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笔记本多丽丝莱辛

这部小说的形态如下：

先有一个轮廓，或者说框架，即《自由女性》，这是一部约六万字的中篇小说，可以独立成篇，但又分成五部分，被黑红黄蓝四本笔记的章节分隔开。四本笔记的作者是《自由女性》的主人公安娜·沃尔夫。她采用四本而不是一本笔记本记事，是因为她意识到有必要将笔记所记的内容逐一分开，以免引起混乱、无序，乃至精神崩溃。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导致四本笔记的记事停止；结束处都划有一条粗粗的黑线。四本笔记的记录结束后，从支离破碎中产生了一部新的笔记，那就是《金色笔记》。

笔记中的人物有时以匿名时代那种千篇一律的口吻探讨问题、演绎理论、阐述教义，或给事物界定、划类，你简直可以像昔日道德剧里那样称呼这些人，管他们叫“教条先生”、“我因找不到归宿而自由先生”、“我必须有爱情和幸福小姐”、“我做任何事都得以善为本夫人”、“质疑真正的女人在哪里先生”、“质疑真正的男人在哪里小姐”、“我疯了是因为他们说我疯了先生”、“生活就是自身的体验小姐”、“我从事革命因此我就是革命先生”、“如果我们能处理好这个小问题也许就能忘记我们不敢正视大问题夫妇”，等等。但他们也互为映照，相仿相成，思想和行为也是互为因果，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成各自的整体。在书中的《金色笔记》部分中，事物由离到合，黑红黄蓝的分界不复存在，破碎的态势终结后是一种无形之形，最后显现第二主题，即整合。安娜和那个美国人索尔·格林的人格发生“崩溃”。他们疯了，癲了，狂了——你说什么都行。他们“崩溃”后变成了对方，变成了他人，他们突破了为自己的过去而设计的虚假的模式，突破了他们用来自我支撑或相互支撑的模式和规章，从而发生交融。他们能从自己身上听见对方的心声，认识到对方的存在。原先对安娜怀有忌妒，危害极大的索尔·格林转而支持她、忠告她，向她提供写作另一部小说，即《自由女性》的主题。小说开卷句是：“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公寓里”，“自由女性”这个标题其实是反讽。安娜具有强烈的占有欲，待人苛求，她对索尔忌妒得差点发狂，后来却把那本漂亮的新笔记本，即金色笔记，送给他。这本笔记本她原先不想送人，后来却为他的另一作品提供主题，并在笔记上写下第一句：“在阿尔及利亚一处干燥的山坡上，一位士兵看着月光在他的枪上闪烁。”在由两人合作写出的《金色笔记》中，你已分不清谁是索尔，谁是安娜，分不清他们与书中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精神“崩溃”导致内在的自我未能拒斥人格的双重或多重的分裂。当一个人出现人格分裂时，描述这种“崩溃”也是一种自我治疗。当然，这一主题除了我，别人也写过。此前我写过一个有限的短篇，作为长篇的主题，这是第一部。这里的内容更粗糙，更接近于经验，它尚未定型为思想和模式——由于材料更原始，也许更有价值。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基本主题，这部书很快被低估了，无论友好的评论家还是不怀好意的人士，都说它描写的是性战争，女人们还宣称这部书是性战争的一件有用的武器。

从此以后，我便处在一个虚幻的位置上，到了后来，我能做的只能拒绝支持女人。

当然，就妇女解放而言，我是支持的：在许多国家，都有人口口声声说妇女是二等公民。人们很认真地倾听着这样的论调，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说这话的人成功了。原先对妇女解放运动怀有敌意或冷漠的各方人士说：“我支持她们的目标，但我不喜欢她们的尖声怪叫和令人作呕的作风。”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得经历一个显而易见的阶段：改革者的权威必然被那些因胜利冲昏头脑，进而不知道如何享受胜利果实的人所否定。我以为，妇女解放运动不可能带来多大变化，这并非因为这场运动的目标有什么差错，而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整个世界因这动荡而改变了模样。这一点一目了然。如果这场动荡能有个了结，到了那一天，也许妇女解放的目标已显得渺小而怪异了。

这部小说不是为妇女解放吹响的号角。它描述了女性的诸多情感，包括专横、敌意、怨恨，等等。我将这些情感印成了文字。显然，许多女人所思考、感受、经历的都令人惊愕。一大堆古老的武器会即刻搬出来，与往常一样，最主要的那几件不外乎“她不像个女人”，“她厌恶男性”。这种特殊的反应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男人们（也有许多女人）说，选举权是去女性化的，属于男性的，与残暴联系在一起的。当女人要求得到比造化所赋予的更多时，总是由男人或少数女人来记录这种欲求，我所读过的各种社会的文献无不如此。许多女人痛恨这部《金色笔记》。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所说的那些话，她们在厨房里所谈的家长里短，闲言碎语，还有她们在性受虐时想要表明的一切，通常是她们留到最后才说的，因为男人有可能在偷听。女人从来都是胆怯的，因为长期以来，她们都处在半奴隶的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女人随时准备站出来向自己心爱的男人申诉她心里真正所思考、所感受的、所体验的一切。一听到男人说：“你不像个女人，你太专横，你让我失去男子气概了”，绝大多数女人会像被人丢了石块的小狗那样躲到男人身边。我的信念是：任何一个女人，如果她嫁的是一个喜欢威胁女人的男人，或者她还十分认真地将他当一回事，那她是活该受罪。这样的男人是个恐吓者，他并不了解他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及其历史。在过去任何一个社会中，男人和女人都发挥着无可限量的作用，如今亦然。他太无知了，要么就是他害怕越出常轨，他是一个懦夫……我写下这些话，感觉上就好像在给遥远的过去写信：我相信，今天我们想当然的一切，到了下一个十年，都会被扫荡一空了。

（那么，为什么要写小说呢？是啊，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还得生存……）

有的书由于跳过了某个观念的阶段，想当然地将尚未出现的某个社会的信息具象化，很容易被人误读。我是以妇女解放运动所引发的种种观念似乎已经存在为前提写出这部小说的。一九六二年出了第一版，至今已有十年。如果它是今天出版的，有可能写得更好读，而不仅仅是旁敲侧击。时局的变化太快了！某些矫揉造作就不会见诸于文字。就说十年，甚至五年以前吧，那是一个性叛逆的时代，由男性作家写出的不计其数的小说和剧本都在激烈地抨击妇女——尤其在美国，还有我们英国——妇女被描写成悍妇和淫妇，特别是婚姻的破坏者和插足者。男性作家的这种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向来作为无瑕可击的哲学基础、极其正常的思想观念被世人接受，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这是对妇女的仇视、专横或神经过敏。这种状况仍在继续，但现在的情况已有所改观，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当时只是埋头写作，根本没有想过这部作品是否会被读者接受。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不仅仅因为这部小说难写——我脑子里有个计划，我按这个计划连贯地写下去，这本身就有难度——而且因为我需要一边写一边学。预先给自己勾勒出一个严谨的结构，并设置出诸多限制，这种做法也许能挤压出一些最意想不到的新东西。开始写作时，突然冒出的许多观念和经验，我都认不得是否属于自己了。先不说用于写作的人生经历，光写作的过程本身，就令人痛苦而难忘。它简直改变了我这个人。写作的全过程令我百感交集，当我将手稿交给出版商和朋友时，自己也觉得我写的是一本关于性战争的宣传册，我还发现，不管当时怎样辩解，这份诊断结论是改变不了的。

然而，这部书的内质，它的结构，里面所描写的一切，都既含蓄又清晰地表明：我们不应该将事物分离，不应该让人格分裂。

“束缚。自由。善。恶。是。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性。爱……”《自由女性》中的安娜在阐述小说的主旨：这个主旨她是大声喊出来的，是用锣鼓喇叭宣布的……至少我是这样想像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在一本称为“金色笔记”的书里，其中称为“金色笔记”的章节可以视为核心，承受全书的重量，表明作者的立场。

但事实并非如此。

别的主旨也进入了这部作品的构造之中，这对我来说是严峻的：多年以来，那些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观念和志趣都聚集到一块了。

我的一个想法是：在不列颠，要想找到像一百年前，即上个世纪中期的托尔斯泰描写俄国，司汤达描写法国那样一部反映知识与道德风貌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只有弃权的权利。）阅读《红与黑》和《红与白》，你能了解法国，似乎你自己就生活在那里。阅读《安娜·卡列尼娜》，你能了解俄国。但维多利亚时期没有一部小说具有如此的功用。哈代告诉我们贫穷是怎么回事，人的想像力一旦超越一个狭隘的时代，又会发生什么事，做一个殉道者又将是怎样的情景。乔治·艾略特就其能力而言，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以为，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她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即使在她不屑于与时代的虚伪为伍时，也不得不扮演一个好女人的角色。她太讲道德，因此不能理解很多东西。梅瑞狄斯是一位被人严重低估的作家，他也许最接近司汤达他们。特罗洛普也尝试过这样的主题，但缺乏广度。没有一部小说能像威廉·莫里斯所写的传记那样生动精彩地表现观念的冲突。

当然，就我而论，我相信女性用来观察生活的滤色镜与男性的那面是一样有效的……这个问题先搁置一边吧，或者干脆不去考虑它，我觉得：要想“触摸”本世纪中叶意识形态的脉膊，你就得置身于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论争都是在社会主义各个阶段中展开的。在各种运动、战争或革命的参与者眼里，这些运动无论前进，或停止不前，或倒退，都属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想，我们至少得承认，将来人们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时，也许跟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就像我们现在回顾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甚至俄国革命时，我们的看法跟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与它的各种支派已将思想迅速而有效地播布到世界各地，即便到了“过时”的一天，也已经被吸收，成了日常思维的一部分。三十或四十年前，某些观念还只是固封在极左分子内部，但二十年前，这些思想已在左派内部普遍蔓延，而到了十年前，已经成了左派和右派嘴上叨念的社会观的老生常谈。如此被深度吸收过的某些东西到后来就成了一种能量——它成了主导的力量，在我着手撰写的这部小说中，还得作为中心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