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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简直与《美食，祈祷，死亡》中的情节如出一辙。（《美食，祈祷，死亡》是美国文献类纪录片《1000种死法》第五季的剧集，节目于2008年开始播放，收集各种非正常死亡的案例，并进行相应模拟和介绍。）我确信自己从来不想搞砸任何事情，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就拿我的诊断结果来说，桑德斯医生竟无法鼓起勇气将它告诉我。
“恐怕是恶性的。”他坐在办公桌后说。
“恶性的？”我茫然地问。对我来说，这一天已经够艰难的了，即便之前护士打电话叮嘱我今天务必要来见桑德斯医生，我还是没能轻易说服老板让我提前下班。
“癌变了。”他纤薄的嘴唇紧紧抿着。
“你不会是说我得了癌症吧？”我问，试图弄清楚他所说的——确信这一定不是他想表达的意思。毕竟前不久他切除我胃里的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块时，他很确定那只是一个良性脂肪瘤，做手术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嗯。恐怕是的。”他谨慎地看了看手上的报告，就好像他从来不是靠给人带来坏消息为生似的。
“我不明白。”我说。
“伊丽莎白。”他说着，上前拉起我的手。我意识到他侵犯了我的私人空间，猛地抽回了手，我对这样的“突然亲近”还无法做到轻易释怀，更不用说刚才他无意间的身体语言或多或少地告诉了我，我已是将死之人。“你得的是皮下脂膜炎性T细胞淋巴癌，这种癌症极其罕见，可一旦出现，病患通常是像你一样三十来岁的人。我担心它有迅速恶化的趋势，你必须……”
我再也无法专心听下去，脑中正经历着库伯勒·罗斯“悲痛五阶段”中的一连串反应：“否定”——没有人会叫我伊丽莎白，我的名字是丽比（丽比是伊丽莎白的昵称）。很显然，桑德斯医生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愤怒”——他说他很肯定那个脂肪瘤根本没什么危险！现在可好，他该多感激这些年花那么多钱购买的医疗事故保险。“讨价还价”——如果我为给罹患癌症的孤儿募集捐款去跑马拉松，那么，我不仅会活下来，还将变得无比成功，就连奥普拉本人也会去推崇我的回忆录。我要开展一项提高公众意识的运动，通过呼吁赛跑和佩戴青绿色橡胶手环，寻求癌症疗法，这青绿色将成为全国关注这一癌症的流行色……我得的癌症叫什么鬼名字来着？“绝望”——我不会为寻求疗法而赛跑，因为我平时不跑步，甚至从不锻炼，这或许就是我的身体布满过度繁殖的病菌孢子的原因吧，还不到四十岁就开始痛苦无比。“接受”——不幸的是，“接受”本质上等同于“绝望”。我快要死了。就像当年我母亲一样。
桑德斯医生依然在喋喋不休，他显然注意到我正在盯着他发呆。“那么，说说化疗吧，我建议你——”
“不。”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不？伊丽莎白，你最理想的存活手段就是尽快尽全力消灭癌细胞。我猜你见过最糟糕的化疗副作用，但对于淋巴癌来说，治疗是可控的。而且，恕我冒昧，忍受治疗所带来的痛苦要比……好吧，要比未接受治疗好。”
“我不要治疗，”我说，“我不想做化疗，也不想做放疗或者别的什么。不做治疗能活多久？”
“抱歉，你说什么？”
“你应该感到抱歉。刚刚给我判了死刑。现在告诉我，不治疗能活多久？”
他一脸迷惑：“我得给你做个CT，看看癌细胞是否扩散到其他区域，不过就细胞活跃程度来说……呃，预计六个月至……嗯……很难说。当然还是有一些成功案例的，活得比预计期限长很多……”
“好吧，”我说着，从椅背上取下我的包准备离开，“保持联系。”
“伊丽莎白！我真的很想请你见一见治疗顾问——”
还没等他说完我就离开了。我的舌头上有一种冰冷的硬币的味道，就好像我已经同意化疗，有毒的液体已经开始注入我的血液。什么肿瘤医师、护士、放疗师、临终关怀师——这些癌症伙伴我都再熟悉不过，而且一点都不感兴趣，一点也不。
我的孪生哥哥，保罗，曾经对我说世上有两种生活态度，一种是健康地回避，另一种是“丽比之地”。他的理论是，为了正常生活，大多数人必须选择回避现实，或至少较大程度地回避现实。否则诸如非法雇用童工、战争、食物中的大量农药残留以及每天都离死亡更近等等可怕的现实会影响人类正常生活。
“但是对你来说，丽比，”保罗说，“整个世界都是小猫咪、彩虹和完美结局。这非常可爱，或许有助于良好睡眠。但我有时很替你担心。”
如果这话是别人说的，我一定觉得很受侮辱。保罗比任何人都了解我——比我丈夫汤姆，或许甚至比我自己都更了解我。我也比其他人更了解他，包括他并不引以为傲的小题大做癖好，即便这癖好可能让他成为非常优秀的，有着让人不安的预测市场崩溃和其他灾难的能力的一类人。这让我们俩珠联璧合。
成天沉浸在完美生活中的我却突然得了癌症对他来说该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在通往幸福的路上，我转错了路口，转进了死胡同。
当我快步走出桑德斯医生的办公室到达电梯口时，满脑子想的都是葬礼，就和那些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人一样。我平生只参加过一次葬礼，后来发誓再也不参加葬礼。
那是我母亲的葬礼。
那年保罗和我十岁，我们不敢在人前拉着彼此的手，只得一起挤在殡仪馆的角落里，他紧紧抓着我的裙子，我拽住他西服的一角。我们看着父亲跟这个人打招呼，跟那个人叙旧。偶尔有人凑到我们跟前拍拍我们以示吊唁，然后很快地离开。所有人都做了应该做的，感到宽慰不少。房间里的药水味令人窒息。很长时间过去了，又过了很久很久。终于有人把我们俩推到殡仪馆大厅的前方，母亲就躺在那里。
殡仪馆装点得有点像小教堂，我们被安排坐在前排我们父亲旁边，离棺材特别近。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双脚麻木，双手和脸颊感到刺痛，而我的耳朵热辣辣的，好像因为知道坐在我们身后的人们都试图不看我们，但忍不住还是要看。
牧师在讲台就位，开始祈祷，祈求上帝欢迎“菲利普的妻子和保罗、伊丽莎白的母亲”去到她天堂的家。而我却向上帝祈求成全我跟母亲一起去天堂。我手上、脸上的刺痛说明我一定生了重病，祈求上帝带我去母亲那里，带我去见罹患癌症前的母亲，那个面带微笑没有病痛的她，伸手握住我的手——我只想去有她在的地方。
父亲做了发言。其他几个人也发了言。我记不清他们是谁，都说了什么。后来殡仪馆大厅冷清下来，这时保罗扯我的裙子，使劲扯，告诉我是时候了。
棺材只开了一半，好像母亲那一半被遮住的身体因为最终害死了她而见不得人。我告诉自己，假如不去看母亲，那这一切就都不是真的，是别人在经受这糟糕的事。
但是我必须看看她，因为这是我能在这世上看到她的脸庞的最后一次机会。
即便她已死去，皮肤上涂着厚重的水粉，两腮胭脂过于艳红，前几日在临终关怀院里面颊水肿涨大，现在已然凹陷，她仍然是那个在我需要安慰时替我擦干眼泪的女人，是那个为我把三明治切成我所喜欢的小方块的女人，是那个告诉我她会永远爱我，甚至比永远还远的女人。
她看起来很好。当我伸手再一次轻轻触摸她，我知道生命中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都比不上这次诀别让人难以忍受。
我希望父亲因我触摸母亲而斥责我，可是那是当天第一次，他没有抑制住情绪，抱住双膝哭泣起来，明显是为了孩子们而哭。
保罗在我旁边痛哭起来。他还紧紧握着我的手，紧得好像在灼烧。我没有让他停下来。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是没妈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彼此的唯一。
父亲载着保罗和我穿过整个州去埋葬母亲时，我决定这辈子再也不参加葬礼了。这几乎成了我的誓言：远房亲戚、朋友的父母或同事去世，我就寄去很大的花圈，搪塞缺席的原因。
待桑德斯医生办公室外的电梯门打开，这个下降的铁盒子把我送到楼下大厅时，我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坚守这个已经坚守了二十四年的誓言。
我终将参加葬礼。而这次的葬礼是我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