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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第九王国书评

去往第九王国书评

简介:
彼得汉德克最重要的代表作,一部继承了歌德、黑塞以来的德语文学传统,具有漫游者气质的成长小说。刚结束中学的学业,20岁的奥地利青年菲利普柯巴尔放弃了和同学一起去希腊的毕业旅行,决定前往斯洛文尼亚寻找他失踪二 去往第九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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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第九王国书评》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1944—1948)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1966;《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1967)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的创作在“格拉茨文学社”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经典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莫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去往第九王国》(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幻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世纪文景将陆续推出八卷本《汉德克文集》,意在让我国读者来共同了解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奥地利作家。《去往第九王国》卷收录了汉德克198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去往第九王国》。

    上世纪80年代是汉德克面临种种危机而苦苦思索的时期,既有对文学感知孜孜不倦的探索,也有对生存困惑的深层思考。这一切都以汉德克独有的方式深深地渗透到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小说《去往第九王国》正是这种思考最闪亮的结晶,也代表着汉德克创作的又一个高潮。

    小说《去往第九王国》集汉德克迄今叙述之大成,从篇幅、结构和叙事方式来看,它是作者对宏大叙事前所未有的尝试。这部小说秉承了作者根本的审美原则,融历史回忆和现实思考于一体,又吸收了传统的家庭和成长小说的诸多因素,并且与叙事问题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形成了一幅结构独特层次分明张弛有致的叙事画面。

    这部小说的叙述通过多层交织的回忆展现了作者对现实生存的感知和反思。“我追寻着失踪的哥哥的足迹,来到了耶森尼克。二十五年过去了,或者就是一天”,小说就这样开始了主人公菲利普·柯巴尔的经历、回忆和叙述之旅。四十五岁的菲利普·柯巴尔既是小说叙述者,又是小说被叙述的中心人物。作为叙述者,二十五年前去往斯洛文尼亚的寻根旅程构成了他回忆的中心,而在这个回忆与反思交融的叙事框架中,又嵌入了青年柯巴尔对童年的回忆。在这里,被叙述的时间呈现为三个层面,相衬相映,水乳交融,形象地勾画出了叙述者人生的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现代人成长模式。在现实感知中,叙述者才有能力以匠心独运的叙述方式来重现过去“一部纷乱无序的史诗”,因为“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所经历的一切,还不是什么回忆……对我来说,回忆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地回首往事,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行为,而这样的回忆行为赋予所经历的东西地位,体现在使之生存下去的结果中,体现在叙述里,它可以一再传递到尚未完结的叙述里,传递到更伟大的生活中,传递到虚构中”(《去往第九王国》)。因此可以说,在汉德克的笔下,小说多线穿行错落有致的回忆流成为叙述者反思现实的精神空间。

    这部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其标题分别是“盲窗”、“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和“自由热带稀树草原与第九王国”。这些神秘的标题正是小说密码似的叙述象征。小说第一部分回忆和描述了叙述者1960年夏天离开家乡前往斯洛文尼亚的旅行。伴随着追寻失踪的哥哥的踪迹,叙述者回首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一幕幕被感受为恐惧的经历,异乎寻常的感觉,陌生无助的氛围始终是主人公心灵上挥之不去的生存阴影。菲利普的这种认同困惑源于其家庭出身:作为“奴仆部落”,柯巴尔家族世世代代生活在流亡中。语言也与这个家庭的生存危机形影相伴,世代相传的斯洛文尼亚语与作为“敌对民族”语言的德语形成对立。这种缺少尊严和自主的生存也感染了这个小儿子;菲利普与父亲、病入膏肓的母亲和那个智障姐姐处在一种矛盾重重的状态中。在学校里,他孤立无助,放弃了参加中学毕业旅行,只身前往那个祖先的国度。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个“盲窗”成为主导这个旅行者感受生存的标志,因为在菲利普看来,它们成为一种“友好的象征”。

    小说第二部分表现了菲利普的寻根之旅也是走上叙述之旅。对主人公来说,既陌生又熟悉的斯洛文尼亚风光成为一个令人解脱的生存空间。在那一个个一见如故的地方,他怀揣哥哥的两本书度过了那美妙的停留时刻。一本是哥哥在那里的农业技术学校用斯洛文尼亚教学语言写成的笔记本。那个曾经与众不同硕果累累的家乡果园在叙述者的童年记忆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它正是这个笔记本的结晶。因此,在旅途中,这个青年人自然也把这些种植和优化果树指南当成“教育故事”来阅读。在观察这个如今处于“自然凋零”中的果园时,叙述者觉得这个地方“彻底变成了一个杰作,一个使人的手得以流传和赞美的形式,具有由别的手可以转化成别的形式的裨益,比如说以文字形式”,并且因此赋予自己创作的使命:“真的,我将会向你们叙述的!”而另一本则是1895年版斯洛文尼亚语-德语大词典。菲利普仔细地品味着那一个个由哥哥画上标记的词语,越来越觉得斯洛文尼亚语以其“一个词语童话集和富有活力的世界图像”成为真正的人性生存的象征,因为在这个民族的语言根源中就找不到“战争”、“屠杀”、“暴力”等词语。出于对杀死哥哥的战争的悲伤和愤怒,菲利普在这里发现了充满人性的生存希望。当他沉思于那最后一个被哥哥打上标记的词语时,他的目光便落在了山边那条条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上,觉得它们变成了一行行需要书写的图像。他毅然决然地认识到自己负有叙述的使命,因为“没有这些词语的隐含,这个地球,不管是黑色的,还是红色的,或者是绿色的,便是一片无与伦比的荒漠”。于是,菲利普把这个决定生存的现实经历永远铭刻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