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在德国的恶行

不久以前，我做了一个让人神经崩溃的噩梦，我梦见了大屠杀。噩梦的开始是，我受邀给一群似乎地位显赫的人士做讲座。当我开始演讲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孑然一人，手里拿着话筒，身处恐怖的、停尸房般的博物馆，里面塞满了犹太受难者的尸体，因受到严刑拷打而损害严重，残缺不全。惊恐之中，我快速穿过这间可怕的屋子，不时撞上奇形怪状的尸首，每具尸首都有鲜明的体征表明死因。我气喘吁吁，试图向看不见的听众解释我所看见和所描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听众应该相信我的证词。正当我在讲述这一信息的时候，这间屋子的墙壁、天花板、地板开始滑动，改变了位置。地板变成了渗透鲜血的尸体。我十分惊恐地试图跨过尸体，找到出口。就在这时，我一身冷汗地醒了过来。

噩梦暗示着两件事情：一是我认识到我正在触及一种最原始形态的邪恶；二是我感觉到令人悚然的疑虑，即我是否有能力深入其中，去理解这种邪恶，并向其他人解释这种邪恶。令人庆幸的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对我助益匪浅的理性批评者们众多热情的支持，特别是我的太太安。没有莱奥纳德·?马萨克的鼓励，没有我们对“作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持久不懈的交流，我对犹太人经历的理解将会缺乏有价值的洞察。同样，假如没有杰弗里·?伯顿·?罗素对邪恶和人类的攻击性提供有价值的回应，我就远不能在总体上把握邪恶的本质，特别是纳粹的本质。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罗素一直是坚定而严苛的批评家。他对关键问题的眉批，经常以极度痛苦的表白形式出现，即当他读到纳粹的残暴和谎言最恶劣的情景时，他颤抖不已。此时，我知道我的写作处于正确的轨道之上。

我要向罗杰·?莱登和格哈特·?霍夫迈斯特表示感谢，他们阅读了手稿相当多的部分，提出了有所助益的建议。我要向阿兰·?汉考克学院的良友和同事加里·?比尔利，以及在不同研究机构工作的我的学生表示感谢，他们帮助我澄清我的思想和观点。我要向希拉·?哈蒙表示感谢，她为整理手稿做了无价的工作。还有康提纽姆出版社的编辑弗兰克·?奥韦斯，他是一位尖锐的批评家和敏感的导师，我要向他的支持和有价值的建议表示感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了我一直在理智上知道的事情：痛苦的过去永远在当下的表层之下不远，我们对付它的本能办法就是去抑制它。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旅行的时候，这一点十分明显，对于许多人来说，犹太人受难和大屠杀的主题一直是一个禁忌，包括我的一些亲戚，他们有意回避讨论这一问题。为了使未来的世世代代不再去经历类似的恐惧，当务之急是面对这种极端邪恶，只有它才能定义大屠杀的含义。为此，我真诚地希望我的书能作出些微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