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左巴带来希望吗

无数次，我想写阿历克西·左巴——一个我非常喜爱的老头的传奇。

我这一生从旅行和幻想中得到了极大裨益。而在所有人中，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对我的斗争有所帮助的寥寥无几。如果非要问谁在我心灵中留下的烙印最深，大概可以举出三四位：荷马、柏格森、尼采和左巴。

荷马是只高超明亮的眼睛，太阳似的光辉四射，普照万物；柏格森把我从青春时期为之困扰而感到迷惘的哲学问题中解救出来；尼采使我增添了新的苦闷；而左巴教给了我热爱生活和不怕死。

而如果叫我在全世界选择一位导师的话，我肯定选择左巴。

他拥有的一切，正是一个知识分子所求之不得的：原始的眼睛像飞箭般扑向猎物；创造性的纯真使他每个早晨遇见什么东西都像初次看到，使日常生活中的永恒事物—— 风、海、火、女人、面包，样样变得洁净无瑕。一双稳操胜券的手，一颗清新活泼的心，嘲弄自己的勇气（仿佛他有一种内在的超越自身的力量），还有他那出自一个比肺腑更深的泉源的狂笑。这狂笑声在关键时刻从左巴老迈的胸膛及时涌出，冲破人们在惶恐中为了保全自身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一切道德、宗教和爱国主义的樊篱。

当想到多年来为了满足心灵上的饥渴，我把从书本和导师们那里获得的食粮拿来与左巴在几个月中使我享受到的丰厚盛餐相比，就几乎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和悲哀。我们的巧遇使我感到白白浪费了一生。我很晚才遇到这位“老人”，我身上内在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得到挽救的了。巨大的转变、意向的根本转移、火的净化、洗心革面，已经没有可能，为时过晚。因此，对我来说，左巴不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指导性的生活模式，而只得降格为一个文学题材，让我用来填满几页纸张。

把生活转变为艺术这种令人沮丧的特权，对肉食动物来说是可悲的。热烈的情感找到一条出路而离开了胸膛，心灵便得到慰藉，不再苦闷，不再感到需要进行肉搏而直接投身到生活和行动中去。情感化为烟圈在空气中消失而自鸣得意，心灵不仅欢喜而且感到自豪。它把瞬息即逝的时刻—— 有血有肉的时刻—— 变成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永恒的东西，视为一项崇高的业绩。于是左巴这样一个骨肉丰满的人，在我手中变成纸墨。事实上，这正与我的意愿相违。左巴的故事从我肺腑深处开始，逐渐在我心中形成。

起初是一种音乐旋律，令人激动的欢乐和悲伤，仿佛一个异体进入我的血液，我的肌体奋起迎战，去征服它、吞并它。然后，词句跑来聚集在这个核心周围，犹如在哺育一个胚胎。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遗忘的欢乐和悲哀重现，生活进入一种较轻松的气氛，于是左巴就成了一部传奇。

我当时还不知道应赋予这个左巴的故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一部传奇式的小说，一首歌曲，一个复杂的东方寓言故事，还是一篇叙述我们在克里特岛一段海岸上生活和采掘褐煤的枯燥记录？我们两人都很清楚，我们采矿的实际目的是掩盖人们的耳目。我们急切等待太阳下山和工人接班，然后就可以躺在岸边，吃美味的农家菜肴，喝强烈的克里特酒并聊起天来。

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一言不发。一个知识分子在巨人面前又能说什么呢？我听他讲述关于他那在奥林匹斯的乡村、那里的雪和狐狸、圣索菲亚、褐煤、白云石、女人、上帝、爱国行动和死亡；而忽然间，当他感到冲动而词不达意时，他就蹦起来，在粗糙的海滩石子上跳舞。

他年纪大，瘦骨嶙峋，腰杆笔挺，头向后仰，一双圆圆的鸟儿眼睛。他跳舞，尖声叫喊，用他的大脚砸着岸边，海水溅到我脸上。一听见他的声音，更确切地说他的叫喊，我就感到生活有了意义，就感到要把自己投入生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限于观察，像个吸鸦片的人似的靠纸和笔进行活动）。

到了午夜，我就看见左巴跳舞，像一匹奔马般嘶鸣，呼唤我跳起来，跳出节制习惯的舒适躯壳，和他一起踏上远大的征程。但我仍然停止不动，只是颤抖。我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感到自惭形秽，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敢涉足于疯狂的最高形式，也就是生活实质所要求的行动。但是，我从来没有像在左巴面前感到惭愧得那么厉害。

某日拂晓，我们分手了。因为不可救药的浮士德式的求知病，我再次流浪海外。他则往北去，到了塞尔维亚，靠近斯科普里的一座山里。据说他在那里发现一个丰富的白云石矿脉。他得到一些富人的资助，购置器材，招募工人，挖掘坑道，爆破山石，修筑道路，引水入山，建造房屋。他老当益壮，娶了一个名叫柳芭的美貌妻子，还添了一个孩子。

有一天，我在柏林接到一封电报：“发现绝美绿宝石，速来。左巴。”那正是德国遇到大饥荒的时候。马克贬值，顾客需要拿上一袋子面值百万计的马克才能买到一点东西。进饭馆吃饭就要把纸币塞得满满的皮夹子掏空付账。最后，一枚邮票面值一千万马克的日子终于到来。

在这样的艰苦日子里接到左巴的电报，让我很生气。千百万人因为得不到一块面包来支撑他们的灵魂和肉体在蒙受屈辱，而这封电报却邀请我做千里之行去看美丽的绿宝石。让美见鬼去，我心里说，美是没有心肠的，不关心人间的苦难。但忽然间，我大吃一惊，害怕起来，觉得左巴的野蛮叫声得到了另一个存在于我内心中的野蛮叫声的响应。我内心的一只猛禽振起翅膀，就要起飞。

可是我没有离去。我又是不敢。

我没有乘上火车。没有听从内心中生气勃勃的超凡的呼叫。我没有做出一个不理智的勇敢行动。我听从了理智、冷静、慎重而平凡的声音。我拿起笔来写信向他解释……

他在回信里说：“很遗憾，老板，可你是个耍笔杆的。可怜的家伙，你本来也可以有机会一辈子才能看到一回这美丽的绿宝石的，可是你看不到了。上帝啊，当我没有事的时候，我就常纳闷儿：有地狱还是没有地狱呢？可是昨天接到你的信我就说：‘对耍笔杆的人来说，肯定有地狱。’”

我的记忆在活动，一幕幕往事呈现眼前。让我们把左巴的故事从头说起吧。就像五颜六色的鱼在夏季清澈海水中游过似的宝贵时刻，与他有关的最有意义的事在心中闪烁。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在我心中消逝。左巴接触过的任何东西都似乎变成不朽。

然而这些日子里，我忽然感到焦虑不安。从得到他的最后消息到如今已经两年。现在他已有七十多岁，可能在危险中。他准在危险中！不然的话，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意外地感到，需要尽快整理关于他是怎样一个人，回忆他对我说过的话和他的所作所为，把一切捕捉住，固定在纸上。我仿佛要驱除死神，驱除他的死神。这，恐怕不是一本书，而是墓志铭。

这本书具有墓志铭的全部特征，仿佛亡灵供盘，上面放着一个祭灵麦饼，饼上洒着厚厚的一层糖，用桂皮摆成名字—— 阿历克西·左巴。

我注视着这名字，湛蓝的克里特海突然浮现眼前，海水汹涌高涨，冲进我的心田。话语、笑声、跳舞、酒醉时的欢闹、忧虑，灯下闲谈。那双温情又轻蔑的圆眼睛，似乎每一时刻都既向我致意又道永别。

当我注视那华丽的祭品时，情不自禁地，另一个影子和左巴的影子纠缠在一起。这是一位不期而遇、被吻过成千上万次、浓妆艳抹的堕落女子。我们在面对利比亚的一个克里特沙滩上遇见了她。

人的心就像一个封闭的血坑，一旦打开，所有挤在我们周围的饥渴的、忧伤的影子都跑来吸血，以求再生。它们来喝我们心灵的血，因为它们知道不会有其他的复生机会。左巴大步走在最前面，把其他影子甩在一边，因为他知道，今天的墓志铭是为他书写的。

让我们献上自己的鲜血，使他得以复活吧。

让我们尽一切可能，哪怕他得以多活一天。

致这个不可思议的酒囊饭袋、老工人、情人和流浪汉，他是我一生中认识到的最伟大的心灵、最坚实的躯体、最自由的呐喊者。

尼科斯·卡赞扎基斯...