种。几个世纪前还是粮食或药物的植物，现在却可能从云端跌入谷底，变成森林中的不速之客。而把杂草改造为食物、孩子的玩具或文化符号也并不困难。藜就是一种经历了所有这些文化变迁的植物。这种植物最初长在海岸边，后来成了新石器时代农夫常用的堆肥原料，之后因为它的种子油分很足，尽管并不是理想的作物，人们还是选择它进行了种植。再后来，由于人们口味的转变，它成了遭人厌嫌的有害植物，因为它会妨害甜菜等作物的生长（有讽刺意味的是，藜与甜菜同属于藜科），直到成为现代饲料之后它才又挽回了一点地位。

当然，一切都取决于你对杂草的定义是什么。这定义，就是杂草背后的文化故事。我们如何、为何将何处的植物定性为不受欢迎的杂草，正是我们不断探寻如何界定自然与文化、野生与驯养的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些界限的聪明与宽容程度，将决定这个星球上大部分绿色植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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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杂草的定义中，最为人所熟知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当属“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也就是说杂草长在了你本希望长出其他植物或者根本不希望长出植物的地方。这个定义还算贴切，也能解释一些事情。比如英国蓝铃花本属于森林，可一旦到了花园里，它们往往会疯狂地长满整个园子，变成招人烦的杂草；而来自地中海地区的西班牙蓝铃花一旦从花园逃逸，就会变成可怕的入侵者，进入当地的树林，威胁到本土“真正”的蓝铃花。但这些例子中的“适宜”与否有许多微妙之处，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生物归属地就可以解释的。花园是私人领地，蓝铃花入侵时人们会感觉自己那份私密仿佛也被入侵；同样，入侵到英国的西班牙蓝铃花可能会激起你的民族主义情怀，甚至激发出一种审美上的爱国主义：看哪，土生土长的蓝铃花多么柔软，它们弯曲的花茎充满凯尔特风情，与不列颠的树林如此协调，哪像西班牙的花朵那样唐突粗糙，花茎弯得也不像样子。

可是这个定义是十分粗糙的，并且会引出什么才是“正确地点”的问题。以梣树为例，对它们而言这世界上最正确的地点莫过于它们生活的温带树林了。可一旦梣树与其他更具有经济价值的树木长在一起，再加上它们蓬勃的生命力可能会影响护林人的收成，护林人就会管它们叫作“杂树”。在这个例子中，客观意义上的“正确地点”让位于“领地”——一个更加私人化、更具有文化意义的空间。

杂草的判定标准也可能随时间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早期移民就还清楚地记得，一种与他们一起来澳大利亚的苏格兰植物，是如何从故国情怀的纪念品变成非法入侵者的：“有一天我们看见一株大翅蓟长在一根圆木旁边，离马厩不远——很明显是有种子从马饲料中漏出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了……我们把它用报纸小心翼翼地包起来，并用石头压住。没几天工夫，这株小草就长得十分漂亮，我们四处向人炫耀，自豪得不行。可当时谁也没想到，二十多年以后，这种来自苏格兰的蓟草会遍布整片大陆，而且这种草成了有害物种，一些郡县和地区甚至需要设立特殊法案，强制性地从私人空间中拔除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