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的实验室,灯光很暗。一台电脑正在播放派特·麦席尼(Pat Metheny)[1]演奏的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2]的曲子,雅格布·安内瑟(Jacopo Annese)医生坐在密封的生物安全间里,手里握着一把小刷子,刷着一块大脑切片。切片漂浮在一个黑色塑料盘中的盐溶液里,看起来就像是寿司餐厅里的一片生姜,只是餐厅的人不会给生姜染色。安内瑟拿起刷子,熟练地刷刷碰碰,轻轻地展开了切片。切片的轮廓开始显露出来,即便不是像安内瑟这样的神经解剖学家,人们也可以认出那是什么,从哪个器官上切下来的。
他很喜欢这样的夜晚,助手给他准备好了所有他需要的东西——编号的样本容器、刷子、空的玻璃片,然后助手离开,留下他一个人与音乐和工作相伴。
安内瑟慢慢地将切片放到玻璃片上,玻璃片一半都沉在盘子里,他侧过头,从不同的角度盯着它看,检查切片放置的方向是否准确。直接看着玻璃片时,左半脑肯定在右侧视野中,这就好像盯着这颗大脑主人的眼睛一样。尽管大脑大体上是对称的,但又不完全对称,安内瑟很熟悉这颗大脑的形状,以及它那微妙的不对称之处。切片中央通常会有一块拱顶状的神经组织,而在此切片上,则是换之以两个洞,两半大脑各一个。安内瑟额外注意,尽量不拉扯到洞口的边缘,不使洞口变形,他费力地用刷子尖端刷着洞口的粗糙外围。这两个洞具有一种历史性,显得额外珍贵。安内瑟可不想因为成为第二位亵渎这颗独特大脑的医生而出名。
几次尝试之后,安内瑟开始把玻璃片拉出盘子。在受训成为一名科学家之前,安内瑟是名厨师,他经常用厨艺类比他的解剖技术。他说,组织学的艺术很像烘焙,两者都需要慎之又慎,也需要一点即兴创作的空间。很快,玻璃片以及上面的切片就被安全地放到了加热器的表面上,要在那里干燥整晚。
安内瑟拿来另一个冷冻剂小瓶,上面的编号是451,他扭开瓶盖。在他把下一块切片放入盘子里前,他转过头对我微笑。
“看看我要做多少工作才能整理好你外祖父当年留下的这些东西!”他说道。
有些事情是亨利爱做的。
他喜欢养动物。比克福德卫生保健中心(Bickford Health Care Center)就是他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第一片乐土,那里有四十八个病人、三只猫、四五只鸟、一群鱼、一只兔子、一条叫做萨迪(Sadie)的狗。亨利在中心的后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坐在轮椅上,兔子趴在他腿上,萨迪蹲在他旁边。
他喜欢看着火车驶过。他的房间,133号,就在保健中心的最远端。从房间的窗户往外看去,他每天都能看到火车驶来驶去,美铁(Amtrak)公司的火车轰隆隆地驶过对面街上的老造纸厂那栋废弃的红砖楼。
他喜欢填字游戏。他经常花上几个小时玩那些填字书籍。许多科学论文都写到了,亨利对字谜游戏有着长达六十多年的酷爱,尽管在晚年,他很难再玩字谜游戏了,但还是会玩一些简单的找字游戏。
他喜欢看老电影。鲍嘉(Bogart)[3]与白考儿(Bacall)[4]那个时代的电影,比如《非洲皇后》(African Queen)、《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我们称这些电影为古典电影,尽管它们对于亨利来说并不古典。当他要求看这些电影时,护士或侍从人员就会放录像带。电视机对他而言并不新鲜,电视技术就是他那个时代开始发展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学会如何使用遥控器。
他喜欢和人们聊天。他会给别人讲故事。他会一次又一次地说着同样的故事,但是每次讲的时候都保持着同样的激情。当人们问起他是否还记得他们之前见过时,他总是给出肯定的回答,他觉得他们之前就是朋友,他们一起上过高中。即便是在对这些事情的不确定让他感到沮丧时,他仍然表现得很礼貌、很愉快,也很顺从。当科学家们来找他,带他去实验室时,他从来不会拒绝。当护士让他吃药时,他总是按时服药。只有少数几次,他拒绝了,护士们都知道一种让他配合的简单方式。这个伎俩被用了十几年,护士们都互相传授。
“亨利,”一位护士说,“斯科维尔医生坚持让你马上服药!”
他会毫无例外地服从。
这种伎俩直到亨利去世都很有效。斯科维尔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和亨利之间也有十多年没有联系,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斯科维尔在亨利的一生中仍旧是个权威形象,因为在我的外祖父威廉·比彻·斯科维尔(William Beecher Scoville)医生移除了亨利大脑中那很小、但非常重要的部位之后,亨利的一生就停滞在了那里。
我还记得,在我外祖父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我跟着他去爬一座雪山。
我记得他当时穿着一条淡蓝色的大衣,在我的印象中,这件大衣已经穿得很旧了,和他本人很不搭。《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记者曾经这样评论他:“外表异常的时髦。”然而,我的记忆中就是这样一件破旧的蓝色大衣。或许他还戴着一顶羊毛帽,顶上还有一团毛球,垂到他涂了油的头发上。他一直用橄榄油梳头,这是我母亲说的。
我们当时乘着雪橇。
我还记得那里的雪、亮白的天空、那些树。天气很冷,我们一步一步地爬上山顶。
他身后拖着一支老式的木制雪橇,那支雪橇大小足够坐下两个人。当他走到山顶时,他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我,等着我上来。
为什么我还记得这些?
是因为当我眼睛、耳朵、皮肤感受到那些光线、声音、材质(光秃秃的树、我外祖父的帽子、靴子踩在雪里发出的吱吱声)时,我的感官获得了一些印象,而这些印象进入了我那颗十岁的大脑里某个很小但重要的地方。随后我的大脑开始运作,把这些原始感觉处理成别的东西——记忆。记忆会留在我心里,三十多年之后,这些记忆会在某个时候浮现出来,闪烁不定的记忆被带到光明之下。
我在超越着自己。记忆创造了我们。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现在。这一直都是真理,如此明显而无需多言。然而,尽管是记忆造就了我们,我们却是最近才开始理解我们是怎么创造记忆的。我们如何获得这种理解,正是我在本书中要讲述的故事。这是一个有着英雄和恶人、悲剧和浪漫、暴力和温柔的故事。我的外祖父扮演了一个角色,但这个故事里不仅仅只有我的外祖父。
这是一个有关科学、自然、人类以及其他的故事。像很多故事一样,它开始于一次跌倒。
【注释】
[1] 派特·麦席尼,1954年8月12日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市,是一位著名的吉他手和音乐家。
[2] 埃尼奥·莫里康内,著名意大利作曲家,其作品获得过奥斯卡奖提名。
[3] 鲍嘉,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著名演员。
[4] 洛琳·白考儿,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著名女演员和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