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芳，我们有多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一起说话了？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深夜，心贴着心，喃喃细语，不会被人打扰，也不会打扰别人，这样从容、尽情地拥抱着叙谈着，哦，一晃快四十年了。
四十年，我心里从未这么安静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小成，咱们的儿子，他终于离开我寻你而去了。谁能想到像他这样健康的躯壳竟会先我而成为你的伴影？可惜他的灵魂并不像躯壳那么健康，也许不能随你在天堂久驻。
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天堂、地狱、命运和人生。从我们两心相许那天起，老天爷就像是把一切都注定了似的，看去貌似偶然，其实在劫难逃。假使父亲不是因为搞到了一点大米让全家吃了顿饱饭，就不会给日本人抓了“经济犯”；假使我不是替在牢里做下病来的父亲抓药，也不会在“同仁堂”门口让警察抓了伕子；假使不是那警察有个把兄弟在绥远当军官，我当完了伕子也不会被充了壮丁，也不会再被那军官派到青岛去运海货；假使晚去半个月，我大概也就跟着董其武将军反了水，而不会被钱师长留下当厨子，以致漂洋过海几十年不能反顾。命运对我们真是苛刻透了。在那边，我常常一个人渴酒发疯，骂天骂地，如果天地间尚有一丝公平之念，也不该对一个小民的一生这样草率这样无情的。
你信奉上帝，我敬过菩萨，可你看不见幸福的天堂和乐园，我也找不到极乐的东土和西天。而今天，现在，就在这个安宁的夜晚，我们难道不是同在一块净地之上吗？我们都是“轮回图”上的投生儿，茫茫苦海的幸存者，佛说九九八十一难之后，福星自然返照。周围是这样安静，窗外的夜丁香开了花，花气袭人。身上盖的，身下铺的，又厚又暄。二勇今天晒了被子。如果那场煤气中毒的浩劫是我的最后一难的话，那么二勇，便是我的福星了。
对了敏芳，你见过二勇吗？他就住在咱们那条胡同的西口。你在的时候他还小，也许没有印象了，高高的个儿，不如小成那么结实，却是漂漂亮亮一副眉眼。我没想到小成长大了会胖成这样。我走的时候他才六岁，又瘦又黄，和他那只可爱的却又先天不足的鸽子一样病弱不堪。
还记得那只鸽子吗？深灰，青靛，却毫不给人乌暗的感觉，它的脊背看去那么光滑、柔和。你一定记得我原来执意不准小成养它，一来怕孩子玩物丧志，二来那年头纨绔们为养鸽子寻衅打架的事层出不穷，我不想惹是非，为此孩子哭过好几次呢。他爱那鸽子，胜过吃穿，常常久久抱着它喃喃低语，简直视为小小知己，可以托之以心。对于这种童贞的、近于神圣的爱的萌芽，身为人父，我不能一味扼杀。后来我们一直养着它，就像家里的一口人似的养着，我不知道这多病的生灵后来究竟活了多久，我叫警察绑走后再也没有听到它的音信。
敏芳，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情景，就在前门外的“同仁堂”门口，几个警察拧着我的胳膊，小成又哭又喊抱着我的腿，鸽子扑棱棱从他怀里惊恐地飞出去，警察使劲踹了他一脚，他还是抱着我的腿死也不撒手。啊，我的儿子！他抱着我，就像是你在抱着我，是我的亲人，我的家，生我养我的北京城在用力地抱着我，不让我走！六岁孩子能有多大力气？可你知道吗？当那帮没有人性的东西硬把小成拉开的刹那，我就像落水人突然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的木头似的那么绝望，我那时候就想，大概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见不到家，见不到北平啦！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啊！
转眼快四十年过去了。一怀愁绪，半生离索，当一切成于既往，我们在自己心造的天地中幽幽重聚，但愿能够十分平静了。然而我无法忘记那些年，多少次梦寐之中见到你，见到小成，见到我们常常路过的文津街、三海上的金鳌玉蝀桥、煤山、那古旧而亲切的东四牌楼啊！亲人、故乡，蓬山咫尺，像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一样在梦中流连，每逢梦破人醒，悲从中来时，我常常会钻心地痛感到人世间的无味和自身的渺小、孤单。说实话，要是没有对你，对小成，对故乡的怀念寄托，我一定没有这么命长。
刚到台湾那几年，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几十万军队突然挤上那个孤岛，当官的靠一口美国面粉养活着，当兵的足足三年没吃圆过一回肚子。北方人在那儿水土不服，个个一身脓包水泡。想家呀，想老婆孩子呀，真是离恨千端，别愁万种，光我们一个师部，自杀的，两个，疯的，一个。我同屋的张大全，沈阳人，把手榴弹捆在肚子上寻了短见，留下几行绝命诗，当官的缴去不准大家看。其实当官的也想家，钱师长就整天盼着叫着想打回去，巴望着美国人能帮着打回去。他家客厅里高挂着古诗条幅：“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土”。耿耿于怀，吟咏起来，声泪俱下。而我们这些当兵的呢，想的就简单得多——只要能回去就行，别管是打回去，跑回去，还是投降回去。
我在军队整整干了十三年。从教书匠沦为火头军，斯文扫地，已全然顾念不得。我从三等兵一直干到上士，上士又分三等，我干到最高一等。到了1960年，我们这些胡子兵退了伍。那阵子，成群的外国人拥进来开工厂、办商店、设银行，把台湾搞得热闹起来了。我进了中山北路一家名叫樱楼的餐馆工作。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日本东家，老板叫浅沼，对我不错。敏芳，我想你一定不会怪我竟然愿意给日本人做事吧。杀父之仇，刻骨铭心，自然不敢一朝忘却，但是，和咱们同文同种的一个大国，总不会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吧？咱们和日本的仇，是和那些想叫咱们亡国灭种的疯子们的仇，用不着和善良的东洋百姓过不去。世界本来是挺安静的，就是让那些疯子们搞得疯狂了。
浅沼先生的性子有时有点暴躁，但很重义气。他知道我的身世后，拍桌子大骂过那些绑架我的警察们。我们在一起共事好几年，彼此以诚相待。日本和台湾断交后，大批日本商人纷纷东渡回国去了，他也把樱楼托付给我，带着太太走了。到了1970年，索性把这家餐馆送给了我，不过那时候樱楼已经为他挣够了钱，从里到外都老朽了。
我就这样安身立命许多年，倒也顾全了温饱，就是总想你们。
我也养了一只鸽子，做为一种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凭吊……那鸽子也是灰色的，灰色中带着点青靛，它的咕咕叫声和小成的那只灰鸽尤其相似，听了令人神往。它喜欢转动着灵巧的脖子东张西望，也常用滚圆的眼睛出神地看我，我们经常这样久久对视，我看出它是想和我说话，只是说不出声来。啊，那简直就是小成的化身。它陪着我，度过了那么久那么久的日子，那些日子里给我帮助最大的，除了浅沼先生，就是它。
不，我并不是因为从浅沼先生那里得了糊口延命的饭碗而感激他，为了樱楼的兴隆，我毕竟付出了无愧的劳动。我要感激的，是浅沼先生在我命运的转折中所起的作用。我现在能够躺在被二勇认真晒过的又厚又暄的褥子上，在这弥漫着丁香花醉人气息的夜晚，与你，我的红颜薄命的亡妻，幽幽相聚，一叙生前死后，如果这一切在命运中早有伏线的话，那么浅沼先生，便是这伏线的一端。
那时候浅沼先生已经开始和大陆做生意，我就托他寻访你和小成的下落。二十年中，你给我托了无数次梦，说你和孩子都还健在，只是乱世之中辗转流落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偏僻地方去了，无数次醒来，我都记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
在一个闷热的黄昏，我印象很清楚，天像是要下雨，深灰、混浊。浅沼先生突然来到樱楼，告诉我他在北京寻找你们的经过。我那时都顾不上照例的寒暄，光是木呆呆地盯着他的嘴巴，心里害怕，膝盖直哆嗦，摆手想叫他快说，又想叫他等一等，容我镇定一下再说。那瞬间我脑子里似乎一片空白，又似乎涌出一千个或凶或吉或悲或喜的结局，连那只善解人意的鸽子都察觉出情形不对，惶惶不安地飞到我的手上，尖嘴用力敲打我胸前的纽扣，仿佛在问：“怎么啦，怎么啦？”
浅沼先生拿来了你的照片，是你去世的前一年照下的。眉目依稀，无情岁月虽使红颜老去，但以往的音容宛在，呼之欲出。敏芳，你虽有青春之身不肯再嫁，情愿守几十年的寡拉扯小成等我回来，可你终于没能等到我，我知道你在煎熬中盼望着共叙团圆的一天，只是实在熬不住才先去了，我能想象到你弥留时的心境，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你走时频频回首，吃力地向我张望的模样。敏芳，要不是为了小成，我们爱情的见证和结晶，我们血肉和生命的延续，我那时就该去跳海，为什么要活到现在？
浅沼先生也带来了小成的照片，是小成和他太太的结婚照，仿佛他们早就算定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正是失去你的时候，不肯亵渎我的悲痛，所以照得过分严肃，穿着也太素朴，以至于完全不像个结婚照。浅沼先生说，这是他们1971年照的，已经过去四年了，现在的小成比四年前还要胖一些。浅沼先生还说，当小成听说我还活在台湾时，样子很惊慌，如同活见鬼一样。是啊，他和我分别的时候才六岁，也许早就想不起世间还有这么个父亲了。
可是不，浅沼先生摇着头，他说现在大陆上的情形颇有些古怪，“海外关系”统统被看做是一种极不光彩的事情，人人噤若寒蝉。其实对台湾人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这儿的人同样也怕沾上“通共”的边。可是，我们毕竟是亲人，是父子啊！孰能没有天伦？
儿子竟没有给我写一封信，连一声“爸爸”都没叫，那张照片，也不知浅沼先生是如何到手的，问他，他只一味摇头叹气。
我写了一封信，托浅沼先生有便时带到北京去。敏芳，我总得知道你的生前身后是如何安排的，有什么欲了未了的遗愿；也想知道儿子现在的生活，是否快乐平安；问他还记不记得三十年前父子离别的一幕！可那信一去没了回音。一湾海水，把我们隔绝在两个世界里。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怪罪小成，我心目中的小成仍然是个可爱、懂事、又特别重感情的孩子，他不愿和我相认，只是怕担上政治的压力而已。于是我不再给他写信，生怕妨碍了他在大陆的自处。就连二勇，在当时的环境下，倘使对海外关系没有小成那般恐惧，恐怕也是憎恨的吧！二勇那时还是个不更事的少年呢。
我继续操持着樱楼的生意。痛定之后，心里比过去多少踏实了些。我总算知道了我唯一的儿子，至今还与我同在，心里像有了一个小小的亮光，在黑暗中引着我往前走。敏芳，我那时就只有这么一个念头，我得往前走，走到那么一天，我能去找我的儿子，也许真有那么一天，我能摸到那个影影绰绰的亮光。
台湾那些年经济搞得很乱，票子一个劲儿发毛，但樱楼总算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下来，没有关门大吉。来这儿照应的都是老主顾，钱师长也常来。他早退了休，靠几十年宦囊积蓄在台北做寓公，已是须眉皤然的老人了，这几年举手投足，更添了几分学者般的飘逸与悠闲，优悠中又带着一点淡淡的伤感，和那些三十年前漂洋过海的老军人们一样，总觉得到老连归葬的坟地也看不到似的，心里虚。
是的，钱师长还不如我，我还有个实实在在的盼头，他却不行。要是照着浅沼先生的说法，凡当过国军营长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人员，按大陆上的法律都要以反革命论处。钱师长半生戎马，杀人无其数，共产党绝不会饶他。我曾经忍不住怀着孩子般的好奇仔细注意过他的那双手，竟是那么细弱、柔软，而且白得像女人，指甲也修得很精心，谁能想到这双手已经在血泊里浸泡了二十年啊！钱师长对大陆曾经那么深恶痛绝过，如今老了，也变得惇惇怀故了，常忍不住登高远望，向着落日余晖，用发哑的嗓门儿歪歪扭扭吼两段莱芜梆子，吟几句思乡感怀的诗文。可是，“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他的生年是回不去了，他回去，人家共产党就是杀了他也是不冤的，所谓君子之仇，十年得报，这已经三十年了。他呢，也早已绝意归途，只能悲歌当泣，远望当归，聊以胡思乱想罢了。
而我的盼头居然来得比想像的还快，1981年的夏天，不期然接到了儿子的一封短短的信，我高兴得发狂。现在我想不起那封信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总之是问我好，并且说他也很好，现在在一家饭店里当服务员，只是经济紧张，希望我能寄些钱去。尺牍之中，我仿佛听见了小成抱着我的腿哭喊的回声，那声音唤起我深埋多年的亲子之爱。当天我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并且把我存在银行的全部美元取出来，一块寄到日本，托浅沼先生给儿子寄去。敏芳，也许只有你才能体会我当时的兴奋，我总算能够尽一点人父之责了，我是个父亲啊！
从那天起我戒了酒。五个月之后，小成又来信了，还是那么短，问候之外还是要我再寄些钱去。我又寄了，并且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依依山水之恋，拳拳父子之情，字里行间，意犹未尽。我日日夜夜等着他的回音，希望他别那么匆忙，别那么简短，我盼着他能耐心地和我这个孤身在外的老父亲叙叙家常啊！
我等了整整一年，神不守舍的一年。
论人之常情，儿子不会这么久不理我，我预感到出了什么事。
我从来鄙薄巫道，那时居然也去找了个测字先生，拈了一个“欢”字，测字先生凝神作状地参悟了半天，大摇其头说：“‘欢’，附半个‘难’字，非佳象，怕多少要有些难过的关节了。”见我不语，又说：“也非一难到底，后继者‘欠’也，附‘迁’音。”他啰啰唆唆玄而又玄地做了一通近乎忏语的发挥，意思是：我这一辈子，迁，主遇难呈祥。
测字，本是方士糊口延命之所为，几乎是骗钱的行径，但既听了，就忍不住瞎琢磨，琢磨，就多少有些不安——为什么偏偏就拈了这么个字呢，大非吉兆。
果然，一天中午忽然有几个警察到樱楼来，要我去警署说话，不许我多问，也不许我回家，粗暴地要带我走。那时我突然想起三十几年前在同仁堂门口被几个警察绑架的一幕，于是说死也不肯走。可那些警察威胁说这是依法传讯，如果我拒传事情就更麻烦，樱楼的伙计们也纷纷劝我不要吃眼前亏，先去了再说。我当时真想，如果小成在，如果他还能紧紧抱住我的腿，那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他们走的。可我是一个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就是真的回不来了，人们无非茶余饭后做个谈资，没人会像你，我的妻；像小成，我的儿，那样悲痛洒泪！没有人会！
他们把我带到台北景美警察分局，说是传讯，可往地下屋里一关三天不闻不问。我惦念我的鸽子，想着谁会去给它喂食喂水……
到了第四天，他们像是才想起来似的，把我叫去问话，问话的是个麻子，他拿出一封信给我看。
“知道是谁写的吗？”
这当然是明知故问，那正是小成的来信，短短的，不知写了些什么。
“是我儿子的信。”
“你儿子是共党的什么干部？”
“他不是干部，是饭店的侍者。”
“你还想赖？”警察老练而邪恶地笑着，“你看看这张信纸吧，认识共党的简体字吗？”
信纸上方，红字函头：北京万宁宾馆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是干什么的你当然晓得喽，是共党现行的政权机关，你儿子能够使用这种信纸，不是干部是什么？”
我说不上话，只用眼睛狠狠盯着那张麻脸，那脸上集中了人类最专横、最败坏、最愚昧的表情，我憎恨这脸！
到现在我也没有闹懂那革命委员会是怎么回事，二勇后来对我说过，七十年代前后，大陆上连托儿所、养老院，连卖酱油、烙大饼的小铺小店，都有革命委员会。可这种满天盖地到处都是的东西却构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使我身陷囹圄。警察们三天两头逼审我，用种种不人道的手段对待我，要我招供所谓“通共”的内幕，并且恫吓说要送我到火烧岛去。[1]
“一朝进公门，九牛拉不出”，在警署地下屋我一直过了三个月，全仗朋友在外奔走营救，连钱师长都找了他的一些老关系。但警察们却是些认钱不认人的家伙，一直久押不放，也不送院审判。我气恨交加，大病一场，朋友们送药来，他们竟不准我接受，朋友中有个吃法律饭的为我据理争诉，说照着政府的“羁押法实施细则”规定：“被告亲友送入药物，经看守所医师检查合格后得许可之”。警方不准我接受药物是违法的。但警察们借口没有检查设备，仍然拒收，直到牢里接二连三有人病倒，上吐下泻，症状与我无二，才疑心是发了瘟病，急忙把我们隔离起来，打了针。打针的警察不知是不懂还是懒，我们四个病人只用一个针头，只换屁股不换针。我病得连抗议的力气也没有，横着心随他去打，敏芳，要不是你在天之灵的保佑，我也许就活不过那一关了。
后来，朋友们背着我用樱楼这些年的积蓄上下打点，疏通关节，正是：钱能通神，一买就灵。恰好又赶上九月十八日发生了两名警察抢劫三重市彰化银行十一万台币的丑闻巨案，舆论哗然，所以，到了天气渐冷的深秋，我被放了出来，警察们说：“误会了。”
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写信给浅沼先生，要他转告小成，以后来信，千万别再用官家的信纸，什么“革命委员会”，什么“公社”，这种字眼儿都别用，信封上也别写简化字。为了防备再出事，我把儿子的前两封信，连同他和他太太的照片一起烧了。在那照片上，儿子穿着“毛式”的服装，更加上他太太的脸上没有妆，头发又没烫，外人看了，自然会刺眼、生疑。
那是深夜，和现在一样安静的深夜，连我的鸽子也沉沉睡去了。我一个人，身伴四壁，望着儿子的脸在枯黄色的火苗中丝丝作响地变焦，变皱，哆嗦着打起卷来，直到化成一撮黑灰……就像我忘不了儿子抱着我的腿的情景一样，我也一直记着那黄色的火、乌黑的灰，还有那窜了一下就完全消失了的青烟……
是不是，我也到该撒手而去的时候了？何苦留着一个躯壳无味地耗蚀？
我本来也应该有一个完满的家，三世同堂，一团和气，妻儿老小，厮守终生，可我没有。半生流离在外，朝朝暮暮，岁岁年年，嚼着生活的苦味，难道真的就这样老死他乡了吗？或者早就应该想开，有如蝼蚁的芸芸众生啊，你可以痛痛快快地死，也可以好死不如懒活着，但你不能死抱着自己的愿望不放，因为世界是大家的世界，包括你，也包括别人，也包括那些官僚、政客、老板和混账警察们，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拳头比你大，你就只能忍着，你是渺小的，你没有想怎样就怎样的能耐！
我活着，和樱楼一样半死不活地维持着。老军人们照旧到那儿聚饮，酒后的话题照旧是大陆。说到当年乡里事，或眉飞色舞，或热泪横流，我过去和他们一样，“越是天涯无家客，越是逢人说故乡”，说到全聚德的烤鸭、六必居的酱菜，还有东来顺的涮锅子……那膘白肉嫩，见热即熟的西口大羊啊，我能说得叫人垂下涎水来。可是现在，我不想再说，也不想再听别人说。我重开酒戒，天天花钱买醉，以酒浇愁，其实也无所谓浇愁，不过图一时昏噩而已，盼在醉乡之中，把人生烦闷种种，一刀割于肚肠之外罢了。我盘算着卖掉樱楼，然后找个地方，无求无欲地躲着去，老死了算！
钱师长好久没来光顾了，他病倒在三军总医院里，我去看他时，已经整天离不开输液瓶了，连医生说起来，也全是一副聊尽人事的口气。他身上盖着被子，瘦得几乎使人感觉不出人形来，声音已完全哑了，却出奇的清楚。
“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去年秋天，十一月。”
“你的儿子，还来信吗？”
我摇摇头，不想和他扯这个，他也不再问，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似乎又恢复了那早已被人忘却的军人的严峻，又似乎在想着什么很遥远的往事，眼球凝止不动，一动不动，而我，我什么也不想，不想！
“你说，你怎么……不回去？”
我没想到他会突然这样问我。
“回哪儿？”
“找你的儿子。”
我没有回答，这个令我半生魂牵梦系，然而此刻又是这样猝不及防的问题，我没法回答。
钱师长的声音柔和起来，连那被苍老和疾病拖得形销骨立的脸也柔和起来，“你应当回去，你不同我。”
我全身轰地一下，就像个在一道难题面前已经绝望的人，突然被人简单地提醒了那样，目瞪口呆！对了，我为什么不回去？趁现在还没有病老到他这种地步，为什么不走？
“你应当回去，你不同我。”
钱师长欠了共产党的血债，现在又只苟延一口剩气暖着胸口，欲归无计，死了心。可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错，我同他不一样，我没有杀过共产党，怕得什么？儿子就在对面，隔着一湾海水，从日本绕过去，不过两站路程。想到这儿，我的胸膛紧张得怦怦直跳，凭这样有劲儿的心跳，我也有资格去争取享几年天伦之乐，了却望子思乡的一段心肠，也省得再受那些警察的勒逼纠缠了。为什么不走？走！
我是急性子，决心一下，兴奋得几夜没合眼，恨不能一步跨回去，可是不，这是决定我余生的大事，欲速则不达，得一步一步走。
头一步是给浅沼先生写信，请他帮我办好去日本访友的入境手续。然后，得把樱楼卖掉，换成现金。台湾为了防止外币流出，规定临时出境人员只能兑换一千美元外币，我就靠一个常在黑市走动的熟人帮忙，好歹把钱全都换成了美元，兑价虽苛刻，总算没让黑帮敲了竹杠。几个月的牢狱之灾使我变得谨慎起来，事情完全瞒着左右耳目，遮着声色形迹，悄悄进行，只有几个顶靠近的朋友知情。他们当然也劝过我，“一动不如一静吧，跑不出去就是通共的罪名，再复系狱，何苦来哉？”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既动了这个念头，不去碰一碰运气，我不死心。”他们说：“老大年纪了，‘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大陆生活，清汤寡水，不是个享晚福的地方。”我说：“等你们进棺材的时候，眼巴巴望着父母之乡的黄土，不羡慕我吗？”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语触动，无以为答。是的，我们和那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不同，尽管那些本地人在每年的冬至，也喜欢用糯米做些“冬节丸”贴在门窗上，但那不过是一种例行的贡奉，或者说是一种传统的习惯，表示不忘在大陆的祖宗和先人罢了，并非真的记挂他们的温饱。这些人更重视和依赖的，是眼前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不像我们这些生长在大陆的人，与从小长大的故乡，与连筋带血的骨肉，有着千丝万缕的留恋，我知道，大家帮我，也是想看看，我能不能走，走以后又怎么样，好，我就走个样儿给你们看看！
出境手续办得很顺利。虽然这几年去日本旅游和探亲访友已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几十年的坎坷使我对过分轻易的事情总是戒心无穷……我提心吊胆等着出境的那一天。从提出申请到获准出境其实不足一个月，在我却仿佛熬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
四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来了。
临去机场的最后一件事，是和我的鸽子告别，我嘱咐它往北，往北一直飞，别管浩浩重洋，别管高山大川……我喃喃对它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相约在北京会合，心里也知道那是没影儿的事。
我终于松开手，朝天用力一抛，鸽子飞起来，转了一圈，又直通通地飞回到我的手上，我再抛起来，它在上面转着，疑惑地望着我，我挥手示意它往北飞，它犹犹豫豫地盘旋了一会儿，终于振翅飞去了。啊，它真的是往北飞去的！我心里一酸，同时又差点欢呼了起来！
机场的海关和边防那天检查得格外严，警察似乎也比往日多。房子卖了，鸽子走了，至少在我的感觉上，身后已无一步可退了。我横着心一道道关口往外闯，活像个惊弓之鸟的偷渡客，又像个胆大包天的冒险家。终于，我坐在机舱里，系上安全带，但仍不敢放心喘气。我身边坐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这家伙从过安全门就一直跟着我，我暗暗发慌，是便衣警察？难说。
飞机起飞的时候，台北机场斜风微雨，雨落在椭圆形的机窗上，立即被甩成一条条细细的线，不，一根根迅猛的箭，我想起“归心似箭”这句古话来了。
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到了东京羽田机场，我提着行李走出候机大楼，回头看看，没再发现那年轻人跟在后面，是我多心了？别，小心没大错。
叫了辆“的士”，我先让司机随便转了两条街，回头看看，依然无事，我这才觉出背上已经冷汗淋漓，浑身像乏透了似的酸疼。本想先到浅沼先生家去，拿出纸片想给司机写地址，可笔一沾纸，不知怎么突然就改了主意，写下了这么一行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一个年轻而又文质彬彬的外交官接待了我。一听他那地道的北京口音，我就忍不住激动起来，可年轻人提的问题却马上打断了我的情绪。
“您因为什么想回国呢？”
我怔了半天，没答出话来。我不知这是因为他的年龄尚难以去体会别人，还是纯粹的例行公事，——平地里冒出个台湾来客，他当然要查明“动机”。
于是我答非所问：“您家在北京？”他打了一个愣，说：“在。”“那咱们是同乡啦。”他对我这种乡土感情似乎并不怎么响应，只是礼貌地点了一下头，说：“很荣幸。”我又问：“您想家吗？”他说：“有点想吧，我都出来四个月了。”我说：“那么我已经出来四十年了！”他眨眨眼睛，然后会意地笑了，并且马上伸出一只手，说：“欢迎您回来，我代表北京人欢迎您回来！”
敏芳，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激动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我真想张开双臂拥抱那位青年，我的乡亲啊！
大使馆里的同志都很热情，他们很耐心很带感情地听我叙述了我这一生的经历，很快帮我往北京发了电报，替我买好了回国的飞机票，还专门派人陪我上市场买东西。小成在信里提过他儿子——我的孙子——要考大学，很需要一台录音机学外语，对，得买个小录音机做为给孙子的见面礼。还买什么？该给儿子买块好表，可大使馆的同志说，带手表回去要上税，很不合算，不如买一支带电子表的原子笔，上面有表，可是算笔。好，就买它。可惜不知道儿子太太的身量，不然应该买几件好看的衣服送她，也罢，索性买料子吧。
大使馆的同志说，这些东西咱们国家都有，买多了带着也不方便。行，这已经够我拿的了。
四月二十四日，我离开东京回国。不管进天堂还是入地狱，我都记着这个日子。
我坐的是咱们中国的飞机，咱们中国的航空小姐个个都漂亮、和气、像可爱的天使，把我这个只身异地四十载的老人接回北京来。北京，我朝思暮想的故乡。
飞机降落的时候，北京的天已经黑了，机场大厅里灯火通明。大厅看上去还挺新的，但比起羽田机场毕竟简陋得多了。我独自叫了辆“的士”往城里去。在通往城区的道路两旁，挤簇着浓浓的灌木丛和高高的槐树，那是咱们北京最常见的树。在黑黝黝的树荫掩映下，金黄色的路灯明灭不定，把路边的行人和远处的楼房映出一个朦胧的轮廓，我心里喊了一声：“啊，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带着不可抑制的狂喜，也带着那么一点伤感回到北京来了。这就是常常梦见的长安街吗？它原来不过是天安门的两臂，从东单到西单统共只有八里地，现在仿佛是一夜间长大了似的，不知开阔、崭新了多少倍。汽车走了很久，可一问司机，说是才刚刚进了建国门，金色的路灯仍然像两条灿烂的流星，直通到望不到边的前方，那份气派，那种辉煌，使我兴奋得眼泪直往下吞，我说：“司机先生，请你停一停，我要下车自己走。”我从建国门内大街一直走到东单，一点也不累，我是六十几岁的人了，手里还提着大皮箱。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新生儿，满眼都是陌生的东西，长安街居然这样伟大了。
儿子的信上说过，他们还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的老房子里，于是我从东单口往北走，走了老半天，竟然搞不清是走过了头儿还是没走到，总也不见无量大人胡同的牌子。街道的样子变化很大，哪儿是哪儿都认不出来了，想跟谁问个路，话到嘴边老是开不了口，哦，可真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了。
走到一栋大楼跟前，我终于忍不住向几个年轻人问路，可都说没这个胡同，又问一个年纪大的，才知道我已经走过了头。无量大人胡同现在叫红星胡同，而跟前这座计算机中心大楼就是原来“无量大人”斜对过那座有名的“那家花园”。
红星胡同？我心里茫然，听着有那么点不是味儿，说不清为什么，也可能是觉着不如无量大人胡同叫着那么顺口吧。
找到胡同，找家还是不容易。快四十年过去了，只见旧时地，不见旧时人，老街旧邻大概没剩几家。已经晚上十点钟了，胡同里人不多，灯暗，门牌号也看不清。改朝换代多少年，门牌号不知换了多少次，看清了也没用。我心里有点发慌。
迎面过来一个中年人，戴眼镜，样子挺和善，我站定了唤他：
“先生，请问原来的139号院在哪里？”
“什么时候的139号？”
“民国……啊，一九四七年时候……”
“哎哟，那可是老皇历了。”
“总还有些老住户吧？”
“那时候的住户？怕不多了。”中年人想了一下，“对了，你跟我来，我领你找一个人去。”
我连连点头称谢，心里踏实了些，如果真能找到个几十年前的人物，他准会记得我们那个院子，说不定还是熟人呢。
中年人把我领进不远的一个小四合院，不，靠大门一面没有房子，所以应该说是个三合院。那古朴、素净的院落立即唤起我许多温暖的回忆。墙根栽着夜丁香，一片翠绿、一片浓香。我印象中这院里当年曾住过一位在“北平国立图书馆”做事的学究，还有他的很有风度的太太。这胡同雅，当年住着不少学子名士，一代名旦梅兰芳就在这胡同住过。
正房坐北朝南，亮着灯，中年人喊了一声：
“二勇！”
应着喊声，屋门咣地拉开了，一个身穿深红运动衫的半桩男孩毛毛躁躁地探出身子来，看见中年人，把头点了一下：“哟，王叔叔。”
“瞧，给你领一个客人来，找人的。”中年人又转过脸冲我说：“他熟，这一带他最熟。”
台湾就有那么一种专门研究民俗学和地方史的学究们，他们熟掌故、擅诗文，谈及地方上的风土人物，市井变迁，以及习俗传说之类，如数家珍，可做这类学问的多半都是上了岁数的遗老们，后生之辈如何得知其详？我望着那小伙子，一个大约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完全孩子气的圆脸，单薄的两肩，眨着一对大而单纯的眼睛。四十年前，连他的父亲大概还托着鼻涕，而中年人居然把我荐给这么个黄口小儿，并且像大功告成似的转身走了，只留下我和他，我呆呆地站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
“大爷从哪儿来？”那年轻人让开半个身子，做着请客进屋的样子。
“从台湾来。”
“台湾？”年轻人瞪起吃惊的眼睛，接着眼珠转了转，上下打量我。
“我是回来找人的。”
“噢，”年轻人的情绪似乎松弛了些，“您是台湾同胞吧？”
“啊？啊，就算是吧。”
“您回来找谁呢？”
“旧门牌139号，有个叫小成的，大名叫……”
“嘿！”年轻人不等我说完就抢过话来，“您准是找121号的那人，他妈去世了，他爸爸就在台湾呢。”
“对对，我现在回来了呀！”
“您就是吗？您就是他父亲吗？对了，你们长得还真挺像的，我领您去找，您先进屋坐坐，我穿上衣服领您去找。”
听这年轻人满有把握的口气，我又惊又喜，心想大陆竟有这等奇事，街道上这些快成了古董的旧事，一个毛头小伙儿居然如此熟悉。
我进了屋。这屋子里外两间，很宽敞，也很高，是那种冬暖夏凉的好房子。我问：“你一个人住这儿？”
他点头：“我爸爸妈妈都在国外工作。”
我说：“想不到北京的住房现在这么宽敞，比台湾好得多了。”
他说：“住房？挤得没办法，这是我爷爷的私房，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还给我们的。”
小伙子进屋穿衣服去了，我在桌子旁边坐下，点上根烟，等他。
外屋只亮着一盏幽幽的台灯，灯座是个古色古香的花瓶，罩子却极洋气；一只簇新的写字台摆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而那乌黑沉重的红木书柜已被日月磨去了光泽，想必是小伙子爷爷的家底儿吧。也许当年我住在这条胡同的时候，这些家具就已经摆在这间屋子里了，如今置身其侧，浑然如温旧梦，不禁使人感慨系之。只可惜墙上装点得过于琐碎：有挂轴字画，虽欠古朴，却也儒雅一脉；也有新派挂历，一色美人头像，俗红艳绿；还有几个镶在镜框里的奖状之类。雅俗共备一堂。这年轻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咕咕咕，”一串熟悉的声音惊醒我，我眼睛蓦地一亮，就像一个神奇的梦，我发现这挨身的桌子上，一臂之隔，竟站着一只鸽子，灰色的鸽子。难道它真的飞回来了吗？我差点叫出声来！不对，这不是我的鸽子，它的颜色偏淡了些，精气神似乎也不那么抖擞。然而我的心潮却怎么也压不住地澎湃起来，不自觉地在感情上认定那就是我的鸽子，是刚刚飞渡重洋，追随我回来的鸽子，我亲眼看见，它的确是往北飞的啊！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抱它，它往旁边跳了两步，最后还是让我捧在手心里，轻轻抚摸它光滑的脊背。
这难道是菩萨的安排？
里屋的门拉开了，我抬起头，想对鸽子的主人笑一下，可是咣地一声，我愣住了，鸽子惊惶地从我怀里挣扎着飞出去，那一刹那间我只觉得全身剧烈地打了个冷战；只觉得头皮忽地炸了一下；只觉得一股子麻苏苏、酸溜溜的电流从后脚跟、腿肚子，一直贯穿了整个儿脊梁骨，敏芳，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警察！
我俨然也是长者了，本来不应该无端憎恨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不应该无端恐惧一个正在帮助我的后生，但那一刻我的确是被一种下意识的慌乱和厌恶的情绪攫住，以至于在那个小伙子弯腰去提我的皮箱时，竟尖声叫了起来：
“不！不！”
也许我的叫声太恐怖太尖锐了，那年轻人吃惊地后退半步，手足无措地看着我，又看着皮箱，以为做错了什么事，他这种不安和歉意的神情使我猛省，我怎么能拿着自己这大半生的积怨和伤痕，在一个全不相干的孩子身上发泄呢？人不能那么没理智。
“这皮箱怎么了？”年轻人问。
“啊，没有，我是说这箱子沉，我自己提。”
“咳，没事。”年轻人挥了一下手，“别看我瘦，我有干巴劲儿。”
他故做轻松地提起皮箱，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用目光催我走，我连忙把抽了半截的香烟匆匆掐灭，塞进衣服口袋，听到他“哟”地叫了一声，我才发觉这个动作有点失态。
“我们在外面，”我想解释一句，“在外面安身立命不容易，一点一滴省着过。”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半截香烟，笑笑说：“我们习惯这样了，让你见笑了。”
“没有没有，这是应该的，咱们都是中国人嘛。”小伙子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我是怕您烧了口袋，这么好的衣服。”
敏芳，我忘了跟你说一句了，他就是二勇，我刚才提起过的二勇。他在派出所里当警察，对咱们这一带户籍人口的变迁，是个名副其实的专家呢。敏芳，你看这孩子怎么样？
那天，是二勇领我穿过大半条胡同，找到了我们原来住过的院子，那院子变得几乎快认不出来了，比过去拥挤，也旧了许多，颜色好像也变了，空地被许多简易的小棚子占去了大半。我心里茫然。
找邻居一打听，小成刚好在一个星期以前搬了家，搬到不远的那片新楼里去了，具体地方谁也说不清。二勇领我去找。天黑，那片新楼区的地上坑坑洼洼，幽黄幽黄的路灯照着二勇一晃一晃的背，——那箱子确是很沉的，他不时换着手，又不时站下来等我，嘴里老是说着“快到了，快到了，”仿佛在安抚一个不耐烦的孩子。
找了一个楼，进去一敲门，说楼里没有这家人。下来，再换一个楼，进去敲门，又说没有。二勇看我气喘吁吁的样子，在路边站下了。
“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呢？北京完全变了，路遥八千里，人别四十秋，我已是人地两生了，能有什么办法？
快十二点了，春夜，乍暖还寒。做为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不管如何好善乐施，帮忙至此，也该算仁至义尽了，可我真怕他说一声抱歉，丢下我走开。这么晚了，街上已看不见人，一个筋疲力尽的孤老头子，你让我上哪儿去？
“也许，能找个旅馆？”我试探着问。
“北京住店难，这么晚了根本找不到。”年轻人不假思索地答。
“也许……再找两个楼，能找到他们？”
“深更半夜的，就怕再敲人家门人家也挺烦的。”
“是啊是啊，把你也耽误得这么晚，实在……”
“我没事。”
年轻人看着我，眨眨眼睛，“要不然，上我家住一宿？”
我望望他的大盖帽，心里犹豫，“这怎么敢当……”
“没事儿，我家就我一人，被子、床单，都有干净的。要不然您说怎么办？”
万般无奈，我只好感谢他的盛情，可那实在是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谢，他毕竟是一个警察呀！尽管看上去是一个多么讨人喜爱的少年。
这个警察的家看上去是温暖而干净的，那些老式家具所特有的那种陈旧的书香气，使人依依，恍然觉得就是我自己用过的旧物。
当然，还有那只很安静的鸽子。
“你也喜欢鸽子？”我问他。
“喜欢，北京一般还不让养呢，我这只入了信鸽协会了，算是在籍的，有证书。”
“北京也有信鸽协会？”
“有，去年还搞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的竞翔呢，还给它们评了名次，发了奖。”
“你的鸽子是第几名？”
“咳，”他笑了，“没评上，到发奖那天它还没回来呢，都以为它再也回不来了。那时候把我难过的，饭也吃不下……”
“它给你丢脸了。”
“那倒没什么，我主要是舍不得它，它可懂事呢。”
“怎么又回来了？”
“它自己回来的，那天早上自己飞回来的，又脏又瘦，站在窗户外面咕咕地叫我。”二勇笑了一下，“其实它忘不了家，走得再远也会回来，就是笨点儿。”
二勇的话使我联想到自己，不觉怦然心动。
二勇用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直率招待我，像倒家底儿似的搬出新被子，新床单，还换了干净枕巾，用热水叫我烫了脚。他自己就支个折叠床睡在外屋。他的慷慨好客搞得我一宿不能安枕，除了想小成他们，就是计划着如何报答他。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睡过去，醒来日照已经老高。我披衣出来，外屋没人，桌子上放着一只小暖壶和一盘子深红色的炸油饼。鸽子在它自己专用的小酒盅里喝水，喝两口就直起脖子往窗外望一下。我顺着它的眼睛看，二勇正穿着个雪白的小背心，在院子里练哑铃呢。听见屋里的响动，他跑了进来。
“油饼，您吃得惯吗？”
“行，行，这是咱们北京人的家乡饭。”我高兴地说。
真的，不管是不是心理作用，我反正好久没有这么好的胃口了。暖瓶里装的是豆浆，很甜很甜的豆浆，典型的北京式早餐，便宜，实惠，又香。
吃罢早饭，我想，是到了该表示一下的时候了。于是我从钱包里取出了一百美元。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倍，可放在桌面上，心里还是有些不安，觉得应当再加上一倍才过得去。
“您干什么？您这是干什么？”小家伙很激灵，马上看出我的意思了。
“不成敬意，盛情容当后报。”我说：“我们以后是近邻了。”
“不成不成，说死了也不成，我是民警，要是收您钱，非受处分不可。您瞧，我家还不错，像缺钱花的吗？”
“我知道你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年轻那会儿看过解放军的传单，现在又不打仗了，大可不必如此讲究嘛。”
“我们公安人员现在讲，‘八大纪律，十项注意’，更严。”
“可你招待得这么好，我不表示一点谢意，良心上如何过得去呢？”
“我又不是开店的，我平常老是一个人住，来个客人还是个新鲜呢。再说您是从外面回来的，外面的条件比这儿好得多，这儿不过一套铺盖，俩油饼，算什么呀。”
相争不下，我想，也罢，反正来日方长，于是说：“好，钱我收回去，可是有个小小的纪念品，你说什么也得收下。”他问：“什么？”我把那支带电子表的原子笔拿出来了，他一看就摆手，“这也不行，这也不行。”我说：“你要是不收，我就没法跨出这个门坎了，我这把年纪，图得就是个心安理得。”他眨了一会儿眼睛，只好收了。
看看表，已经到九点钟了，二勇说今天是他的休息日，可以帮我出去找找儿子，他叫我留在家里不要动，然后搬出自行车，叮叮咣咣地走了。
等了足足两个小时，不见他回来，但我心里仍然是踏实的，我相信这孩子。
中午快十二点钟，他回来了，站在院子里喊了一声：“老先生！”我出去一看，和他一块来的还有一对中年男女，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还是二勇对着那男的说了句：“他就是你爸爸！”
“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