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释放的祖克曼是什么

“喂，有钱人，你坐什么公交车啊？”

一个小个子、强壮的年轻人，留着短发，身着一套崭新的商务西装，这样问道。他一直对着一本汽车杂志幻想憧憬着，直到看到坐在他旁边的人，于是一下子来了精神。

他并没有对祖克曼不太友好的回答——坐公交车穿越空间——感到气馁，而是很高兴地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这些天来，所有能看到他的人都这样。“你该去买架直升飞机，要我我就这样。租下公寓楼顶的降落权，直接飞过狗屎堆。嘿，你看到他了吗？”这第二个问题是问一个站在走道里读《纽约时报》的男人。

公交车从祖克曼所住的新上东区，一路向南行驶在第五大道，去城中心。他要去见第五十二大街的一个投资专家，这是由他的经纪人安德烈·谢维茨安排的，为了使他的资产分散保值。祖克曼那段只担心如何赚钱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后他要为钱生钱的问题操劳了。“你把它放在哪儿了呢？”在他终于给投资专家打电话的时候，专家问道。“在我的鞋里，”祖克曼说。投资专家大笑，“你想一直把它放在那里吗？”尽管答案是肯定的，但那个时候说“不”会更容易一些。祖克曼暗暗决定实行一年的延缓计划，对于因突然而来的巨大成就所引发的严肃问题一概不予考虑。只有当他能恢复理性思考时，他才能够做出理性的行动。所有这些，这种运气——意味着什么呢？它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猛烈，就如同厄运降临一般让人困惑不解。

由于祖克曼通常不会在早高峰时段出行——他只会手端咖啡杯走入书房重读前一天写的段落——因此当他意识到此时搭公交车很糟糕时已经太晚了。六周前，他来去随意，时间自由，不需要事先回忆自己是谁；现在他依然拒绝相信他比那时更受拘束。每天思考自己是谁这个问题，实在是太过铺张，要是再背上自恋这个担子，就更累人了。

“喂。喂。”祖克曼激动的邻座又一次试图分散过道上读报男人的注意。“看到坐在我身边的人了吗？”

“现在看到了，”传来一个严厉而生气的回答。

“他就是写《卡诺夫斯基》的家伙。难道你没有在报上读到过吗？他刚刚赚了一百万美元，却竟然在坐公交车。”

听到百万富翁在车上，两个穿着一模一样灰色制服的女孩——两个瘦瘦弱弱、长相甜美的小孩，显然是颇有教养的小姐妹，正在去市中心女隐修会学校的路上——转过身看着他。

“维罗妮卡，”其中个子小一点的女孩说，“这就是妈妈在读的那本书——《卡诺夫斯基》——的作者。”

孩子们跪在座位上好转过来面对他。她们对面一排的一对中年夫妇也转过身来看了一眼。

“好啦，孩子们，”祖克曼轻快地说。“回头做功课去吧。”

“我们的妈妈，”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儿抢过话来，“她在读你写的书，卡诺夫斯基先生。”

“好吧，可是妈妈不会希望你们在公交车上盯着别人看的。”

不起作用。也许她们正在圣玛丽大学钻研面相学吧。

与此同时，祖克曼的同伴正转身向后，向一位女士解释发生了什么，让她也加入进来。天下一家么(1)。“我正坐在一个刚赚了百万的富翁旁边！也许是两百万。”

“噢，”女人温柔地说，“我希望那么多钱不会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

往南离投资专家事务处还有十五个路口的地方，祖克曼拉了拉绳子，下了车。在这儿，在这个缺规失范的花园地带，在早高峰的街道上，做个无名小卒还是可能的。如果不行，那就试试留胡须吧。也许，这与你所感、所见、所知以及欲知的人生相距甚远，可是，如果一字胡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那就留吧。你不是保罗·纽曼，但你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你了。一字胡。一副隐形眼镜。也许一袭多彩的服装会有所帮助。试着用当今的方式打扮自己，而不是二十年前上“文科2”时时兴的行头。少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那样，多像吉米·亨德里克斯那样，你就不会过分执着了。你的步态怎么样？他过去总是一直注重这些。祖克曼走路时膝盖并得太紧，步速太快。一个身高六英尺的男人应该更从容不迫。但是，当他走了几十步之后，就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把从容步态忘得一干二净。唉，现在就得着手考虑这个问题了，尤其是他的“性资质”正在经受新闻舆论的严格检查。走路也要像工作一样咄咄逼人。你是个百万富翁，那就走得像一个真正的百万富翁吧。人们都在看着呢。

是在开他的玩笑。有人在开他的玩笑——是那个在车上被告知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兴奋的女人。一个高高瘦瘦、浓妆艳抹的老女人……只是她突然开始追着他跑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她还解开钱包上的锁？突然，肾上腺素提醒祖克曼也得狂奔起来。

你看，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让祖克曼暴富的这本书。很多人已写信来谴责他。“你把犹太人置于完全变态的西洋镜下，描述他们的通奸、露阴癖、手淫、鸡奸、恋物癖和皮条客”，一位读者——他的信笺抬头像总统那样的令人肃然——甚至建议说他“应该被处死”。一九六九年春天，这可能已经不是一种夸张的表达了。越南成了屠戮场，无论是不是身处战场，美国人都变得十分狂暴。就在一年前，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都死于暗杀。离家更近的地方，祖克曼原先的一位老师依然四处逃亡，因为有一天晚上他正坐在桌旁，手里拿着一杯温热牛奶和一本沃德豪斯的小说，这时一支来复枪向他开火，射穿了厨房的窗户。这位退了休的单身汉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古英语已达三十五年。这门课很难，但也不是那么难哇。但是，一个血肉模糊的鼻子已远远不够了。在那些备受侵害的人的幻想中，把人炸得血肉横飞似乎已替代了狠狠抡打一拳；只有彻底消灭才会得到长久的满足。前一年夏天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数百人受到了棍棒的殴打，遭到马匹的踩踏，从玻璃窗中被丢了出去，只是因为冒犯了秩序和体面，而他们的程度和祖克曼的所作所为相比（至少在很多跟祖克曼通信的人看来），简直微不足道。在一个破烂屋子里的某个地方，一张以他的脸（没留髭须）做的《生活》杂志封面就钉在某位“独行侠”床边投掷飞镖的距离内，这在祖克曼看来并非根本不可能。这些封面故事对于一个作家的作家同胞们来说已经够受折磨的了，更不用说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祖克曼在笔会俱乐部所做好事的精神病病人了。噢，女士！但愿你认识真正的我！不要开枪！我只不过和其他人一样，是个严肃的作家！

但是，替自己辩护为时已晚。那位女士的无框眼镜后面，施了浓粉的脸上，一双灰绿色的眼睛透着坚定的信念；她抓住他的胳膊，和他只有可以平射的距离了。“不要！”——她并不年轻，正在努力地大口喘着气——“不要让臭钱侵蚀你，无论你是谁。金钱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过快乐。只有上帝才行。”从卢格尔手枪大小的钱包里，她拿出一张印有耶稣头像的明信片，塞到他的手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只行善事，不做恶事。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而真相就不在我们心中了。”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距离投资专家办公室不远的角落的咖啡店里，祖克曼正在慢慢啜饮咖啡，生平第一次读早报上的经济专栏。这时一个满脸微笑的中年妇女向他走过来，告诉他自从读了他在《卡诺夫斯基》中关于性解放的论述，她现在已经不感到那么“拘谨保守”了。祖克曼在洛克菲勒广场的银行里取钱时，那位长发保安悄悄地问他能不能摸一下他的衣服，这样他晚上回家就可以和老婆吹嘘一番了。当他穿过公园时，一个穿着高雅、透出上东区气息的妈妈抱着她的宝宝，牵着一只小狗，跨步走到他的跟前对他说：“你需要爱，一直都需要。真为你感到遗憾。”在公共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一位老绅士拍拍他的肩膀，带着浓重口音——祖克曼爷爷式的英语——告诉他，他为祖克曼的父母感到多么难过。“你没有全身心地投入生活，”他悲伤地说。“你的生活中应该有更多的东西。但是你忽略了。像是跟谁过不去一样。”最后，当祖克曼回到家的时候，一个高大快活、来自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的黑人男子等在大厅里读电表。“嘿，你真的都干过书里写的那些事吗？和那些女孩们？你真牛，哥们儿。”这只是一个读表工啊。但是人们不止会读仪表，他们也读了那本书。

祖克曼个子很高，但是没有威尔特·张伯伦那么高。他很瘦，但是也没有圣雄甘地那么瘦。他习惯穿着棕褐色灯芯绒外套、灰色高翻领毛衣和卡其色裤子，打扮得非常干净整洁，但一点也不像鲁维罗萨(2)。与身处雷克雅未克或赫尔辛基不同，一头黑发和高高的鼻子也并没有让他在纽约变得很惹人注目。但是，一星期中有好几天，人们还是认出了他。“这是卡诺夫斯基！”“嘿，卡诺夫斯基，你要小心啊，他们会逮捕你的！”“嘿，要看看我的内裤吗？”一开始，当他听到大街上有人叫他名字的时候，他会挥手招呼，以展现他的彬彬有礼。这是最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这么做了。然后，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假装没听见，继续走。再然后，最容易的事情是假装他幻听了，认为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不存在的世界。他们错把扮演当成了告解，叫着一个只存在于书里的名字。祖克曼试着把它当成是一种赞美——他成功地让活生生的人们相信卡诺夫斯基也确有其人——可是最后他假装他只是他自己，然后迈着小步快速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