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爱情战胜死亡，是欧洲民间故事中一再出现的一个主题。
年轻的公主，美丽得象一朵刚开的鲜花，安静得象睡去一般，但是她再也不会醒过来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她只是昏昏沉沉地躺在那儿，直到有一天,一位英俊的王子闯进了那笼罩着死亡的阴影的城堡，看到睡去的公主是那样地美，情不自禁地吻了她。这是爱情的一吻。于是魔法破除了，公主的眼睛渐渐睁开了，一张英俊的脸映进了她的眼帘，她笑了。获得第二次生命的公主和深深爱着她的王子于是结了婚。这就是《睡美人》的故事。
爱情战胜死亡，从人类文化史上看，是积淀着世界各地民族的美好愿望的一个神话原型。
这一动人的主题，同样出现在我国古代的一些戏曲里。我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为他那富于浪漫主义气息的杰作《牡丹亭》在卷首题词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笔下的杜丽娘就是有感于柳梦梅的一往情深而起死回生的。
如果翻读一下白朗宁夫人的爱情十四行诗集，又了解了女诗人的身世，那么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离神话时代已经很遥远了，离我们的时代那么接近的作品里同样回响着“爱情战胜死亡”这一主旋律。
整个诗集一开头，“死亡”和“爱情”这一对主题同时出现了，就象扭结在一起、反复较量、而又难解难分的两个顽强的对手。经过好几番剧烈的搏斗，“爱情”终于从“死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取得了胜利。第23首诗这样写道：
真是这样吗？如果我死了，你可会
失落一些生趣、由于失去了我？
阳光照着你，你会觉得它带一丝寒意
为着潮湿的黄土已盖没了我的脸？
……好吧，那我就拋开了
死的梦幻，重新把生命捧起来。
爱我吧，看着我，用暖气呵我吧！
有多少闺秀，为着爱，不惜牺牲了
财富和身分；我也要放弃那坟墓，
为了你；把我那迫近而可爱的天国的
景象、跟载负着你的土地交换！
伊丽莎白?巴莱特(后来的白朗宁夫人)并不是民间故事中的美丽的公主，也不是浪漫主义戏曲里的伤春的少女，她的爱情诗集并不是编织着梦幻的童话诗，而是用自身经历和亲身感受，再凭借光辉的才华，用抒情诗体写下的一篇自传。
这感人的爱情诗集以《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的总称闻名于世；取这一标题，是为了掩护女诗人的真实身分，与诗集的内容并不相干。假如需要为这一诗集另找一个合适的总称，那么首先让人想到的该是“爱情战胜死亡”。长期流传在古老的神话、传说、童话里的这一美丽的主题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印证，正是在这里，这组爱情诗最感人肺腑。
去年，我又开始为女诗人写传。女诗人写下爱情诗集和环绕这组情诗而展开的“爱情战胜死亡”的事迹，可说是传记中令人读后再难以忘怀的部分，那么即以此为传记的标题也许是合适的选择吧。
二
白朗宁夫人生前是当时繁荣的英国文坛上最负盛名的一位女诗人。自从1860年她最后一本诗集《写在和会之前》问世之后，一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时代的潮流在滚滚前进，诗歌艺术追随时代，也加快了变革的步子，面貌日新月异；无论诗的表现手法，吐露的心曲，都有了新的发展，新的追求。现代诗歌比较偏重于捕捉飘忽的情绪，瞬间的感受，朦胧的意识流，新奇、跳跃的联想；趋向于散文化，平淡化；往往呈现一种理性化的冷色调，带有一种自嘲似的苦涩味。
诗歌欣赏的口味变了，隔着沧海桑田的一个多世纪，回头再读白朗宁夫人的诗歌，有时不免会感到女诗人在字里行间倾注着太浓太亢奋的感情；博得当时读者赞美的那种铺张的笔调，鲜丽的修辞色彩，格律化的逻辑思维，就象一度曾经十分流行的妇女服装，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得不那么时兴了，甚至显得有些可笑了，终于连老奶奶都穿不上身了。
因此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所知道于白朗宁夫人的，只是她的四十四首爱情十四行组诗。她的作品被冷落了，声誉一度下降了。有的评论家认为：现代读者对于白朗宁夫人的不平凡的个人经历，比对于她的诗歌更感到兴趣。
但是当代有见地的评论家审视前人留下的历史足迹，看到了白朗宁夫人在英国诗歌发展的道路上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新的评价。《奥萝拉?莉》，女诗人自以为代表她最高成就的诗体小说，尤其受到重视。
在19世纪中叶，英国最有声望的评论家阿诺德（M.Arnold，1822—88)认为，诗人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只能回到遥远的古典时代去发掘题材，因为在这个失落了英雄气魄的散文化的现代社会里,是再找不到适合于史诗的永恒的主题了。这是一种复古主义倾向的论调。
白朗宁夫人承认过去的传统应该尊重，但是另一方面，不赞成为了传说中的黄金时代而忘记现实生活。她在长诗《圭迪公寓窗前所见》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不是为长眠者效力——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第217行）
她既不同意阿诺德提出的:诗人应该回到古典时代去找灵感；也不象丁尼生（1809—92)那样回避和现实正面相视，借用中世纪阿瑟王朝的传说，在诗篇中以古喻今。她以她的创作实践证明，就在紧张的现代生活中蕴藏着史诗的题材。
这一真知灼见得到英国著名女作家沃尔芙夫人(A.V.Woolf，1882—1941)的充分肯定，她说伊丽莎白?巴莱特为纯粹的天才的灵感所鼓舞，一头冲进会客室，宣布道:就在这儿，就在这我们生活着、工作着的地方，才是诗人的立足点。”对于《奥萝拉?莉》的女主人公，沃尔芙夫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她是她那个时代的真正的女儿。”
的确，白朗宁夫人塑造了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形象。年青的少女奥萝拉敢于单枪匹马，冲出家庭，走向社会，靠手中的笔杆儿自食其力；而且不是独善其身，她关注着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个症结：妇女问题，为争取姐妹们的解放而吶喊着。
两位美国当代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家在她们的文集《顶楼上的疯女人》(1979)中有充分的理由把《奥萝拉?莉》认作属于自己阵营的作品，称道这部诗体小说是“女权主义者自我肯定的一部史诗”，白朗宁夫人是“所有的英国和美国的现代女诗人的祖母；她确实是艾密莉?狄金森的精神上的教母”。
我们都知道，艾密莉?狄金森（1830-86)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她是现代美国诗歌的开拓者，开一代之诗风，由此可以体会到当代美国批评家所给予的“精神上的教母”这一评价的分量了。
在奥萝拉这位新女性的形象中有着白朗宁夫人自己的影子，她作为女权主义的先驱，在许多诗歌中为受社会歧视的妇女发出不平的呼声；她的诗思无疑有好些方面可以和我们现代人的思想认识相沟通。白朗宁夫人值得为后世的人们所纪念，不仅仅因为她曾写下了不朽的爱情组诗。
三
1961年5月底，白朗宁夫人逝世一百周年，英国伦敦举办了一个纪念性的展览会，主办人有一个目的，希望引起人们的兴趣，以便得到各方面支持，获得更多的有关女诗人和她丈夫的生平资料。就在展出期间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女诗人从二十五岁到二十六岁曾写了一年日记,这日记本被发现了。以后又陆续搜集到她给弟妹们和友好们的信札。这些日记，信件，经过整理、编辑，都陆续出版；此外，更有白朗宁夫妇书信全集也在分卷出版中；这样，到了八十年代，为白朗宁夫人撰写传记，当代学者拥有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是以往学者无法比拟的。英国女学者玛格丽?福斯特在她的《伊丽莎白?巴莱特?白朗宁传》中甚至这样自信地宣称:“我们现在对于女诗人的了解甚至胜过她本人对自己的了解。”
可以在文学名著的出版史话上提一下的是，这情诗集出现过伪印本。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叫做魏斯(W.J.Wise)其人，自称发现了十四行组诗的最早的1847年单行本，还编造了一段故事：白朗宁夫妇在比萨定居后，1847年初，有一天早晨，白朗宁正独自站在窗口眺望，他的妻子悄悄走近来，从他身后把一卷稿子塞进了他的口袋，请他看一下，是否喜欢，她随即逃上楼去。这就是爱情组诗的原稿。她丈夫读了，不敢独占这文学上的无价之宝，可是女诗人很不愿把个人的情诗公开发表；结果就在那年委托她的女友在伦敦自印少数本子，未标书名，内封上只简单地写着“十四行诗集，E.B.B.作，1847”。
实际上这是伪造本，当时却骗过了许多人，信以为真。直到1934年，两位年青的英国学者卡德和波拉德，用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方法证明了所谓1847年的“试印本”所用的那种纸张是1874年以后制造的，所用的印刷字体是1880年以后才出现的，这才真相大白。
但是谎言的阴魂似乎一直不散，直到1990年9月，美国出版了一本装帧印刷都很讲究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及其他情诗》，编者介绍十四行诗集时还是这么说:“白朗宁夫妇从巴黎来到比萨，就在比萨，她把十四行诗集给丈夫看了。”
我们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奉行闭关政策，海外文化信息比较闭塞，八十年代初，情况已有所改善，但我为自己的十四行诗集译本写女诗人小传时，手头除了两卷本情书集外，只能以道屯所写的《白朗宁传》(1915年版）为主要依据，其他参考材料也嫌陈旧了，不免以讹传讹，我依据纽约克罗威尔书店1945年版《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所附的一段谈版本由来的笺注，不自觉地重复了这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